债权人与债务人

                
                
        不是孤独卸下了世界的假面，而是我们在孤独中的不停质问。不停地质问，让事物呈现出原本面目。这种原本面目就是物（化）——符号的冷漠。围绕我们的每一物依赖我们的孤独在自己内部独语，像一种精怪吸食了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永远不知道它们对我们说什么。这是一个木乃伊的面目，与爱的对象的面目相似。
        行动先于灵魂和信仰，决定灵魂和信仰。这是我长期的观察和对比后的总结。诗歌是（心智的）行动，但不是所有诗歌。仅仅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诗歌才是行动——实在；其它情况下不过是一堆犹如瓷器的符号。
        如何阅读。我不喜欢“历史”这个词，但喜欢“起源”，宁可关注起源也不愿谈及历史。在历史面前阅读的幸福意味着什么？当阅读成为获取幸福的唯一方式时，它意味着绝对不再幸福。我们享受阅读时是一个止不住血的小伤口，浑身的刺，一只老鼠，到处的生成，一个深渊在享受智慧，如培根画面里的残疾人面对残酷的镜子。
        最纯粹的时刻只是进食的时刻，牛羊一般的时刻。摆在我们面前的百分之九十的书籍带来的阅读的这种境况，就是基督教最初的预言：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不是因为我们有罪，而是偷食了知识树上的果子，然后人类就只能在这个逻辑链上去写作了，这是无尽的大出血。血什么时候才能止住呢？一种非历史的写作是怎么达到的呢？
        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个人印记”地阅读、写作，不惜一切代价摆脱困扰着你的幽灵，不惜一切代价去生存。
        这可能吗？可能通过阅读去遗忘、去斩断历史的重负吗？作为历史的书籍就是那些重负、疤痕，进入阅读意味带着伤口回忆，再次把一串该消失的名字的序列带到眼前，否则阅读怎么开始？也没有“身边”，身边的无论什么都是书籍，而最纯粹的时刻只是进食的时刻。
        培根的三联画像丢勒《忧郁之一》的变形。潘诺夫斯基可以把忧郁分析得很具体，从才能、体质、不良影响、悲剧的角度——布勒东有同样的忧郁。今天我倾向认为忧郁来自作为获取幸福的途径（技术器具、书本）与幸福之间的矛盾——联系尼采的问题：《历史对人的利弊》。当他写这件事时他才在写作，我们才在阅读中幸福了。甚至德勒兹带来的阅读也不能免俗。他们提示的太多了。“一种被彻底认知并溶化到知识现象中去的历史现象对于已经认知它的人来说，是已经死了。”（尼采）
        本雅明似乎是在让自己消失之后才开始写作的，他运用他的记忆就像运用另一个人的，或者说，把记忆物质化，就像它们成了棋子，以供他运用，但它对他来说，绝不是活生生的身体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因而情况看上去更加像他是语言的棋手，语言的机器。他分明能感觉到写作的快乐，这种快乐差不多就像他在收藏爱好中感到的快乐。而他的收藏爱好和他对“身边”每种事物的爱好和关注是一脉相承的。他像个没有被驱逐出伊甸的人，能够像石头、贝壳、牛羊吃草那样幸福（这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写关于石子、贝壳的诗的那种情况）。
        欧·亨利的行动诗学。《麦琪的礼物》：女孩卖掉头发为男孩买表链，男孩卖掉表链为女孩买梳子。资本主义越发达，道德检查和压抑越强烈，幻象越生猛，不安逸感越强烈，饥饿和一无所有越成为大多数人的威胁，无产阶级越成为无产阶级，作为信物的礼物就越应该成为爱情的唯一保障。
        信物，正如阿甘本说“义不以光为食”，类似无产阶级的性命交付，而不是交付一个无能力（即便有能力）购买的光辉前景。信物必须被交付因为它让期待和热情在实现的那一刻达到顶点，否则媒介交流不过是制造恐惧情绪的手段。信物必须交付就像希望和正义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未来的表象。
        网络时代，信物也是接触和交往的唯一凭证，唯一经得起考古和继承的东西，而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已担当不起礼物的职责，因为和哲学一样，它是技术垄断，把欲望强加给我们，运用读者的热情进行投机。只要看看那些诗的结尾就知道它们仅是为写而写，为技术争霸而争霸了。
        信物的交换是有实效性的，是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实现的。而资本主义艺术和文学却在推迟这一时刻，为的就是将热情榨光。实际上，在艺术信息的交换中，将永远没有信义可言了，它总是规避危险，当它实现承诺时，被承诺对象可能早已因为迈不过危险的门槛而独自死去。如果在第一次危险来临时，你不没能卖表带换梳子，那么在第二危险来临时你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符合期待，恐怕只能以断手或断耳换梳子了，到第三次，就是献上头颅也支付不起了，最终，一座地狱也将难以平复上帝的怒火。这是一个沦为伪君子的过程。也是艺术建立其阶级的过程。
        在一个阶级问题前你不是不愿融入而是根本不能融入艺术和文学圈，穆斯林不是因为清高而不能融入法国而是法国不允许。无产阶级作品只有勇敢地宣布自己的胜利和更高等级，才能摆脱这一局面，从而也将资本主义作品从无止境地机械生产中解放出来。因为做着贡献和牺牲的不可能是资本主义作品，而是无产阶级。
        一个完成式的作者，是那第一个过量支付了行动的作者，是完成式的爱人，他可以休息并进入静止了。他的潜能是非潜能，他的被动是曾经的行动换来的，而“正在行动”中的作者面对他反而仍是被动的：完成式的作者就是“田纳西山上的坛子”是旷野的呼声，一个抽血器，只有你迎着它走去的份了。
        归根结底，尼采说，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是首要关系。这也是诗歌写作史的一次大转型。
        电影《机器纪元》。机器人进化的速度远远超越了人类，很快，人类不再能够理解和掌控机器人。最后机器人可丽儿带着机器人们自己制造出的甲虫——它们的后代和产品，彻底离开人类城市，奔赴沙漠深处，去建立自己的生活和天地。
        作品作为未来的种族或机器人纪元是有别于人类种群的。与其说作品是未来的种族不如说作品是离开人类，在别处，在人不能深入的地带独自发展起来的机器种群。我们写作不是为了共创一纪念碑式的历史，而是这个肮脏的、无可逆转的历史像必要条件把个人逼迫锻造成自由精灵、机器人。历史是出走的席勒们的！
        “卡夫卡的语言机器”，这个修辞是无比优美的。一个能制造机器人的人，而不是扯碎布头的人。卡夫卡的一个寓言是一个机器人构造，一种诗的快感，相对于其它形式的装配速度的快感。整个生命转化成了机器人，如果上帝存在，也是存在于这一转化之中。从来没有能够治愈历史和时代的药方，我们的绝望是没有出路和逃逸线的，除了对它的这一大堆破坏，除了用生命去宣告它的死亡，用生命换一架能去往沙漠的机器。
        列斯科夫《着魔的流浪人》，他的每个流浪阶段都仿佛漫长得看不到尾声，有一次在鞑坦沙漠他被拘禁了十年。十年！这样的阶段有很多。
        我们低估了生命的长度。一生不仅只是“一”生，它不是“一"个故事。变化是打破监狱的形式。这告诉我们世界并没有强大到成为一个唯一的监狱的程度、强大到足以不可战胜。当十年也不过是弹指一挥时，这并不妨碍生命的茁壮。最后一刻的自由可以让前面的数十年、百年成为零。
        每当看到赴北京的列车班次、航班班次，你都想，这些人是去奔丧的—北京是个火葬场、监狱，不因它建了火葬场和监狱它自身整个地就不是火葬场和监狱。全球最有奔丧感、奔赴活埋感、火葬场感、殉葬感的城市——北京。世界是一个监狱，而且无论如何发展都会发展成新的监狱，再也不能有新的否定了，这是哲学的终结；世界是一个监狱，但它管不到我们头上，这是文学的开始。
                
                
        富人、利益共同体成员、同阶层成员、机构联盟的一分子......是永远不会受到“考验”的，即使被攻击也不会受考验。穷人、边缘者、无交换价值者、无利害关系的重估价值者，无论如何，世界都不会向他提供一面镜子，只会以考验者的身份瞥视他，将这唯一者推入无休止的审判中，或不如说，警察的绝对冷漠中。
        从我的角度看，世界仅仅是你们的，是你们的自我重复。世界？世界和我有什么关系？在世界面前，我仍对自己一无所知，它拒绝让我显现。我不得不在这里，但我是剩下的、分离开并飘远的那个，无论愿不愿意，我甚至都不能做一个邻人，也不能从世界带回任何不属于我的东西。除了一次次加重的自我辨认的重负。
        “距离的组织”对诗歌来说也过时了，因为它没有超出“仅仅是一个屋檐下的嗓音”。在消费社会中，距离的组织，这种无意识情感，恰恰有强化社会歧视、加重等级差异的危险。我们仍需要组织，但不是组织距离，而是远程地组织不同的界面和介质，打破层层街障。
         没有地表和地平线了，在网络空间好比美国宇航员和航天探测器处在一个天文学的普遍时间，人所在的是一个“死点”，一个惰性的死点。始终是同一种境况，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都处在原有状态。如果你本来就没有权利，你也将永远不会改变没有权利的地位。看，完美的统治和奴役。
        资产阶级写作与无产阶级写作。
       无产者是写作的产物，通过写作才能把自己写成无产者。 无产者、底层政治个体的写作只能以隐遁的方式完成，隐遁地见证他者和社会对他的牵扯，隐遁也是窒息而死；只要他写作完毕，按下发送键，他的文本中的新技术马上就会被资产阶级写作进行复制。技术繁殖是他们的本性，而他用写作做政治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大出血而死。
        总之他的写作只能是牺牲本身。这也是这种写作与其它一切写作的区别。严格说，它将其它一切写作界定为非写作。
        资产阶级是把技术“翻新”幻想成了经验体验和情感的。感受也许很强烈，但实际上他们没能力去经验和遭遇，因此才对技术很敏感、很疯狂、很垂涎。只有无产阶级才会产生经验。
        他（卡夫卡）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人——世界性的中产阶级——他们被剥夺了除他们的羞耻——纯粹、空无形式的，（对）自我的最亲密的感觉——外的一切经验。（阿甘本）这把无产阶级置于何地？在无产阶级，即不知把死置于何地的人们的对抗中，才会有羞耻。对抗，以及我们身处于其中的对抗环境，就是我们的羞耻。
        人在自己的羞耻面前的根本策略：以冷漠对冷漠，以诱惑对诱惑！这是真正的激进，这是无产阶级的终极武器。
        波德里亚预见了媒体病、媒介病毒。这其实早出现过：电影《罗丹的情人》中卡蜜尔的病。雕塑材料和通讯网络是同一种信息和病毒载体。波德里亚肯定没想到的是我们当代人竟然是配不上这种病的，如果配得上一定早就有个高发人群了；同时这时代取代罗丹的是资产阶级作者，它制造的病人也只能是一群轻浮的妄想狂。
        卡蜜尔通过雕塑成了居于罗丹下层的无产者——精神病人。完全正确，这是创作的奖赏。中产阶级？罗丹？羞耻？为了语言而发狂毕竟是奢侈的呃，也毕竟是少数。
        资产阶级和我们的整个社会，依赖的是无产阶级的输血。除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作家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但他们还总是把目光奉献给别处，为了非朋友而垄断技术、居于高位。因此技术垄断开始报复，手段是让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能爱谁——这没有嚼头，也并非独特，甚至算不上朦胧的面纱。
        与此相反，无论“永恒”碎片化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总是明确地知道每一片碎片是在何种意义上为他闪耀，即便对象是错误的，他的爱却不会出错。他的“明确”先于信仰。
                
                
        “弗洛伊德说过性格是由主体所承担的一系列丧葬事务所造成的。与之相反施尼茨勒却认为这是个性效应，是某种性格的所有潜在性在其真实而偶然的生活表现背后闪耀的方式。”
        难以理解的行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勾结，其实并不反应功利目的，而反应他欲望的方向：对象要么在这条必经之路上或路的尽头，要么就是被这条路上的大军遮挡的一个剩余，在众人的背面——这条众人之路不是他需要的，他需要的是壮大，而后形成一股引力，让对象无可选择地、曲折地接近他。这才是他那与对象对立的风格的目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接近目标呢？因为他要用他的所谓自我去报复，风格只是自我的祭品。这个欲望是什么？ 也许就是一只握着高档钢笔的手。这只手代表的欲望令人不寒而栗，只要它在那里，诗歌就会失去一切，失去语言的纯净。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里从来没有这种欲望的味道。
        活的越久性格展开的就越多，承受的性格风险就越大，受压抑的性格成分不可避免地要竭力获得释放途径，因为性格的每个侧面都希图进入存在和现实，从中捞取它那一份利润。当性格的最后一点黑色物质伴随着老年生活的最后阶段泄露出来时，它有可能让整个光辉生涯和荣耀事业统统变质，证明它们原本一文不值。
        卑贱的性格：别人拥有而我不曾拥有的哪怕我知道那并无崇高可言，最终都要从生活中夺取过来。这种缺陷自始至终都在人的生活和作品背后闪耀，散发着明显的致命的气味。给你寿命，就是给你它的最终审判，让你在它面前全完暴露出来，终结于它、被它全盘推翻或与它相安无事。这样的生命是信仰或失败的一个形式。
        “弗洛伊德说过性格是由主体所承担的一系列丧葬事务所造成的。与之相反施尼茨勒却认为这是个性效应，是某种性格的所有潜在性在其真实而偶然的生活表现背后闪耀的方式。”那种出自于不甘的最后的拼抢、不想再被过错的决心，将抵押上你之前的全部工作。而这些工作从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它注定要腐朽的征兆。
        当我们说人不可能赢得某某东西时是在说：不可能以牺牲为代价去俯就某种隐含的把我们变得低微的把戏和手段。不能赢得反而成了好事，成了最高趣味的契机。但有时一首诗，一场急不可耐的对话，会用繁多的花样去趋近那不可赢得之物、那在场形而上学的。
        正是这一开端，引发了这一疑问：人能够被爱吗？
        也许我们千方百计要寻找的就是一个什么都不能赢得的人。诗歌的快感，消尽一切价值的快感，看起来是命运的悲怆，实际上是命运的无限崇高。我们害怕那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赢得了所有荣誉、所有憧憬的人，一个志得意满的人：他把最可贵的可能性推开了。他能把什么留给我们呢？
        包法利夫人的一生就是二流诗人的辛勤奋斗史。一个二流诗人总在憧憬人人能上手、他也渴望上手、却总是不给他碰到好运的名媛，他一路克制着，装着不在乎女人，岁数差不多时，忽然一下子爆发，忽然就对少女们平易近人了。功成名就了，于是全完了。包法利夫人的自尽了，似乎这会挽回一些面子，让她显得不那么二流。包法利夫人是为了死亡，为了最终的消尽去消耗情感的，她知道自己是为验证自己一无所有、无一物可到手而去死亡的那类人。时候一到，她就会明白：“本身运动着的生命，就是死亡的生命”。如果不是为了消尽一切去死亡，她就什么都不是。
        海德格尔本质上是一更成功的包法利夫人，活在包法利夫人死亡的那一刻，挺立在她的墓穴之上延续着她的死后生命。就是说他要把自己当做早已消尽的人。年纪轻轻就僧侣一般，他觉得前世已经折本折够了，这时他作为一个穴居人、一只陷阱里的狐狸在等他长期的投资回报，那就是以此姿态保证他活在被爱和值得之中。
        海德格尔爱的是一个必须要死的、与他一样已经死亡的女人……你们明白吗，他一定要拥有她，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坚持才像新生与换气。
        阿甘本在《在海德格尔和纳粹主义》中把这种不能赢得、无结果，称为此在的“非本质”（被抛的，并非天然本质，也不是之前就建构好的天命）但没有本质也没有身份的民众与人民到处寻找着一个遗产和一个使命，这是与政治对抗的本质的“懒散”。
        民众的这种懒散若有任何快感的话，一定来自“消尽”的本能，肯定是种后经验，对后消尽的有意识把握。来自幼年也未可知。否则它怎能用以“超越赤裸生命的经济的全球统治……建立即将到来的政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