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游牧式评论计划（一）：打破常规
这是一个未完成，并且在不断流动的project。
鉴于文学在被文本以信息化的形态打散，并不断被扩张边界的趋势，与越发高耸的专业化学科壁垒相激烈冲突的现实。
评论被多元化，成为一种标准缺失的创作。
成为一种游戏式的异类批评。
这些分散的碎片式文本，是这种思考的不定期产物。
随时欢迎提供文本，丰富并持续强化的间性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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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俄狄浦斯王》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它永远是被一种读解所强制性征用的，多元的概念似乎与之无涉，无论是任何时代，人们都期待着伟大的《俄狄浦斯王》，代表一种永恒的存在。从古希腊到快十九世纪，《俄狄浦斯王》说的都是命运；而从弗洛伊德石破天惊的“俄狄浦斯情结”分析之后，俄狄浦斯成为一个代名词，成为一种心理分析的霸权，甚至如德勒兹所说，成为了一种法西斯主义。一种骄狂自矜的受虐的欲望：先不论“杀父娶母”是否真正能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本能，在自从弗洛伊德提出这一类读解之后，《俄狄浦斯王》就成为了一种定论，一个僵死的符号，一种“多格扎”和陈词滥调。
这种陈词滥调导致的结果是，如果现在我们在转回头去试图用“命运”去读解，已经成为了一种标新立异。
实际上，之所以“命运的拨弄”的概念能够长时间成为读者和批评家的定论，在于某种意义上，这符合古希腊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惯常读解。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的指出，如果一个主人公的遇难是因为他个人某些错误的选择和行为所导致的咎由自取，那么这个故事就根本不存在悲剧的概念。“悲剧”最早必须是纯净的。只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完人，遭遇到沉痛而无可挽回的伤痛，这样的悲剧才似乎依稀可以引发观众的怜悯和同情，也能完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方程式：既然这个人完美无瑕，那么他的灾难，一定是神灵给予他的考验；那么无论我们的主人公能否通过神灵的考验，对于观众、对于主人公、对于叙述这一切的作者与歌队，都是一种精神层面接近神灵的净化。
古希腊的戏剧建立在一个叙事的基本模式上：即使是表演、即使是已经成型的极为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依然不能接受所谓的虚假：将戏剧要表达的故事直接表演出来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一种最为渊源流长、最为古老的叙事：存在一个全能的讲述者，他将故事叙述出来。实际上，当索福克勒斯大胆的通过角色回忆的对话形式，打破古希腊戏剧这一最古老的讲述传统的时候，他实际上开创了更加源远流长的戏剧模式：叙述体。叙述体所强调的并非情节和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恰好是一种评述，一种视角，一种回忆之后的感叹和追思，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私人的真实。接着，歌队将这些情感集中起来并加以单独的展示，一唱三叹之间，叙事、议论和抒情被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足以被反复推敲的文本。实际上，讲述者、主人公和歌队三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当叙述者和主人公开始了对话，当主人公本人开始了个人的抒情独白，当歌队也开始发表道德式的议论，《俄狄浦斯王》现在看来平淡无奇，无法单纯依靠写作技法震动人心，但从知识、戏剧考古学的角度，这才是最大的打破常规。
因此当弗洛依德石破天惊的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行为是根源于他内心不死的欲望的时候，人们同样震惊的发现，所有传统的思维也都被打破了。原作里太多的俄狄浦斯的独白，却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心理写作；这一切都来自于哪里？甚至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体验和思维，也未可知；这是作者的原意吗？显然不是，或者说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我们为什么相信、或者说将这种解读奉为经典？或许实际意义上，这并非是因为这种读解多么能够切合原文本的生产初衷，但却是原文本的一次精巧的互文：它制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极为精彩的故事，尽管缺乏相应的文学性描写，但仅仅依靠轰动性的、颠覆性的事件，本身即制造了一个精彩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这个情节让任何一个读到的人都如痴如醉，对这个情节、这次颠覆而感到震动、期望加入其中，仿佛与有荣焉；一种批评成为动人的创作，使人们有意忽略与之矛盾的事物，只希望能够陷入其中，被这份打破常规的、颠覆固有认知的、并且被一层“心理学”、“科学”的蜜糖包裹的写作所勾起了情绪的激动，真正的从心灵的层面加以认同。
这就是德勒兹所认为的“心灵法西斯主义”。“俄狄浦斯情结”毫无疑问是一次精妙绝伦的心理学读解，甚至于说它完全是一次切合读者心理的完美的内容产品，而更加令人惊悚的是，它具备任何人都可以投入其中的参与度：一切有父母元素的作品，都可以用“俄狄浦斯情结”而推举出无以伦比的、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哈姆雷特》，当我们意识到如果哈姆雷特和叔父一样，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冲动和迎娶母亲的欲望，因此他的延宕就变成了一种嫉妒、一种自己想做的事情提前被别人满足的酸甜交织，甚至是一种深层次的对复仇对象的认同——一切都不一样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都觉得“俄狄浦斯情结”迷人极了。
一种批评方式，因为语境意义上的文学性，因此被无数读者、批评者主动认同时，我们要做的就只能是警惕了：不仅是科学研究，更是在文学批评中，预设结论之后寻找文本中的支撑点，是危险的；而且更加危险的，是因为常常文本完全能够提供这样的支撑点，因为文本作为母文本的互文，它总是无限可能的。于是这就是为什么要“反俄狄浦斯”，因为尽管最初这一切都是一种最伟大的打破常规，但如果最终它堕落、也成为了它曾经要去打破的东西，它如果成为了另一种不容置喙的常规、乃至一种批评传染病，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最后我们的回到《俄狄浦斯王》中来。回到这个文本、深入这个故事。引导着一切痛苦事件的根源，都是巧合与意外。这种巧合和意外如同“天神下凡”，而且这种比喻并非国人语境里的“嘲讽”，而恰恰是一种现实：巧合代表命运，命运属于神灵的旨意，神灵的旨意不能被庸俗的我们所理解，也不能为普通的人类所掌控。根本上，我们是最渺小的生灵，面对整个宏伟巨大的宇宙，面对我们不能把握的东西无能为力，一种凄然的、终极的、无可抒发的迷茫与绝望；无论俄狄浦斯在想着什么，他的心灵深处是否有如此这般的杀戮和性爱欲望，我们总是担忧一种来自于命运或者说形而上的神灵的怪罪与降临——根本上，创作者也因此最终会不自觉地选择逃离、选择游牧；因为创作者不是神，他无从掌控他的文本，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的避免绝望，并在自己划定的安全区域里，为所欲为。
鉴于文学在被文本以信息化的形态打散，并不断被扩张边界的趋势，与越发高耸的专业化学科壁垒相激烈冲突的现实。
评论被多元化，成为一种标准缺失的创作。
成为一种游戏式的异类批评。
这些分散的碎片式文本，是这种思考的不定期产物。
随时欢迎提供文本，丰富并持续强化的间性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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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俄狄浦斯王》最有趣的一个事实是，它永远是被一种读解所强制性征用的，多元的概念似乎与之无涉，无论是任何时代，人们都期待着伟大的《俄狄浦斯王》，代表一种永恒的存在。从古希腊到快十九世纪，《俄狄浦斯王》说的都是命运；而从弗洛伊德石破天惊的“俄狄浦斯情结”分析之后，俄狄浦斯成为一个代名词，成为一种心理分析的霸权，甚至如德勒兹所说，成为了一种法西斯主义。一种骄狂自矜的受虐的欲望：先不论“杀父娶母”是否真正能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本能，在自从弗洛伊德提出这一类读解之后，《俄狄浦斯王》就成为了一种定论，一个僵死的符号，一种“多格扎”和陈词滥调。
这种陈词滥调导致的结果是，如果现在我们在转回头去试图用“命运”去读解，已经成为了一种标新立异。
实际上，之所以“命运的拨弄”的概念能够长时间成为读者和批评家的定论，在于某种意义上，这符合古希腊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惯常读解。亚里士多德非常明确的指出，如果一个主人公的遇难是因为他个人某些错误的选择和行为所导致的咎由自取，那么这个故事就根本不存在悲剧的概念。“悲剧”最早必须是纯净的。只有一个完美无瑕的完人，遭遇到沉痛而无可挽回的伤痛，这样的悲剧才似乎依稀可以引发观众的怜悯和同情，也能完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方程式：既然这个人完美无瑕，那么他的灾难，一定是神灵给予他的考验；那么无论我们的主人公能否通过神灵的考验，对于观众、对于主人公、对于叙述这一切的作者与歌队，都是一种精神层面接近神灵的净化。
古希腊的戏剧建立在一个叙事的基本模式上：即使是表演、即使是已经成型的极为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依然不能接受所谓的虚假：将戏剧要表达的故事直接表演出来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一种最为渊源流长、最为古老的叙事：存在一个全能的讲述者，他将故事叙述出来。实际上，当索福克勒斯大胆的通过角色回忆的对话形式，打破古希腊戏剧这一最古老的讲述传统的时候，他实际上开创了更加源远流长的戏剧模式：叙述体。叙述体所强调的并非情节和发生的事件本身，而恰好是一种评述，一种视角，一种回忆之后的感叹和追思，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私人的真实。接着，歌队将这些情感集中起来并加以单独的展示，一唱三叹之间，叙事、议论和抒情被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足以被反复推敲的文本。实际上，讲述者、主人公和歌队三者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当叙述者和主人公开始了对话，当主人公本人开始了个人的抒情独白，当歌队也开始发表道德式的议论，《俄狄浦斯王》现在看来平淡无奇，无法单纯依靠写作技法震动人心，但从知识、戏剧考古学的角度，这才是最大的打破常规。
因此当弗洛依德石破天惊的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认为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行为是根源于他内心不死的欲望的时候，人们同样震惊的发现，所有传统的思维也都被打破了。原作里太多的俄狄浦斯的独白，却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心理写作；这一切都来自于哪里？甚至来源于弗洛伊德本人的体验和思维，也未可知；这是作者的原意吗？显然不是，或者说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我们为什么相信、或者说将这种解读奉为经典？或许实际意义上，这并非是因为这种读解多么能够切合原文本的生产初衷，但却是原文本的一次精巧的互文：它制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极为精彩的故事，尽管缺乏相应的文学性描写，但仅仅依靠轰动性的、颠覆性的事件，本身即制造了一个精彩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这个情节让任何一个读到的人都如痴如醉，对这个情节、这次颠覆而感到震动、期望加入其中，仿佛与有荣焉；一种批评成为动人的创作，使人们有意忽略与之矛盾的事物，只希望能够陷入其中，被这份打破常规的、颠覆固有认知的、并且被一层“心理学”、“科学”的蜜糖包裹的写作所勾起了情绪的激动，真正的从心灵的层面加以认同。
这就是德勒兹所认为的“心灵法西斯主义”。“俄狄浦斯情结”毫无疑问是一次精妙绝伦的心理学读解，甚至于说它完全是一次切合读者心理的完美的内容产品，而更加令人惊悚的是，它具备任何人都可以投入其中的参与度：一切有父母元素的作品，都可以用“俄狄浦斯情结”而推举出无以伦比的、耳目一新的结论。比如《哈姆雷特》，当我们意识到如果哈姆雷特和叔父一样，有杀死自己父亲的冲动和迎娶母亲的欲望，因此他的延宕就变成了一种嫉妒、一种自己想做的事情提前被别人满足的酸甜交织，甚至是一种深层次的对复仇对象的认同——一切都不一样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都觉得“俄狄浦斯情结”迷人极了。
一种批评方式，因为语境意义上的文学性，因此被无数读者、批评者主动认同时，我们要做的就只能是警惕了：不仅是科学研究，更是在文学批评中，预设结论之后寻找文本中的支撑点，是危险的；而且更加危险的，是因为常常文本完全能够提供这样的支撑点，因为文本作为母文本的互文，它总是无限可能的。于是这就是为什么要“反俄狄浦斯”，因为尽管最初这一切都是一种最伟大的打破常规，但如果最终它堕落、也成为了它曾经要去打破的东西，它如果成为了另一种不容置喙的常规、乃至一种批评传染病，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者，都需要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
最后我们的回到《俄狄浦斯王》中来。回到这个文本、深入这个故事。引导着一切痛苦事件的根源，都是巧合与意外。这种巧合和意外如同“天神下凡”，而且这种比喻并非国人语境里的“嘲讽”，而恰恰是一种现实：巧合代表命运，命运属于神灵的旨意，神灵的旨意不能被庸俗的我们所理解，也不能为普通的人类所掌控。根本上，我们是最渺小的生灵，面对整个宏伟巨大的宇宙，面对我们不能把握的东西无能为力，一种凄然的、终极的、无可抒发的迷茫与绝望；无论俄狄浦斯在想着什么，他的心灵深处是否有如此这般的杀戮和性爱欲望，我们总是担忧一种来自于命运或者说形而上的神灵的怪罪与降临——根本上，创作者也因此最终会不自觉地选择逃离、选择游牧；因为创作者不是神，他无从掌控他的文本，他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的避免绝望，并在自己划定的安全区域里，为所欲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