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游牧式评论计划（五）：异类批评
这是一个未完成，并且在不断流动的project。
鉴于文学在被文本以信息化的形态打散，并不断被扩张边界的趋势，与越发高耸的专业化学科壁垒相激烈冲突的现实。
评论被多元化，成为一种标准缺失的创作。
成为一种游戏式的异类批评。
这些分散的碎片式文本，是这种思考的不定期产物。
随时欢迎提供文本，丰富并持续强化的间性生成。
-----------------------------------------------------------------------------
《呼啸山庄》本身就是被评论家发现的。艾米丽·勃朗特生前的身份，只是那个“写《简爱》的女人的妹妹”，慧眼识珠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自费为她出版了诗集和《呼啸山庄》，但却只得到类似“粗陋”“粗鄙”的评价。甚至于，当时生存在环境恶劣的乡间荒原的艾米丽，本身就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异类。她体弱多病，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与写作；她不善言辞交际，也从来没有收获过一份爱情；她和她的姐妹除了家务、为她们钟爱但却不成器的弟弟解决生活问题之外，聚在一起讨论的，是她们自己用纸笔创造的，由王国、史诗、战争组成的架空世界，这个世界堪比当代乔治·R·R·马丁的维斯特洛大陆；她最终在默默无名中早逝，如同一颗闪亮、却难以察觉的流星。
《呼啸山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毫无疑问是一份令人难以定义、难以想象的情爱。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这一对恋人的痴情和坚持，是任何读者都难以否认的，但这又绝非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温暖积极的爱情样本；相反，这份爱情之间充满了互相的背叛、伤害、报复，暴力、血淋淋的仇恨和伤及下一代年轻人的残忍，双方似乎都在确认无论如何对方都还会爱着自己的基础上，实施着任性而强烈的伤害；可在艾米丽的笔触之下，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份爱情的纯洁与真挚，而双方近乎不灭的痛苦与互相折磨，也由死亡而划下句点。这份爱情几乎是脱离实际的，以至于《呼啸山庄》刚刚出版时，评论家斥之为年轻女人涉世不深的胡思乱想。然而实际上，正是传统的、注重现实社会、追求道德意义的传统批评模式，在面对《呼啸山庄》这样的文本时，所必然出现的失语。那些负面的评论显得失之风度，而实际上根本在于根本无话可说。
层出不穷的批评模式，根本上是要更加准确的把握每一个不同的读者的心态；实际上我们并不存在太多“权威”的批评手段，或者说那些曾经被认为经典的批评模式，完全是建立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具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口味之上的——同样是荒原之上的家族，他们能够接受简·奥斯丁符合他们认知的，有关婚姻的描述；却无力接受艾米丽对爱情的刻画，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认知的。而实际上，如今层出不穷的、截然不同的批评模式来自于读者不同的身份，无论是从读者、还是从创作者进行切入，批评家都似乎首先主动承认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一定有一方试图代入角色，进入文本的世界里；尽管他们看似企图保持中立，但是既然否定了全知全能的批评模式的存在，也就限定了任何的解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视角限制，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同时也颠覆了一种既定的规则或者说评判标准；而经典文本之所以为经典文本，也是因为无论我们用任何一种批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经典文本都能给出足够的答案；这也是所谓的“常读常新”。
最能体现出要改变评判标准的批评，可以举例由萨义德“东方学”为典型代表的“殖民主义文论”。因为在浩如烟海的近代欧美文学文本中，殖民地、殖民地人民，或者来自殖民地的人物，显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角色，也和具体历史情境下殖民地的历史地位相类似；要么他们只是附属者，并不重要；要么就是思想维度上完全与宗主国类似，认同宗主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同时在思想上也是最先进的；也因此，形成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幻想：即建立在宗主国心态上，对于殖民地文化、人民的一种隐藏着自我优越感的关注与热爱，而这种热爱，往往是伪善的，构建的是西方人希望自己看到的东方，一种对温和、哲学、调和的幻想。简·里斯给《简·爱》中的阁楼疯女人写了《藻海无边》，《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得到了全新的解读，而《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的“吉普赛人”身份，也成为了全新的解读重点：或许，艾米丽·勃朗特在设定希刺克厉夫的身世时，只是为了强调他的来去无踪、身份神秘同时低下，为了渲染神秘的气氛，给予了他“吉普赛人”的身份，但这一独特的身份，已经可以让殖民主义文论者大快朵颐：当之前的读者心目中为了报复凯瑟琳的背叛，以及报复恩萧家族对他的忽视与遗弃，从而痴迷于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刺克厉夫，被重新解读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的态度和全新的生存状态时，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或许并非艾米丽能够想及，但这绝不是凭空想象。希刺克厉夫被恩萧家族抚养、长大，恋爱失败，脱离呼啸山庄，挣得财富回来复仇，报复山庄里曾经掌握权力的下一代的过程，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在经历了殖民开发，革命反叛，解放运动，以及获得平等、乃至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地位后，和原宗主国的一种奇妙关系的精彩隐喻——以至于《呼啸山庄》的结尾，更似乎是宗主国对于曾经的殖民罪恶，最期待的一种清算方式：付出代价，然后两不相欠，无论何种惨烈的方式，最终归为和解。这么说，希刺克厉夫可以是一个“殖民地人民”，可以是那个社会的“少数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异类”。
而有关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关系，涉及女性角度的批评是自然而然的：艾米丽·勃朗特本身作为女性的身份，使得解读者不可能遗忘女性的视角，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文本里作为父权、男性，作为专制权力的一方，实际上万分孱弱：早已去世的老人，身弱酗酒的公子哥儿，以及无数的女性，代表着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现状——令人惊讶的是，艾米丽的反抗绝非是通过她笔下的女性角色而完成的，或许是她个人身为女性的生活体悟，使她并没有写出或许在她心里女性在当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凯瑟琳在和奈莉真情流露之后，转头就为了画眉山庄的财富嫁给了林惇；而伊莎贝拉似乎是一个自主选择，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可艾米丽让她成为了被希刺克厉夫玩弄的牺牲品。
凯瑟琳似乎反而是小说中代表传统、男权，压制性体系的一方，尽管她本人也深受其苦，但她的人生选择，却是“顾全大局”，以权力、家族、财富为第一考量的；一种值得深思的说法是，实际上在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之间的这份爱情关系中，二人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倒错的：希刺克厉夫才是身为“女性”的那一方，实际上正是希刺克厉夫强烈的非社会性的、非功利性的，完全以情绪和情感所驱动的行为，才使得二人的这份情感充满了狂暴与无法宁静的躁动。希刺克厉夫完全不在乎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状态，艾米丽以他本人已经成为一个富豪来解释，而实际上，希刺克厉夫更多的成为一种暗示，一种比喻，一个掌握了社会资源，掌握了主导权力的女性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得以生存的全新假设。
这个假设显然是悲观的，艾米丽把自己全部狂野的，脱离道德的，近乎疯狂的幻想，都寄托在希刺克厉夫身上，然后她并没有看到这个假设能够延续的可能，于是她所做的，就是极力的破坏；希刺克厉夫，也就成为女性作者借助一个殖民地身份的男性形象做出的一种对于传统男权社会的破坏式反抗：这种性别倒错，似乎也能够以性心理分析去解释；作为没有体验过人间情爱的原作者，她笔下的爱情也没有性的成分，无数近乎躁狂、暴躁、撕心裂肺的，荷尔蒙横溢的段落，却都没有性爱的元素——这恐怕不仅是因为艾米丽本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也同时，是因为希刺克厉夫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而凯瑟琳尽管代表男权，她的人物塑造却依然是女性，同性之间在当时社会思维里，有关性话题呈现着完全的失语，而艾米丽对于爱情的刻画与幻想之所以如此的绝望而充慢互相折磨，或许心理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更换一种思维角度，重新代入另一个身份，或许同样的文本就能得出其他全新的结论：这就是所谓“异类批评”的共同之处：因为独特身份而产生的，一种私人化的，试图颠覆固有的评判标准，给文本提出新的解释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许一开始是想从创作者的原意角度，去辩驳他人（类似于“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作者是同性恋，所以他才会这么写”），但实际上随着这类批评的逐渐增多，有关创作者的身份已经越发不再重要了：事实上，正是批评家的身份特殊，以及批评家带来的不同视角，令文学批评能够经久不衰。只要这类批评没有强制性，自我标榜为文本的唯一合理解释，实际操作的角度上任何的文本，都可以用任何的身份与心理去再度翻新，而这种翻新有可能创造一种“小众”的标准，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创造，但是只要它不成为“俄狄浦斯”，不试图令其他的读者强行顺从他的逻辑，不去试图统一解读，而是甘心做一个“异类”，那么这样多元的，异彩纷呈的，使得文本时刻有新鲜血液涌入的“异类批评”，正是作为“牧羊人”的批评家最需要的：因为一片可游牧的土地必然会有枯竭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让牧羊人们在游牧的同时，能够发现下一片可以进入的草原。前提是：起于私人，起于真实，保持不同，而止于扩大化。没有一个牧羊人会在任何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永久的停留下来，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他终将山穷水尽，一无所获；同时，“异类”也就不再是“异类”，而是一种需要再次被解域的禁锢体系，而避免这种体系的产生，正是批评者坚持游牧心态的根本目的。
鉴于文学在被文本以信息化的形态打散，并不断被扩张边界的趋势，与越发高耸的专业化学科壁垒相激烈冲突的现实。
评论被多元化，成为一种标准缺失的创作。
成为一种游戏式的异类批评。
这些分散的碎片式文本，是这种思考的不定期产物。
随时欢迎提供文本，丰富并持续强化的间性生成。
-----------------------------------------------------------------------------
《呼啸山庄》本身就是被评论家发现的。艾米丽·勃朗特生前的身份，只是那个“写《简爱》的女人的妹妹”，慧眼识珠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自费为她出版了诗集和《呼啸山庄》，但却只得到类似“粗陋”“粗鄙”的评价。甚至于，当时生存在环境恶劣的乡间荒原的艾米丽，本身就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异类。她体弱多病，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与写作；她不善言辞交际，也从来没有收获过一份爱情；她和她的姐妹除了家务、为她们钟爱但却不成器的弟弟解决生活问题之外，聚在一起讨论的，是她们自己用纸笔创造的，由王国、史诗、战争组成的架空世界，这个世界堪比当代乔治·R·R·马丁的维斯特洛大陆；她最终在默默无名中早逝，如同一颗闪亮、却难以察觉的流星。
《呼啸山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毫无疑问是一份令人难以定义、难以想象的情爱。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这一对恋人的痴情和坚持，是任何读者都难以否认的，但这又绝非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温暖积极的爱情样本；相反，这份爱情之间充满了互相的背叛、伤害、报复，暴力、血淋淋的仇恨和伤及下一代年轻人的残忍，双方似乎都在确认无论如何对方都还会爱着自己的基础上，实施着任性而强烈的伤害；可在艾米丽的笔触之下，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份爱情的纯洁与真挚，而双方近乎不灭的痛苦与互相折磨，也由死亡而划下句点。这份爱情几乎是脱离实际的，以至于《呼啸山庄》刚刚出版时，评论家斥之为年轻女人涉世不深的胡思乱想。然而实际上，正是传统的、注重现实社会、追求道德意义的传统批评模式，在面对《呼啸山庄》这样的文本时，所必然出现的失语。那些负面的评论显得失之风度，而实际上根本在于根本无话可说。
层出不穷的批评模式，根本上是要更加准确的把握每一个不同的读者的心态；实际上我们并不存在太多“权威”的批评手段，或者说那些曾经被认为经典的批评模式，完全是建立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具有文化素养的中产阶级口味之上的——同样是荒原之上的家族，他们能够接受简·奥斯丁符合他们认知的，有关婚姻的描述；却无力接受艾米丽对爱情的刻画，这对他们来说是难以认知的。而实际上，如今层出不穷的、截然不同的批评模式来自于读者不同的身份，无论是从读者、还是从创作者进行切入，批评家都似乎首先主动承认这样的事实：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一定有一方试图代入角色，进入文本的世界里；尽管他们看似企图保持中立，但是既然否定了全知全能的批评模式的存在，也就限定了任何的解读必须具备一定的视角限制，看到的风景也截然不同，同时也颠覆了一种既定的规则或者说评判标准；而经典文本之所以为经典文本，也是因为无论我们用任何一种批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经典文本都能给出足够的答案；这也是所谓的“常读常新”。
最能体现出要改变评判标准的批评，可以举例由萨义德“东方学”为典型代表的“殖民主义文论”。因为在浩如烟海的近代欧美文学文本中，殖民地、殖民地人民，或者来自殖民地的人物，显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这种角色，也和具体历史情境下殖民地的历史地位相类似；要么他们只是附属者，并不重要；要么就是思想维度上完全与宗主国类似，认同宗主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同时在思想上也是最先进的；也因此，形成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幻想：即建立在宗主国心态上，对于殖民地文化、人民的一种隐藏着自我优越感的关注与热爱，而这种热爱，往往是伪善的，构建的是西方人希望自己看到的东方，一种对温和、哲学、调和的幻想。简·里斯给《简·爱》中的阁楼疯女人写了《藻海无边》，《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得到了全新的解读，而《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的“吉普赛人”身份，也成为了全新的解读重点：或许，艾米丽·勃朗特在设定希刺克厉夫的身世时，只是为了强调他的来去无踪、身份神秘同时低下，为了渲染神秘的气氛，给予了他“吉普赛人”的身份，但这一独特的身份，已经可以让殖民主义文论者大快朵颐：当之前的读者心目中为了报复凯瑟琳的背叛，以及报复恩萧家族对他的忽视与遗弃，从而痴迷于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希刺克厉夫，被重新解读为殖民地人民对于宗主国的态度和全新的生存状态时，最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或许并非艾米丽能够想及，但这绝不是凭空想象。希刺克厉夫被恩萧家族抚养、长大，恋爱失败，脱离呼啸山庄，挣得财富回来复仇，报复山庄里曾经掌握权力的下一代的过程，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在经历了殖民开发，革命反叛，解放运动，以及获得平等、乃至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地位后，和原宗主国的一种奇妙关系的精彩隐喻——以至于《呼啸山庄》的结尾，更似乎是宗主国对于曾经的殖民罪恶，最期待的一种清算方式：付出代价，然后两不相欠，无论何种惨烈的方式，最终归为和解。这么说，希刺克厉夫可以是一个“殖民地人民”，可以是那个社会的“少数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异类”。
而有关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关系，涉及女性角度的批评是自然而然的：艾米丽·勃朗特本身作为女性的身份，使得解读者不可能遗忘女性的视角，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文本里作为父权、男性，作为专制权力的一方，实际上万分孱弱：早已去世的老人，身弱酗酒的公子哥儿，以及无数的女性，代表着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的现状——令人惊讶的是，艾米丽的反抗绝非是通过她笔下的女性角色而完成的，或许是她个人身为女性的生活体悟，使她并没有写出或许在她心里女性在当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凯瑟琳在和奈莉真情流露之后，转头就为了画眉山庄的财富嫁给了林惇；而伊莎贝拉似乎是一个自主选择，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可艾米丽让她成为了被希刺克厉夫玩弄的牺牲品。
凯瑟琳似乎反而是小说中代表传统、男权，压制性体系的一方，尽管她本人也深受其苦，但她的人生选择，却是“顾全大局”，以权力、家族、财富为第一考量的；一种值得深思的说法是，实际上在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之间的这份爱情关系中，二人的性别身份实际上是倒错的：希刺克厉夫才是身为“女性”的那一方，实际上正是希刺克厉夫强烈的非社会性的、非功利性的，完全以情绪和情感所驱动的行为，才使得二人的这份情感充满了狂暴与无法宁静的躁动。希刺克厉夫完全不在乎金钱、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状态，艾米丽以他本人已经成为一个富豪来解释，而实际上，希刺克厉夫更多的成为一种暗示，一种比喻，一个掌握了社会资源，掌握了主导权力的女性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得以生存的全新假设。
这个假设显然是悲观的，艾米丽把自己全部狂野的，脱离道德的，近乎疯狂的幻想，都寄托在希刺克厉夫身上，然后她并没有看到这个假设能够延续的可能，于是她所做的，就是极力的破坏；希刺克厉夫，也就成为女性作者借助一个殖民地身份的男性形象做出的一种对于传统男权社会的破坏式反抗：这种性别倒错，似乎也能够以性心理分析去解释；作为没有体验过人间情爱的原作者，她笔下的爱情也没有性的成分，无数近乎躁狂、暴躁、撕心裂肺的，荷尔蒙横溢的段落，却都没有性爱的元素——这恐怕不仅是因为艾米丽本人没有这样的体验，也同时，是因为希刺克厉夫的内核，其实是一个女性的形象；而凯瑟琳尽管代表男权，她的人物塑造却依然是女性，同性之间在当时社会思维里，有关性话题呈现着完全的失语，而艾米丽对于爱情的刻画与幻想之所以如此的绝望而充慢互相折磨，或许心理深层次的原因正在于此。
我们更换一种思维角度，重新代入另一个身份，或许同样的文本就能得出其他全新的结论：这就是所谓“异类批评”的共同之处：因为独特身份而产生的，一种私人化的，试图颠覆固有的评判标准，给文本提出新的解释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许一开始是想从创作者的原意角度，去辩驳他人（类似于“你们都不知道吧，因为作者是同性恋，所以他才会这么写”），但实际上随着这类批评的逐渐增多，有关创作者的身份已经越发不再重要了：事实上，正是批评家的身份特殊，以及批评家带来的不同视角，令文学批评能够经久不衰。只要这类批评没有强制性，自我标榜为文本的唯一合理解释，实际操作的角度上任何的文本，都可以用任何的身份与心理去再度翻新，而这种翻新有可能创造一种“小众”的标准，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创造，但是只要它不成为“俄狄浦斯”，不试图令其他的读者强行顺从他的逻辑，不去试图统一解读，而是甘心做一个“异类”，那么这样多元的，异彩纷呈的，使得文本时刻有新鲜血液涌入的“异类批评”，正是作为“牧羊人”的批评家最需要的：因为一片可游牧的土地必然会有枯竭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让牧羊人们在游牧的同时，能够发现下一片可以进入的草原。前提是：起于私人，起于真实，保持不同，而止于扩大化。没有一个牧羊人会在任何一片水草丰美之地永久的停留下来，如果他真这么做了，他终将山穷水尽，一无所获；同时，“异类”也就不再是“异类”，而是一种需要再次被解域的禁锢体系，而避免这种体系的产生，正是批评者坚持游牧心态的根本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