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四、后期思想

四、后期思想
海德格尔后来说：“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思想极为重要的事就只是要体会此在的历史性。” “历史性”概念正是他“投身”于政治的基础。海德格尔1935年的《形而上学导论》可以解释他从文化保守主义转向纳粹主义的“历史性”理由。海德格尔认为：这个要作为历史性的民族将自身以及将西方历史从其将来的历程的中心处拽回道生发存在之威力的源头处。海德格尔相信德国人民此在的“历史性”是承担天命，他在纳粹运动的兴起中看到历史转折“天命”的来临。他认为纳粹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在于德意志民族为了对抗“技术”座架统治星球这一“最高意义上的危险”而承担的“天命”。
后期海德格尔对真理、语言、艺术和技术等主题的言说，充满一系列具有不可捉摸的奥秘行话。他在《哲学的终极和思的任务》（1966）一文中说，自尼采和马克思之后，哲学已经终结。在此之前，他一直说“存在”的意义只有在德文“诗”和希腊之“思”中才能有所领悟。
用哲学的语言说，天命是真理的显现于隐匿；用神话的语言说，天命是诸神的来临与遗弃，真理的显现和诸神的来临是人可望而不可得的“事变发生”（Ereignis，或译为“大道”“缘起”等），每一个事变发生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在1954年发表的《技术和追问》中，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仍寄希望于“天命”事变发生的拯救。然而，他没有看到诸神显露，“事变发生”没有来临，相反，技术化席卷全球。他在1966年告诉《明镜》杂志记者：“科学的技术实践的成就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使哲学意义之下的思想显得多余之事了。思想本身现在考虑到它自己的使命陷入困难处境”，哲学和一切人的思索和图谋都不能引起世界现状的直接改变，“只有一位神能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和诗歌中为神之出现或者为在没落中神之不出现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