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高考时
查看话题 >淮河岸边的马孔多第三│高考故事
姐姐│带把匕首上考场
上世纪90年代的小县城，校园里盛产一种叫“小痞子”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爱抽烟，爱喝酒，爱打架，爱骚扰女生，不爱学习。
高考准考证拿到手之后，他们四处打听自己的左邻右舍，同一考场成绩稍微好点的学生人人自危。给他们抄试卷，当然不可以；不给他们抄，也会惹来麻烦。每次高考结束出了考场，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眼镜与酒瓶齐飞，眼泪与热血纵横。比考完被揍一顿更可怕的是，有些“小痞子”破罐子破摔，明知自己考不上，在考场里就把别人的试卷抢来撕掉，同归于尽。
怎么办呢？带把刀防身吧。说实话，现在想起当年自己带着匕首进考场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第一，要是别人抢我试卷，我敢拿刀子捅人吗？第二，就凭我当年不足40公斤的体格，真动起手来，那把刀子还能在我手里吗？
先别想这么多了，总之，我像很多女生一样，在高考那天，带着所有文具和一把匕首走进了考场。匕首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我住在数学老师家里，她女儿和我同班，也许是好心的师母给女儿准备武器的时候顺便也给我准备了一把。
我记得我坐在教室最左侧的最后一排，左边和后边是墙，右边是过道，至少消除了三个隐患点。可惜上天不怜我，坐在我前面的，居然就是个“小痞子”。我刚进去他就回头趴在我桌上：“你是一中的吧，听说学习挺好，一会把答题卡往前放放啊。”我佯作镇定，把准考证、橡皮、铅笔一一摆好，把那把匕首往前放了放。
其实心里直打哆嗦。
忘记先考的哪一门了。应该是语文吧，然后是数学、英语？考英语的时候，出状况了。做完完型填空，开始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我认真看那篇短文，他回头一把抓走我的答题卡，开始抄我的答案。
忘记说了，当时的高考考场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因为温度高，考场里放了不少冰块，冰块化了之后地上很多水渍。答题卡如果掉到地上浸湿，也会影响电脑识别判卷。
我没动刀子，迅速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
所幸，那一场的监考老师是我的地理老师。当然，他就是不认识我，也有责任处理考场里的突发事件。只不过因为熟悉和默契，可以直接省略对案情的描述，我指了指我前面的考生，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勒令那个考生立即把答题卡还给我。
也许先考的是英语，后考的是数学？因为我记得从下一场考试开始，每位监考老师在后排逗留的时间都很长。考数学的时候，那位女老师甚至搬了一把椅子坐我旁边，我做完一页，她看一页，还不时满意地点点头。考试成绩出来让人大跌眼镜——我这个以数学奇差而闻名的偏科生，居然考出了有史以来的数学最高分，以至于有人建议我查查分，看看是不是统计错了。
应试教育的缺点就在于，高考结束后，我的数学成绩迅速退回到学前班水平，也就勉强应付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所以至今仍然不善也不喜算账。所以金庸人物中，我最崇拜的是竹棒拂沙，刷刷地演算天元四元之术的俏黄蓉。
后来才知道，接下来几场的监考老师，都接到了地理老师传来的接力棒，把教室后排这个小小的角落作为监考重点。至于为什么不立刻处理抢答题卡的考生，老师说，让我先安然无恙考完试更重要。
高考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地理老师。后来隐约听说他调到省重点了，是名师中的名师。今年回老家听外甥女说我的母校有个男生因为早恋失败自杀了（另有传言是因感情纠纷被杀）。那个男生是她的初中同学，她为此难过了很久。大姐在旁边插了一句，那个男生就是你当年那个地理老师的侄子。
我的心里莫名疼了一下。地理老师的外号叫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因为上到这一课时，同学们说老师的鼻子那么高，和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差不多。现在回忆起来，他颜值颇高，而且有一种和当时年代格格不入的气质，有点类似白皙版陈坤，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周杰伦歌唱的那种“柔弱中带伤”。我把他侄子脑补成他的样子，像我的外甥女一样，有点难过。
写到这里感觉差不多了，应该结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每年高考，考场外翘首以盼的家长都是不变的风景。我大学毕业发的第一篇电视新闻就是舐犊情深的考生家长。每一幅画面里，家长们的视线都牢牢锁定校门。
第一天考试结束，我走出校门，以为自己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来接我的父亲。
可是并没有。天黑了，校门也关了，所有人都走完了。他还没有出现。
小时候爸爸特别喜欢带我出门，这让其他三个姐弟羡慕不已，觉得我跟着爸爸看够了外面的风景。可是真相是，爸爸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跟我说：在这等着，就去办事或者买东西去了。我和自行车一起立在路边等啊，等啊。越等他越不出现。后来我反其道而行之，就不停地对自己说：爸爸别来，爸爸别来，你来了我就不能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了。果然这样念叨了一会，爸爸应声出现，骑上自行车又带我回家了。
骄傲如我，怎么能告诉姐姐和弟弟们，我只是一个看车人呢？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真够好的，如果是现在，我爸估计至少把我弄丢几十次。
高考时，为了节约路上时间，我和爸爸住在他的学生家里。等不到我爸，我不认识去他学生家里的路，也不敢离开，怕他回来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手机、传呼机，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我开始担心爸爸出什么事了。焦灼中，想到小时候的办法，于是对自己说：爸爸别来，爸爸别来，你来了我就……我就怎么样呢？我就不能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了。可是路上并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孤单的时刻。
后来爸爸一路小跑急匆匆地来了，也没骑自行车。原来他到另一个学生家里聊天，聊着聊着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我。直到人家端出晚饭，他才想到自己肩负的重要职责。
爸爸在前面大步地走，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那把匕首不停地撞着铁皮铅笔盒：咣当，咣当。
弟弟│高考后的那场病
高考过后，我大病一场。
但似乎也没那么“大”，没有住院，没有做手术，也没有伤筋动骨。说是大病，不过是和之前生过的病相比重一点而已。
打小我就体弱多病，可大多不过是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稍微重些的莫过于每年春秋两季的扁桃体发炎，打打针吃吃药，不超过一个星期也就好了。只有初二那年，发烧总不好，爸爸便带我到街上一个老医生的诊所里看，说是“心肌炎”。那对我而言是个新鲜又“高级”的词汇，而且诊断之后还是打针吃药，所以并不特别烦忧，反觉得欣欣然像是见了世面一样。只不过每次打针要多走个几里路，再加上老医生的诊所里还有架装满了密密麻麻小抽屉的中药柜子，这可是在村里看不到的，那浓郁的中药气味以及一种莫名的神秘气息也让我格外敬畏，因而仿佛病得比以往都隆重些。
此后三四年，依然只是些发烧腹泻之类的小恙，不值得一提，一直到了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
那时我家仍旧住在村里的小学，放了暑假，校园里整日就我们一家人。天黑了，在校园里摆了小方桌、小椅子、竹床，摸着黑吃饭纳凉。那天晚上吃的是萝卜肉馅饺子，包得有点多，众人撂下碗筷，锅里还剩一些。妈妈最恨剩饭剩菜，便让每个人再多吃几个，把剩的饺子分完。可我躺在竹床上说什么也不愿意吃，理由是觉得饺子苦。
想来那就是生病的前兆了——胃口不好。当天夜里就发了烧，第二天一早去村里的小诊所看病，医生说是有胃火，依然是打针吃药，这我都是惯了的。可是打了几天针，烧总是退不下去，只好打吊针，还是不行。当时大姐夫在镇中心医院里当医生，妈妈便带我去了大姐家。
不记得开始有没有治疗或者怎么治疗的了，只记得有天晚上睡不着，头疼。那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体验到头疼，真的如同书本里看到的那样，仿佛有把锯子在脑子里面扯来扯去，不论换什么样的睡姿，那被锯裂的感觉总不停歇。好不容易捱到早晨，出了房门就吐，吐到后来只剩下一股绿水，苦苦的，绿水吐完了，还继续干呕。
早饭什么都吃不下，人也没有一丝力气，强撑着坐在姐夫的自行车后面到了镇医院，看诊一番，开始抽血化验。护士捏了个小铁片往我左手无名指指尖上扎了下，拿吸管吸了点血。不是很疼，可是虽然病得直不起腰，脑子里乱哄哄的像罩在铜钟里，我还能看清那扎血的铁片看上去黑乎乎的像是上了锈，还担心会不会得破伤风。同时还联想到以前看过相关的文章，说取血之所以扎左手无名指，是因为那个指头的血和心脏不相连。没多久诊断结果出来了，和初二那次一样，又说是心肌炎。
此后，每天早饭后跟着姐夫的自行车去医院打吊针。因为姐夫的关系，我打吊针的地方，不是和其他病人一样在病房或者专门输液的房间，而是在一间医生办公室，靠墙放着一张床，我就躺在床上。每天要吊一个大瓶两个小瓶的药水，为了不疼，把输液的速度调得比较慢。每次到了11点多一点吊完，拔了针，就躺在床上等一会，等姐夫下班，再跟他的自行车回家去。
有一天，在蚌埠上班的三姐回家了，专门到医院看我。我还没吊完水，三姐坐在床边陪我说话。我有一阵子没见她了，很是高兴，于是调快了输液的速度，拔了针后，也没跟姐夫的自行车，就和三姐两个人慢慢一边说话一边往大姐家走。
半路上要穿过街上的集市，三姐买了一些葡萄。葡萄大大的，圆圆的，紫紫的，看上去很不错。回家泡在水里，紫莹莹，亮晶晶，好看得很。不光好看，关键是太好吃了！我对葡萄的口感有点特别的喜好，像提子、马奶之类的我都不喜欢，觉得太甜了，没什么酸味。但太酸了也不好，酸与甜要有个恰当的比例。那天三姐买的葡萄，酸甜适当，正是我最喜欢吃的。再加上病了不少时间，胃口寡淡，酸甜多汁的葡萄一下子把我的食欲给激发起来了。因为我说好吃，后来又接着买了很多次，是那年的气候对葡萄的生长格外好吗？反正那个夏天吃的葡萄，全是酸甜可口、让人欲罢不能的。
慢慢地病情稳定了，不再发烧，继续吊水是为了巩固一下。胃口也渐渐恢复了，只觉得吃什么都好吃。当然也是因为大姐做菜好吃。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因为是心肌炎，所以大姐经常买来猪心炒。
除了猪心，印象最深的就是啤酒鸭了。把鸭子切块煸炒过后用啤酒代替开水炖，之后烧干收汁。每次的鸭子都是在集上买的农家饲养的活鸭现烧，新鲜的土鸭，加上啤酒煨过的鲜香，加上大姐、大姐夫高超的厨艺，哇，真是太美味了！
每次提起那年夏天，我总是会和别人说起葡萄、猪心和啤酒鸭——这也的确让我多少年来念念不忘——或者还会说起妈妈把我吃的激素药醋酸泼尼松片说成“尼克松片”。另外一些事情，很少和别人说。
比如，养病期间的那两个梦。一个梦是梦到真实发生过的事。初二的时候，和同学一起被数学老师叫到讲台上做题，我做错了。数学老师说，另一个同学本来做对了，偷看了我的解答，又给改错了。数学老师说，是不是觉得王春晖是曹老集中学的高材生，所以要以他的答案为准？不过是开玩笑的话，但我记在心里许多年。梦里再现了这个场景，只是老师换成了高中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初中数学老师说过的话，可一直还挺喜欢他；但高中数学老师“从来没说过这些混账话”，我却一直不喜欢他，在梦里，也要把这样的事栽赃于他。
在梦里，这句话从高中数学老师嘴里说出来，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屈辱，哭了起来，然后就哭醒了。那时是养病期间，和妈妈一起睡在大姐家的厨房里，妈妈被我惊醒，问我怎么回事，我却觉得无法解释自己所感受到的委屈，脱口就说，我梦到李某某考上了大学，我没考上。李某某是我初中同桌，当年上初一，他班级第一，我班级第二，妈妈拿他来和我比成绩，比了初中三年。上了高中，又换了个姓李的让我比，但她依然没忘记过李同桌，经常说，我肯定比李某某强。这个谎言非常应景，妈妈不停地安慰我，我也渐渐止住了啜泣。
从小我学习一直还不错，初三时开始下降，高二分了文理班后又慢慢回升，而且三姐复读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高考前那两年爸爸和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要有压力，考不好再来一年”，我也一直以此为借口疏于用功，但这个梦让我明白，无论如何，我依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高考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妈妈问我怎么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心里的委屈她理解不了，因而不愿意说出来。我脱口就以高考和成绩的事来搪塞，也许是我认为她从来关注的不是我的内心，只是我的成绩，那是我对此耿耿于怀的条件反射。
还有一个梦，梦到发了大水，大家都忙着避难。路上遇到熟人，劫后余生的两个人亲热地拉着手说话，可对方的手忽然变黑了，变尖了，像柔韧细长的鸡爪子，扎入你的手背，然后你就被感染了，即将变异……再一次从梦中惊醒，屋子里弥漫着夜晚的幽暗和微光，呼吸间是厨房灶具和草席的气味，回想起梦中情景，手背被扎时的惶恐依然无法散去……
我一直想描述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没有暑假作业，没有人提醒你要学习，只有一场病，留下的却更多是对于葡萄、猪心、啤酒鸭的享受，和痛痛快快地看电视。看《还珠格格》第二部里的呼天抢地，看任贤齐吴倩莲版杨过与小龙女的缠绵悱恻。看完电视剧，端个盆去屋外洗澡，四处蛙鸣，满天繁星，心里觉得很美，可又觉得很不平静，常常边洗边远远地望着星空，想望到更远的地方去。
傍晚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去散步散心。那是火车道附近的一片野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草丛生，有一种像爬山虎但叶与藤全都充满锯齿的藤蔓在腿上留下一道道火辣辣的红印。四处无人，蜻蜓在草丛上方乱窜，夕阳染红蜻蜓的翅膀和半边天空。
一时暮色四合了，该回家了，可总不想回去。只有在野外没有人的时候，才能尽情地想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比如，自己要是武侠小说里的人多好，天大地大，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小时候爸妈总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农民家的孩子考不上了还能种地，你们考不上，家里连地都没有。而由此我又产生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能上大学，因为我们没有地，上大学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们必然的未来。但此时此刻，对着暮色中的野草和铁路，西天的残阳，我实在有点惶恐与茫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似乎也不必想那么多，眼前需要面对的，是一年的复读和下一年的高考。
夏天过去，病愈，返校。很多同学复读，其中一个见到我后端详了半天，说剪短了的发型很适合我的脸型。这是比照以前骨瘦如柴的我所得的结论。他不知道我吃激素药导致的虚胖还没有退。
上世纪90年代的小县城，校园里盛产一种叫“小痞子”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爱抽烟，爱喝酒，爱打架，爱骚扰女生，不爱学习。
高考准考证拿到手之后，他们四处打听自己的左邻右舍，同一考场成绩稍微好点的学生人人自危。给他们抄试卷，当然不可以；不给他们抄，也会惹来麻烦。每次高考结束出了考场，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眼镜与酒瓶齐飞，眼泪与热血纵横。比考完被揍一顿更可怕的是，有些“小痞子”破罐子破摔，明知自己考不上，在考场里就把别人的试卷抢来撕掉，同归于尽。
怎么办呢？带把刀防身吧。说实话，现在想起当年自己带着匕首进考场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第一，要是别人抢我试卷，我敢拿刀子捅人吗？第二，就凭我当年不足40公斤的体格，真动起手来，那把刀子还能在我手里吗？
先别想这么多了，总之，我像很多女生一样，在高考那天，带着所有文具和一把匕首走进了考场。匕首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时我住在数学老师家里，她女儿和我同班，也许是好心的师母给女儿准备武器的时候顺便也给我准备了一把。
我记得我坐在教室最左侧的最后一排，左边和后边是墙，右边是过道，至少消除了三个隐患点。可惜上天不怜我，坐在我前面的，居然就是个“小痞子”。我刚进去他就回头趴在我桌上：“你是一中的吧，听说学习挺好，一会把答题卡往前放放啊。”我佯作镇定，把准考证、橡皮、铅笔一一摆好，把那把匕首往前放了放。
其实心里直打哆嗦。
忘记先考的哪一门了。应该是语文吧，然后是数学、英语？考英语的时候，出状况了。做完完型填空，开始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我认真看那篇短文，他回头一把抓走我的答题卡，开始抄我的答案。
忘记说了，当时的高考考场还有一个安全隐患：因为温度高，考场里放了不少冰块，冰块化了之后地上很多水渍。答题卡如果掉到地上浸湿，也会影响电脑识别判卷。
我没动刀子，迅速举手向监考老师示意。
所幸，那一场的监考老师是我的地理老师。当然，他就是不认识我，也有责任处理考场里的突发事件。只不过因为熟悉和默契，可以直接省略对案情的描述，我指了指我前面的考生，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勒令那个考生立即把答题卡还给我。
也许先考的是英语，后考的是数学？因为我记得从下一场考试开始，每位监考老师在后排逗留的时间都很长。考数学的时候，那位女老师甚至搬了一把椅子坐我旁边，我做完一页，她看一页，还不时满意地点点头。考试成绩出来让人大跌眼镜——我这个以数学奇差而闻名的偏科生，居然考出了有史以来的数学最高分，以至于有人建议我查查分，看看是不是统计错了。
应试教育的缺点就在于，高考结束后，我的数学成绩迅速退回到学前班水平，也就勉强应付一百以内的加减乘除。所以至今仍然不善也不喜算账。所以金庸人物中，我最崇拜的是竹棒拂沙，刷刷地演算天元四元之术的俏黄蓉。
后来才知道，接下来几场的监考老师，都接到了地理老师传来的接力棒，把教室后排这个小小的角落作为监考重点。至于为什么不立刻处理抢答题卡的考生，老师说，让我先安然无恙考完试更重要。
高考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地理老师。后来隐约听说他调到省重点了，是名师中的名师。今年回老家听外甥女说我的母校有个男生因为早恋失败自杀了（另有传言是因感情纠纷被杀）。那个男生是她的初中同学，她为此难过了很久。大姐在旁边插了一句，那个男生就是你当年那个地理老师的侄子。
我的心里莫名疼了一下。地理老师的外号叫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因为上到这一课时，同学们说老师的鼻子那么高，和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差不多。现在回忆起来，他颜值颇高，而且有一种和当时年代格格不入的气质，有点类似白皙版陈坤，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周杰伦歌唱的那种“柔弱中带伤”。我把他侄子脑补成他的样子，像我的外甥女一样，有点难过。
写到这里感觉差不多了，应该结束了。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每年高考，考场外翘首以盼的家长都是不变的风景。我大学毕业发的第一篇电视新闻就是舐犊情深的考生家长。每一幅画面里，家长们的视线都牢牢锁定校门。
第一天考试结束，我走出校门，以为自己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来接我的父亲。
可是并没有。天黑了，校门也关了，所有人都走完了。他还没有出现。
小时候爸爸特别喜欢带我出门，这让其他三个姐弟羡慕不已，觉得我跟着爸爸看够了外面的风景。可是真相是，爸爸经常骑着自行车带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跟我说：在这等着，就去办事或者买东西去了。我和自行车一起立在路边等啊，等啊。越等他越不出现。后来我反其道而行之，就不停地对自己说：爸爸别来，爸爸别来，你来了我就不能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了。果然这样念叨了一会，爸爸应声出现，骑上自行车又带我回家了。
骄傲如我，怎么能告诉姐姐和弟弟们，我只是一个看车人呢？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真够好的，如果是现在，我爸估计至少把我弄丢几十次。
高考时，为了节约路上时间，我和爸爸住在他的学生家里。等不到我爸，我不认识去他学生家里的路，也不敢离开，怕他回来找不到我。那时候没有手机、传呼机，没有办法给他打电话。我开始担心爸爸出什么事了。焦灼中，想到小时候的办法，于是对自己说：爸爸别来，爸爸别来，你来了我就……我就怎么样呢？我就不能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了。可是路上并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
那是我有生以来最孤单的时刻。
后来爸爸一路小跑急匆匆地来了，也没骑自行车。原来他到另一个学生家里聊天，聊着聊着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我。直到人家端出晚饭，他才想到自己肩负的重要职责。
爸爸在前面大步地走，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跟在他身后，那把匕首不停地撞着铁皮铅笔盒：咣当，咣当。
弟弟│高考后的那场病
高考过后，我大病一场。
但似乎也没那么“大”，没有住院，没有做手术，也没有伤筋动骨。说是大病，不过是和之前生过的病相比重一点而已。
打小我就体弱多病，可大多不过是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稍微重些的莫过于每年春秋两季的扁桃体发炎，打打针吃吃药，不超过一个星期也就好了。只有初二那年，发烧总不好，爸爸便带我到街上一个老医生的诊所里看，说是“心肌炎”。那对我而言是个新鲜又“高级”的词汇，而且诊断之后还是打针吃药，所以并不特别烦忧，反觉得欣欣然像是见了世面一样。只不过每次打针要多走个几里路，再加上老医生的诊所里还有架装满了密密麻麻小抽屉的中药柜子，这可是在村里看不到的，那浓郁的中药气味以及一种莫名的神秘气息也让我格外敬畏，因而仿佛病得比以往都隆重些。
此后三四年，依然只是些发烧腹泻之类的小恙，不值得一提，一直到了高考之后的那个夏天。
那时我家仍旧住在村里的小学，放了暑假，校园里整日就我们一家人。天黑了，在校园里摆了小方桌、小椅子、竹床，摸着黑吃饭纳凉。那天晚上吃的是萝卜肉馅饺子，包得有点多，众人撂下碗筷，锅里还剩一些。妈妈最恨剩饭剩菜，便让每个人再多吃几个，把剩的饺子分完。可我躺在竹床上说什么也不愿意吃，理由是觉得饺子苦。
想来那就是生病的前兆了——胃口不好。当天夜里就发了烧，第二天一早去村里的小诊所看病，医生说是有胃火，依然是打针吃药，这我都是惯了的。可是打了几天针，烧总是退不下去，只好打吊针，还是不行。当时大姐夫在镇中心医院里当医生，妈妈便带我去了大姐家。
不记得开始有没有治疗或者怎么治疗的了，只记得有天晚上睡不着，头疼。那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体验到头疼，真的如同书本里看到的那样，仿佛有把锯子在脑子里面扯来扯去，不论换什么样的睡姿，那被锯裂的感觉总不停歇。好不容易捱到早晨，出了房门就吐，吐到后来只剩下一股绿水，苦苦的，绿水吐完了，还继续干呕。
早饭什么都吃不下，人也没有一丝力气，强撑着坐在姐夫的自行车后面到了镇医院，看诊一番，开始抽血化验。护士捏了个小铁片往我左手无名指指尖上扎了下，拿吸管吸了点血。不是很疼，可是虽然病得直不起腰，脑子里乱哄哄的像罩在铜钟里，我还能看清那扎血的铁片看上去黑乎乎的像是上了锈，还担心会不会得破伤风。同时还联想到以前看过相关的文章，说取血之所以扎左手无名指，是因为那个指头的血和心脏不相连。没多久诊断结果出来了，和初二那次一样，又说是心肌炎。
此后，每天早饭后跟着姐夫的自行车去医院打吊针。因为姐夫的关系，我打吊针的地方，不是和其他病人一样在病房或者专门输液的房间，而是在一间医生办公室，靠墙放着一张床，我就躺在床上。每天要吊一个大瓶两个小瓶的药水，为了不疼，把输液的速度调得比较慢。每次到了11点多一点吊完，拔了针，就躺在床上等一会，等姐夫下班，再跟他的自行车回家去。
有一天，在蚌埠上班的三姐回家了，专门到医院看我。我还没吊完水，三姐坐在床边陪我说话。我有一阵子没见她了，很是高兴，于是调快了输液的速度，拔了针后，也没跟姐夫的自行车，就和三姐两个人慢慢一边说话一边往大姐家走。
半路上要穿过街上的集市，三姐买了一些葡萄。葡萄大大的，圆圆的，紫紫的，看上去很不错。回家泡在水里，紫莹莹，亮晶晶，好看得很。不光好看，关键是太好吃了！我对葡萄的口感有点特别的喜好，像提子、马奶之类的我都不喜欢，觉得太甜了，没什么酸味。但太酸了也不好，酸与甜要有个恰当的比例。那天三姐买的葡萄，酸甜适当，正是我最喜欢吃的。再加上病了不少时间，胃口寡淡，酸甜多汁的葡萄一下子把我的食欲给激发起来了。因为我说好吃，后来又接着买了很多次，是那年的气候对葡萄的生长格外好吗？反正那个夏天吃的葡萄，全是酸甜可口、让人欲罢不能的。
慢慢地病情稳定了，不再发烧，继续吊水是为了巩固一下。胃口也渐渐恢复了，只觉得吃什么都好吃。当然也是因为大姐做菜好吃。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因为是心肌炎，所以大姐经常买来猪心炒。
除了猪心，印象最深的就是啤酒鸭了。把鸭子切块煸炒过后用啤酒代替开水炖，之后烧干收汁。每次的鸭子都是在集上买的农家饲养的活鸭现烧，新鲜的土鸭，加上啤酒煨过的鲜香，加上大姐、大姐夫高超的厨艺，哇，真是太美味了！
每次提起那年夏天，我总是会和别人说起葡萄、猪心和啤酒鸭——这也的确让我多少年来念念不忘——或者还会说起妈妈把我吃的激素药醋酸泼尼松片说成“尼克松片”。另外一些事情，很少和别人说。
比如，养病期间的那两个梦。一个梦是梦到真实发生过的事。初二的时候，和同学一起被数学老师叫到讲台上做题，我做错了。数学老师说，另一个同学本来做对了，偷看了我的解答，又给改错了。数学老师说，是不是觉得王春晖是曹老集中学的高材生，所以要以他的答案为准？不过是开玩笑的话，但我记在心里许多年。梦里再现了这个场景，只是老师换成了高中的数学老师。我记得初中数学老师说过的话，可一直还挺喜欢他；但高中数学老师“从来没说过这些混账话”，我却一直不喜欢他，在梦里，也要把这样的事栽赃于他。
在梦里，这句话从高中数学老师嘴里说出来，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屈辱，哭了起来，然后就哭醒了。那时是养病期间，和妈妈一起睡在大姐家的厨房里，妈妈被我惊醒，问我怎么回事，我却觉得无法解释自己所感受到的委屈，脱口就说，我梦到李某某考上了大学，我没考上。李某某是我初中同桌，当年上初一，他班级第一，我班级第二，妈妈拿他来和我比成绩，比了初中三年。上了高中，又换了个姓李的让我比，但她依然没忘记过李同桌，经常说，我肯定比李某某强。这个谎言非常应景，妈妈不停地安慰我，我也渐渐止住了啜泣。
从小我学习一直还不错，初三时开始下降，高二分了文理班后又慢慢回升，而且三姐复读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高考前那两年爸爸和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要有压力，考不好再来一年”，我也一直以此为借口疏于用功，但这个梦让我明白，无论如何，我依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高考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妈妈问我怎么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种心里的委屈她理解不了，因而不愿意说出来。我脱口就以高考和成绩的事来搪塞，也许是我认为她从来关注的不是我的内心，只是我的成绩，那是我对此耿耿于怀的条件反射。
还有一个梦，梦到发了大水，大家都忙着避难。路上遇到熟人，劫后余生的两个人亲热地拉着手说话，可对方的手忽然变黑了，变尖了，像柔韧细长的鸡爪子，扎入你的手背，然后你就被感染了，即将变异……再一次从梦中惊醒，屋子里弥漫着夜晚的幽暗和微光，呼吸间是厨房灶具和草席的气味，回想起梦中情景，手背被扎时的惶恐依然无法散去……
我一直想描述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没有暑假作业，没有人提醒你要学习，只有一场病，留下的却更多是对于葡萄、猪心、啤酒鸭的享受，和痛痛快快地看电视。看《还珠格格》第二部里的呼天抢地，看任贤齐吴倩莲版杨过与小龙女的缠绵悱恻。看完电视剧，端个盆去屋外洗澡，四处蛙鸣，满天繁星，心里觉得很美，可又觉得很不平静，常常边洗边远远地望着星空，想望到更远的地方去。
傍晚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去散步散心。那是火车道附近的一片野地，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草丛生，有一种像爬山虎但叶与藤全都充满锯齿的藤蔓在腿上留下一道道火辣辣的红印。四处无人，蜻蜓在草丛上方乱窜，夕阳染红蜻蜓的翅膀和半边天空。
一时暮色四合了，该回家了，可总不想回去。只有在野外没有人的时候，才能尽情地想一些有的没的事情。比如，自己要是武侠小说里的人多好，天大地大，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
小时候爸妈总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农民家的孩子考不上了还能种地，你们考不上，家里连地都没有。而由此我又产生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能上大学，因为我们没有地，上大学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们必然的未来。但此时此刻，对着暮色中的野草和铁路，西天的残阳，我实在有点惶恐与茫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似乎也不必想那么多，眼前需要面对的，是一年的复读和下一年的高考。
夏天过去，病愈，返校。很多同学复读，其中一个见到我后端详了半天，说剪短了的发型很适合我的脸型。这是比照以前骨瘦如柴的我所得的结论。他不知道我吃激素药导致的虚胖还没有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