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因为刚克服自我 读完了一本陀氏的书 便也想到木心先生这篇旧文 贴上来 一作纪念二作鞭策
—————————————————————————————————————————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医生家庭，从小爱文学。遵父意学工程，毕业后专事写作。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的团体）。
小说《穷人》继承普希金、果戈理传统，但他自己的风格全在其中。当时他初到彼得堡，无名，《穷人》一发表，诗人涅克拉索夫拉了别林斯基半夜敲门，对陀氏说：“俄国又诞生了一个天才！”
我第一次读完《穷人》，也叫了起来。要从近代的几位文学大人物挑选值得探索的人物，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当时真正理解他的人（指文学家）很少。别林斯基受不了他对人性剖析的无情。后来的高尔基以为陀氏是恶的天才，中国则由鲁迅为代表，认为陀氏是残忍的。
要求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尼采，纪德，一看之下，就对陀氏拜倒。尼采说，陀氏是“在心理学上唯一可以教我的人。”
越到近代，陀氏的研究者崇拜者越多，而陀氏的世界，仍然大有研究的余地和处女地。自从“意识流”写法和其他种种写法出现，我都不以为然，不过是将人剖开，细看，说“这是心，这是肺”。深刻吗，新奇吗？爱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肾脏、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爱情吗？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潜意识、无意识、性压抑、变态心理，什么什么情绪，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哪里比得过！意识流那点手法，三分才气七分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手笔，一味自然，那样奇怪曲折，出人意外，但都是自然的。这才是高超、深刻。
1849年，陀氏被捕，判死刑。在刑场即将枪决的一瞬间，沙皇特赦，改判为四年苦役，六年军役。罪名呢，一，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内容是反农奴制度的。二，筹备秘密印刷所。三，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当时俄国左翼的论调，认为陀氏在这之前思想进步，苦役流放后，成了唯心主义，敌视革命，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中了沙皇的毒计，成了反对的说教者。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政治才是简单的，艺术家复杂得多哩！政治家非黑即白，艺术家即非黑也非白，我有句：“艺术家另有上帝。”（或作“艺术家另有摩西”。）这话送给陀氏，正合适。托尔斯泰是不会接受的，他认为艺术家只有上帝。
不要在陀氏的书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规范。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讲开去，求知欲、好奇心、审美力，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特质——“知”，宇宙是不可知的；“奇”，人以为奇，动物不以为奇；“美”，更是荒唐，梅兰竹菊，猴子毫无反应。
说回来，人类要自救，只有了解自己、认识他人，求知、好奇、审美，是必要的态度。艺术，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即本来艺术与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如果要好，则与艺术可以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谓“意味着的关系”。
我特别在乎喜欢的是他文笔粗糙（要还债呀，飞快地写，一脱稿就进厂印刷。他哪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优闲？）但真的艺术确实另有上帝。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我曾说：“贫穷是一种浪漫。”这一点陀氏最拿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心中，有神性之光，其实是陀氏心灵的投射。托尔斯泰最爱上帝，他的上帝是俄国农民的上帝，公共的上帝，陀氏的上帝是他自己的上帝，近乎艺术的上帝了。在世界可知的历史中，最打动我的两颗心，一是耶稣，二是陀氏。尼采感动我的是他的头脑和脾气。
陀氏的小说一传到欧洲，大家惊呆了。相比之下，欧洲作家就显得是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说来奇怪，中国人不理解陀氏，俄国人半理解半不理解，苏联时期他被排入黑名单，高尔基出头批判他。所以欧洲之所以伟大，之可爱，在于懂得陀氏。俄罗斯出了陀氏，欧洲人为之惊叹，是十九世纪的美谈。
陀氏的读者在欧洲，情况有点像佛教，释迦牟尼后来在印度吃不开的，到了中国，佛教兴盛了。接受欧洲洗礼的中国人，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欧洲一般的评论，认为陀氏“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民族的灵魂”，这是狭义的。陀氏是世界性的，尼采、纪德不会把陀氏仅仅看做俄国式天才。
他的小说，本本都好：《穷人》、《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文学家以他心灵的丰富描写人物，陀氏的小说，就是他心灵丰富。什么体验生活，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写出书来，假、大、空。纪德说：“艺术家是把内心的某一因素发展起来，借许多间接经验，从旁控制，使之丰富。”陀氏写《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写安娜，都是这样。所以福楼拜说：“不要吵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克鲁泡特金认同陀氏的写法也是如此，但结论道：“既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陀氏，那么像这样的人，是不会去谋杀一个老妇人的。”看起来不失为观点，实则愚蠢。歌德说：“世上一切的罪恶我都会去做。”是的。艺术家都可能去做的，结果没有去做。做什么呢？做艺术。少年维特死了，歌德活下来。
百年来，陀氏在欧洲的名誉持续上升。他的“理解场”在欧洲，其中，纪德最是竭尽心力，多次长篇讲学，出专集。自己的《背德者》就是陀氏的影响。我读《背德者》，隐隐看到陀氏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乐极了：这就是文学的圣家族啊！
中国的文艺评论家常常有这种论调，说“作者的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请问，你们世界观正确，出什么作品？谈世界观，你们不配。最后，引纪德的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如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哈代）会说：“你注意到吗？我用的方法也是这样。他用大调，我用小调。”哈代，陀氏，是一种方法的两种用处。公平地说，福楼拜，托尔斯泰，是耶稣的衣服的一部分，重外在；哈代、陀氏，是耶稣心灵的一部分，重内在。
排小说的位置，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流的。普鲁斯特、乔伊斯，不如他们。艺术家贵在自觉。曹雪芹是半自觉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觉；普鲁斯特、乔伊斯，太过自觉了。
以后我写长篇小说，一定要和两位人物商量——不是模仿——哈代和陀氏，不断不断看他们俩的书。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气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学的，是一种文学的“粘度”，一看就脱不开了。
—————————————————————————————————————————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医生家庭，从小爱文学。遵父意学工程，毕业后专事写作。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的团体）。
小说《穷人》继承普希金、果戈理传统，但他自己的风格全在其中。当时他初到彼得堡，无名，《穷人》一发表，诗人涅克拉索夫拉了别林斯基半夜敲门，对陀氏说：“俄国又诞生了一个天才！”
我第一次读完《穷人》，也叫了起来。要从近代的几位文学大人物挑选值得探索的人物，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当时真正理解他的人（指文学家）很少。别林斯基受不了他对人性剖析的无情。后来的高尔基以为陀氏是恶的天才，中国则由鲁迅为代表，认为陀氏是残忍的。
要求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尼采，纪德，一看之下，就对陀氏拜倒。尼采说，陀氏是“在心理学上唯一可以教我的人。”
越到近代，陀氏的研究者崇拜者越多，而陀氏的世界，仍然大有研究的余地和处女地。自从“意识流”写法和其他种种写法出现，我都不以为然，不过是将人剖开，细看，说“这是心，这是肺”。深刻吗，新奇吗？爱情的深刻，必得解剖肾脏、生殖器，才算真正懂得爱情吗？上帝把心肺包起来，是故意的！
潜意识、无意识、性压抑、变态心理，什么什么情绪，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哪里比得过！意识流那点手法，三分才气七分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手笔，一味自然，那样奇怪曲折，出人意外，但都是自然的。这才是高超、深刻。
1849年，陀氏被捕，判死刑。在刑场即将枪决的一瞬间，沙皇特赦，改判为四年苦役，六年军役。罪名呢，一，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内容是反农奴制度的。二，筹备秘密印刷所。三，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当时俄国左翼的论调，认为陀氏在这之前思想进步，苦役流放后，成了唯心主义，敌视革命，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中了沙皇的毒计，成了反对的说教者。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政治才是简单的，艺术家复杂得多哩！政治家非黑即白，艺术家即非黑也非白，我有句：“艺术家另有上帝。”（或作“艺术家另有摩西”。）这话送给陀氏，正合适。托尔斯泰是不会接受的，他认为艺术家只有上帝。
不要在陀氏的书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规范。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讲开去，求知欲、好奇心、审美力，是人类最可宝贵的特质——“知”，宇宙是不可知的；“奇”，人以为奇，动物不以为奇；“美”，更是荒唐，梅兰竹菊，猴子毫无反应。
说回来，人类要自救，只有了解自己、认识他人，求知、好奇、审美，是必要的态度。艺术，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即本来艺术与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如果要好，则与艺术可以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谓“意味着的关系”。
我特别在乎喜欢的是他文笔粗糙（要还债呀，飞快地写，一脱稿就进厂印刷。他哪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优闲？）但真的艺术确实另有上帝。陀氏的粗糙是极高层次的美，真是望“粗”莫及，望“粗”兴叹。如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尊重这粗糙，可以避免自己文笔光滑的庸俗。
我曾说：“贫穷是一种浪漫。”这一点陀氏最拿手。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心中，有神性之光，其实是陀氏心灵的投射。托尔斯泰最爱上帝，他的上帝是俄国农民的上帝，公共的上帝，陀氏的上帝是他自己的上帝，近乎艺术的上帝了。在世界可知的历史中，最打动我的两颗心，一是耶稣，二是陀氏。尼采感动我的是他的头脑和脾气。
陀氏的小说一传到欧洲，大家惊呆了。相比之下，欧洲作家就显得是无情无义的花花公子。说来奇怪，中国人不理解陀氏，俄国人半理解半不理解，苏联时期他被排入黑名单，高尔基出头批判他。所以欧洲之所以伟大，之可爱，在于懂得陀氏。俄罗斯出了陀氏，欧洲人为之惊叹，是十九世纪的美谈。
陀氏的读者在欧洲，情况有点像佛教，释迦牟尼后来在印度吃不开的，到了中国，佛教兴盛了。接受欧洲洗礼的中国人，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欧洲一般的评论，认为陀氏“最能表现神秘的斯拉夫民族的灵魂”，这是狭义的。陀氏是世界性的，尼采、纪德不会把陀氏仅仅看做俄国式天才。
他的小说，本本都好：《穷人》、《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少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文学家以他心灵的丰富描写人物，陀氏的小说，就是他心灵丰富。什么体验生活，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写出书来，假、大、空。纪德说：“艺术家是把内心的某一因素发展起来，借许多间接经验，从旁控制，使之丰富。”陀氏写《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写安娜，都是这样。所以福楼拜说：“不要吵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克鲁泡特金认同陀氏的写法也是如此，但结论道：“既然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陀氏，那么像这样的人，是不会去谋杀一个老妇人的。”看起来不失为观点，实则愚蠢。歌德说：“世上一切的罪恶我都会去做。”是的。艺术家都可能去做的，结果没有去做。做什么呢？做艺术。少年维特死了，歌德活下来。
百年来，陀氏在欧洲的名誉持续上升。他的“理解场”在欧洲，其中，纪德最是竭尽心力，多次长篇讲学，出专集。自己的《背德者》就是陀氏的影响。我读《背德者》，隐隐看到陀氏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乐极了：这就是文学的圣家族啊！
中国的文艺评论家常常有这种论调，说“作者的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请问，你们世界观正确，出什么作品？谈世界观，你们不配。最后，引纪德的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如果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他（哈代）会说：“你注意到吗？我用的方法也是这样。他用大调，我用小调。”哈代，陀氏，是一种方法的两种用处。公平地说，福楼拜，托尔斯泰，是耶稣的衣服的一部分，重外在；哈代、陀氏，是耶稣心灵的一部分，重内在。
排小说的位置，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流的。普鲁斯特、乔伊斯，不如他们。艺术家贵在自觉。曹雪芹是半自觉的，哈代、陀氏是恰如其分地自觉；普鲁斯特、乔伊斯，太过自觉了。
以后我写长篇小说，一定要和两位人物商量——不是模仿——哈代和陀氏，不断不断看他们俩的书。哈代可以教我的，是气度。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可学的，是一种文学的“粘度”，一看就脱不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