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张柠
历史的断裂或许可以迅速弥合，只要重新恢复对常识的尊重，就可以逐步恢复历史的连续性。但是，审美趣味和形式感知力的丧失，往往需要好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恢复。这种审美趣味和感知力的核心，就是形式化的诗歌语言。
传统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农业文明国度，有着与之相配套的抒情传统。这一古老抒情传统后来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打断，理由是它缺乏现代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识和抒情主体，且越来越贵族化、程式化。五四白话诗歌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从彩色欧罗巴带来的芦笛声，转向土地上的哭泣声（艾青）；从丧失语言而导致的蛇一般的寂寞，到经过二十年寂寞才开一次的语言花朵（冯至）；从灵魂的搏斗到现代汉语语言的探险（穆旦）……诗人一直在寻找到心灵敏锐感受与恰当语言形式的联姻。尽管他们的探索中还存在很多矛盾，尤其是“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但放弃“提高”就是放弃创造性，更不可能产生新的形式，从而只能堕入老腔调的泥淖，在滑腻的形式表面游移。
20世纪50年代，当权威人士宣判现代新诗的死刑之后，诗人艰难而滞涩的探索突然变得流畅起来，像顺口溜、快板书一样。流畅的代价，就是牺牲现代个体复杂的心灵感受与通俗形式之间难以迅速合拍的紧张关系。在一种没有自我的、流畅的、快板式的咔哒、咔哒声中，灵魂的苍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就是对那种盲目流畅的“拨乱反正”，那一代诗人“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流淌着语言的水银”（北岛）。十几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文学市场化的进程，一种像商品流水线和点钞机一样的新的“流畅”重新扑杀过来，要消灭那种不甚流畅的语言形式对阅读和思维的挑战，“流畅”而苍白的语言再一次占了上风，艰涩而丰富的探索遭到各种嘲弄。流畅在我们的大脑表层一滑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北岛的“寓言”得到了印证：“他活在他的寓言中/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这寓言已经转卖到/另一只肥胖的手中//他活在肥胖的手中/金丝雀是他的灵魂/他的喉咙在首饰店里/周围是玻璃的牢笼……”。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正增长但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一代人欢快地扑向了“文学地摊”，从武侠、奇案、三角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玄幻、盗墓、鬼吹灯，其中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追求毫无创造性和文学性的“流畅”，正是今天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重要症候。汪国真的顺口溜“诗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属于那种具有商品狡猾属性的滑溜溜的诗歌，是“礼品诗”、“贺卡诗”、“中学毕业留言诗”，简单易记，用不着费脑子，从而也就迎合了一种将自我、人我关系简单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替代形式，那就是手机短信中的顺口溜、笑话、段子。汪国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信文学”。
汪国真这个与真正诗歌没有什么关系的名字，成了近30年来为数不多的“诗歌事件”的主角之一，被媒体反复炒作。其实正泄漏了整整一代人审美趣味逐步丧失的秘密。我不愿意回忆这样一件没有任何诗意的“诗歌事故”，倒是想起了90年代初某个夏天的故事。那一年汪国真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签名售书，遭到了夏雨诗社学生诗人的正面狙击。数天后，上海《青年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那些年轻诗人的批评文章。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意识，给本来冷峻而复杂的生活，涂上了一层虚假而单一的暖色，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误导青年，将诗歌当作爱情或者事业成功的工具，损害了诗歌形式的美学意义，他的诗歌语言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而是一种低劣的词语七巧板，等等。这些批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校园诗人既是诗歌抵抗运动中的“失败者”，也是保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批诗歌理想主义的孩童。（《新京报》）
传统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审美能力的农业文明国度，有着与之相配套的抒情传统。这一古老抒情传统后来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打断，理由是它缺乏现代性所追求的自我意识和抒情主体，且越来越贵族化、程式化。五四白话诗歌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从彩色欧罗巴带来的芦笛声，转向土地上的哭泣声（艾青）；从丧失语言而导致的蛇一般的寂寞，到经过二十年寂寞才开一次的语言花朵（冯至）；从灵魂的搏斗到现代汉语语言的探险（穆旦）……诗人一直在寻找到心灵敏锐感受与恰当语言形式的联姻。尽管他们的探索中还存在很多矛盾，尤其是“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但放弃“提高”就是放弃创造性，更不可能产生新的形式，从而只能堕入老腔调的泥淖，在滑腻的形式表面游移。
20世纪50年代，当权威人士宣判现代新诗的死刑之后，诗人艰难而滞涩的探索突然变得流畅起来，像顺口溜、快板书一样。流畅的代价，就是牺牲现代个体复杂的心灵感受与通俗形式之间难以迅速合拍的紧张关系。在一种没有自我的、流畅的、快板式的咔哒、咔哒声中，灵魂的苍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就是对那种盲目流畅的“拨乱反正”，那一代诗人“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流淌着语言的水银”（北岛）。十几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文学市场化的进程，一种像商品流水线和点钞机一样的新的“流畅”重新扑杀过来，要消灭那种不甚流畅的语言形式对阅读和思维的挑战，“流畅”而苍白的语言再一次占了上风，艰涩而丰富的探索遭到各种嘲弄。流畅在我们的大脑表层一滑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北岛的“寓言”得到了印证：“他活在他的寓言中/他不再是寓言的主人/这寓言已经转卖到/另一只肥胖的手中//他活在肥胖的手中/金丝雀是他的灵魂/他的喉咙在首饰店里/周围是玻璃的牢笼……”。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正增长但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一代人欢快地扑向了“文学地摊”，从武侠、奇案、三角恋，一直发展到今天的玄幻、盗墓、鬼吹灯，其中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追求毫无创造性和文学性的“流畅”，正是今天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重要症候。汪国真的顺口溜“诗歌”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属于那种具有商品狡猾属性的滑溜溜的诗歌，是“礼品诗”、“贺卡诗”、“中学毕业留言诗”，简单易记，用不着费脑子，从而也就迎合了一种将自我、人我关系简单化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今天又找到了另外一种替代形式，那就是手机短信中的顺口溜、笑话、段子。汪国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信文学”。
汪国真这个与真正诗歌没有什么关系的名字，成了近30年来为数不多的“诗歌事件”的主角之一，被媒体反复炒作。其实正泄漏了整整一代人审美趣味逐步丧失的秘密。我不愿意回忆这样一件没有任何诗意的“诗歌事故”，倒是想起了90年代初某个夏天的故事。那一年汪国真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签名售书，遭到了夏雨诗社学生诗人的正面狙击。数天后，上海《青年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那些年轻诗人的批评文章。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意识，给本来冷峻而复杂的生活，涂上了一层虚假而单一的暖色，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误导青年，将诗歌当作爱情或者事业成功的工具，损害了诗歌形式的美学意义，他的诗歌语言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而是一种低劣的词语七巧板，等等。这些批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校园诗人既是诗歌抵抗运动中的“失败者”，也是保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批诗歌理想主义的孩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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