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精神病院里的派对——阿兰·摩尔的俗世玄学（By Nat Segnit）
原载《纽约客》「A PARTY IN A LUNATIC ASYLUM————On the mundane mysticism of Alan Moore，By Nat Segnit」，2016年9月8日
1999年的《来自地狱》是一本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连环杀人魔「开膛手杰克」的图画小说，它由阿兰·摩尔（Alan Moore）执笔，艾迪·坎贝尔（Eddie Campell）作画。书中有这么一系列图像，画的是地狱般的反英雄人物威廉·古尔（William Gull）和他不幸的伦敦车夫一起开启的一段隐秘的伦敦名胜之旅。在一幅超大画格（漫画术语称之为「跨页分镜 」）中描画的是克丽欧佩特拉方尖碑（Cleopatra’s Needle），上面刻着献给埃及太阳神阿图姆（Atum）的象形祷文；另一幅图中画的是老街（Old Street）上的圣卢克教堂（St. Luke’s Church）；第三幅图是伦敦大火纪念碑（The Monument），相传建于英国神话里不列颠王国的创造者——特洛伊的布鲁图斯（Brutus of Troy ）的墓穴之上。在每幅名胜图画的文字描述中（语音气泡里），古尔以称羡的口吻论及伦敦伟大的诗人及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一般认为，他「疯狂的预言与幻想 」最终发展出一种对隐藏于可见现实中真相的罕见感受力。布莱克的思维方式是古老的。「相对来说，我们也就是最近才把目睹幻象视为质疑个人是否神智清醒的理由」 古尔说，在古罗马时代，「 神圣显灵」 并不稀奇， 「 那时我们的头脑和现在不同，众神也仿佛真实存在。 」
和布莱克一样，在1987年发表了 《守望者》、1989年发表了《V字仇杀队》这些类型鲜明的图画小说的作者阿兰·摩尔，也是一个致力于发明一己符号与神明体系的艺术家。古尔以及《守望者》里的曼哈顿博士都居住在一个超越了时间维度的神秘国度中，他们和布莱克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有内在缺陷。古尔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而《守望者》中的超级英雄们都已退休，成了一群已然幻灭的美国强权的可笑仿品。摩尔作品里绝大部分引人入胜的地方都建立在这种反高潮的手法上。他笔下的众神已然陨落，既神圣又平凡。根据作家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的说法——他是摩尔的朋友，摩尔曾就《来自地狱》中19世纪伦敦的相关问题向他请教过——「 摩尔的创作法继承的是威廉·布莱克的幻象传统，通过这种方法，你以璀璨的地域细节构建出一己的星辰宇宙」 ，也正因如此，他「 表现了他那片地区的新教精神（embodies the nonconformist spirit of locality）。」 辛克莱提醒我，布莱克曾在派克哈姆·拉伊（Peckham Rye）目睹过天使。而在摩尔的新小说《耶路撒冷》中，四个天使长在一个邋遢的台球厅里以人类灵魂为赌注打桌球。
尽管Moore享誉海外——他的四本图画小说被翻拍成好莱坞大片——但就其影响和智性（intellectual sensibility），以及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英格兰人而言，他仍是个异教徒。他一辈子都待在中东部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他那阴郁的家中。（他的妻子是加州漫画家兼作家梅琳达·盖比<Melinda Gebbie>，两人在小镇上拥有两套房子。他结过一次婚，生下两个女儿，现都已长大成人。其中年长的丽娅<Leah>如今也是一个漫画艺术家。）1993年，摩尔四十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是个仪式魔法师（ceremonial magician）。其信念的核心，他言之凿凿地说，就是艺术与魔法无异。
摩尔奇特的神秘主义血统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这本书中可以找到显著证据。这是他个人第二本非图画小说，写作长达十年之久。总而言之，这是一首献给北安普顿郡的赞美诗，一次对他童年生活中故去之人和消逝之地的缅怀。这本书有将近1300页，文风汪洋恣肆，喻意曲径通幽。写作范围更是史诗级的：从公元九世纪一直写到当下。书里融合了多种文学修辞，从贝克特式的戏仿到乔伊斯的意识流。这本小说具有使人身临其境的寓言般的想象力，它也让摩尔更深入地探查了合理性崩塌的种种可能——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做的事情——这种合理性是天赋与异禀之间的维系，一旦断裂，很容易会被视作疯狂。在小说结尾部分，十九世纪「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坐在位于乔治街（George Row）的诸圣教堂（All Saints’ Church）的台阶上，身边伴着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包括十七世纪的作家约翰·班杨（John Bunyan）、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以及约翰尼·瓦诺（Johnny Vernall）和希丽娅·瓦诺（Celia Vernall）——他们是以摩尔现实中的亲戚为原型所创造的一对普通的二十世纪夫妇，还有卡福（Kaph），一个死于2060年的难民工人。摩尔给书中人物克莱尔——他生命最后的廿年都在北安普顿综合精神病院里度过，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自己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是出现了幻觉，抑或这些分处不同时空的人物都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成为了同时代人。克莱尔和班杨讨论着两人的文学寿命，而瓦诺夫妇不知道该去哪里解个手。
几乎所有《耶路撒冷》里发生的事情都被安排在北安普顿郡，摩尔亲切地称它为「文化黑洞」。对于摩尔来说，这个小镇的地方主义正是其魅力构成的一部分。一如他所指出的，北安普顿郡长时间以来都是政治和宗教异端的中心。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像罗拉德派（Lollards）、平等派（Levellers）以及反律法主义者（Antinomians）等激进组织都曾一度被吸引到那里以寻求避难之所——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如今，它广为人知的后工业晦暗气质也只是让这里的一切对异教徒们而言变得更加适宜。当某种文化开始开倒车时，总是更容易显得特立独行（It’s easier to be odd when the culture has its back turned）。
「我之所以喜欢漫画是因为当时它无人问津，且完全不受监管，」摩尔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这样说道，那是在布莱顿的the Odditorium，当时在那举办了一场反（主流）文化研讨会。摩尔说，「这是个机会，我通过某道后门给文化来了次偷袭。」摩尔向来以对其漫画作品的画师的控制而闻名，他坚持一己的体系——用布莱克的话来说，好比被「被另一类人所奴役」。在与DC漫画公司就《守望者》和《V字仇杀队》的发行权发生龃龉后，他宁愿否认这两本书出自己手。而《非凡绅士联盟》电影版的法律纠纷也让他先发制人地削减了对此作更多改编的版权收益。
如今，对超级英雄类型电影的修正主义演绎（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s）俨然已成好莱坞的制作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摩尔），但摩尔已经放弃了这种形式。 「我更愿意做那些没人想做的事」，他在谈及何以决定花上十年去写一个形而上的、后现代小说时这样说道， 「发现未被关注的文化领域才是最有趣的事。」颇具代表性的是，在创作《耶路撒冷》时，摩尔已经拒绝了来自其出版商的一切干预。「我要做的是彻底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不想有人来给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个阴沉的周三上午，低垂的天空愁云密布，摩尔和我相约步行穿越郡内的城区，那是北安普顿郡传统的工薪阶级住区，摩尔从小生活在这里。我们约在北安普顿火车站的广场碰面，摩尔刚坐火车从伦敦回来。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这里看上去像是一座机场候机楼。「我正在寻思我们怎么从这儿出去。」他一边扫视着光滑的玻璃和裸露的钢铁一边对我说。
摩尔有着灰白的长发、浓密的胡子，看上去就像布莱克《永恒之神》（The Ancient of Days）里的创世者尤里森（Urizen）——一个蹲坐于时空之外，用一对天文圆规来丈量宇宙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摩尔是在数星期前，在the Odditorium，他穿的那双达尔马提亚尖头皮鞋（Dalmatian-print winkle-picker shoes）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摩尔喜欢奇装异服，在一次英国脱欧的投票活动中，他就穿了一件「白色的女式绸缎中长大衣」，表演了一首煽动题材的说唱，脸涂得像个山魈——「世界上最好看的生物」。）今天，当我俩途经W.H.史密斯报刊经销店时，除了戴满手指的魔法师戒指和一把在手柄上刻有蛇神图案的手杖外，摩尔看上去就和常人无异。
城区的主干旁（By the standards of the Boroughs）有一片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贫民区，1953年，摩尔出生在那里并度过了一段安定的童年。他父亲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母亲在一家打印厂工作。因为兜售迷幻药，摩尔被学校开除，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漫画创作。直到现在，当他谈及童年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一段安逸、沉浸的时光。城区内密集的维多利亚时代旧式联排房维持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随后，大部分联排房被推倒并由死气沉沉的商业住宅楼所取代。「这是即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之后对北安普顿郡的一次改建尝试，」摩尔谈及新火车站时这么说道。（米尔顿·凯恩斯是白金汉郡内一座典型的英格兰式「新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用以吸纳当时过剩的人口，经常因其城市规划的单调死板而为人嘲笑。）
我们闪避着川流不息的车流穿过马路，来到火车站下一片狭长的绿化带。不久，我们走到天桥下一处潮湿的空地。「啊！」摩尔说，「他们已经把这儿清干净了。」他在一道矮墙上找到一把椅子，坐着可以俯瞰内尼河（River Nene），乳白色的河水蜿蜒不息地流经整个城镇市郊。上次摩尔打这儿经过时，这个地下通道里丢满了注射用的针头。今天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方形的浸湿的纸板箱——某人似乎把它当做防潮布来使用，还有一条高尔夫指南的书籍护封，写着「推杆：游戏中的游戏」。矮墙旁是一堆乱石——世界上第一座机械化动力棉纺厂的残垣，称得上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尽管这一说法还有所争议。因此可以说我们正坐在，摩尔解释说，「人类纪」的源头——这是一个以人类对环境造成影响来定义的地质年代名称。它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据摩尔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要么到访过，要么听说过这里，」他猜测这位思想家著名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很有可能就是从这座棉纺厂获得的灵感。
《耶路撒冷》一书中全是这种地方性的秘辛，这也证明了摩尔有着试图在各处发现深层统一性的倾向。摩尔曾一度着着迷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一个概念：「永恒性」。这个概念认为时间的流逝是虚幻的，或者，如摩尔自己所诠释的，「每一个曾经发生或永不会发生的时刻，都被悬置起来，亘古常存。」《守望者》里的曼哈顿博士——一个物理学家，因一场核事故而变成了一个蓝晶晶的超级人类，他可以同时感知所有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这给他的感情生活带来一些尴尬的后果。 （「现在是1963年，很快我们就会做爱，」他对女友说，准确但不带一丝情欲。）《来自地狱》里古尔在谋杀后的高潮中目睹了二十世纪晚期的幻象。（「你们眼中的麻木来自何处？」他对着坐在开放式办公室里行尸走肉般的上班族如此问道。）
当摩尔和我走到圣安德鲁路（St. Andrew’s Road）边上一块狭小的草坪时——那里曾建有他童年时候的家——摩尔承认说，当老城区被拆毁时他生平头一次感到「心烦意乱」。这让我猛然意识到他对永恒性的痴迷，既是一种求知欲的产物，也可能是隔绝悲伤的一道屏障。在小说《耶路撒冷》中，故去之人和消逝之地那令人欣慰的存在假定了这样一种信条：即所有事物都将常伴我们身边。
在市镇中心一家空荡荡的餐厅里坐下吃披萨前，摩尔和我曾在一家小酒馆外驻足，「北安普顿郡最古老的酒吧」，门外黑板上如此写着。摩尔最近几乎滴酒不沾——他不再是个宿醉者——但就他的童年来说，不少家庭生活总是围着老黑狮酒吧（Old Black Lion）打转。他家家族传奇里有这么个故事，说有一天晚上，大伙儿聚在那里喝酒，等回家的时候，发现他们被锁在了门外，而摩尔父亲的表姐/妹奥黛丽（Audrey）正在里面一遍接着一遍地弹着钢琴曲《浅草低吟》（Whispering Grass）。
小说《耶路撒冷》题献给奥黛丽，她后来住进一家精神病院并在那里过世。 2007年，摩尔和盖比在前身为北安普顿综合精神病院的建筑里举办了婚礼，那里也是小说人物约翰·克莱尔待的地方。我俩会面几星期后，我曾问摩尔他是否曾留意过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我可能应该如此，但实际并没有，」他说。 「我生活得很开心，那些表面看起来比我正常、理智的熟人所拥有的烦恼我一概没有。我从来不曾有过接受心理治疗或心理分析的念头。」
摩尔的回答让我想起小说《耶路撒冷》里的一个段落。他在书里的化身、艺术家阿尔玛·沃伦（Alma Warren）办了个展览，灵感源自老城区及其居民，正如《耶路撒冷》这本小说一样。她的兄弟米克（Mick）对此嫉妒不已，一直以来他都害怕自己遗传了家族疾病。「如果你是阿尔玛，那么发疯倒也不赖，况且在她的专业领域，精神失常也算一件理想的附属品，疯得目眩神迷（a kind of psycho-bling），」摩尔写道， 「尽管如此，当你离开马丁的园子时你也没法甩得掉它。在恢复正常这件事儿（reconditioning business）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叫人愉快的怪癖（delightful eccentricity）。」
米克的行为是有害的、异教徒式的（uncircumscribed）。阿尔玛的则是有益的，像阿尔玛一样，摩尔已把他的怪癖转化为一种附属品并当有人想在他探寻的领域里强加苛责时充当某种震慑之物。在他的作品中，对疯狂的执着可被解读为一种坚决维护独立性的隐喻。凭借它，我们有权去忽视任何无聊的区别——理性或者幻想、死水微澜的生活或者敏锐创造的维持、成为一介凡夫俗子或者在精神病院里办一场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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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BY REBECCA CLARKE |
1999年的《来自地狱》是一本有关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连环杀人魔「开膛手杰克」的图画小说，它由阿兰·摩尔（Alan Moore）执笔，艾迪·坎贝尔（Eddie Campell）作画。书中有这么一系列图像，画的是地狱般的反英雄人物威廉·古尔（William Gull）和他不幸的伦敦车夫一起开启的一段隐秘的伦敦名胜之旅。在一幅超大画格（漫画术语称之为「跨页分镜 」）中描画的是克丽欧佩特拉方尖碑（Cleopatra’s Needle），上面刻着献给埃及太阳神阿图姆（Atum）的象形祷文；另一幅图中画的是老街（Old Street）上的圣卢克教堂（St. Luke’s Church）；第三幅图是伦敦大火纪念碑（The Monument），相传建于英国神话里不列颠王国的创造者——特洛伊的布鲁图斯（Brutus of Troy ）的墓穴之上。在每幅名胜图画的文字描述中（语音气泡里），古尔以称羡的口吻论及伦敦伟大的诗人及艺术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一般认为，他「疯狂的预言与幻想 」最终发展出一种对隐藏于可见现实中真相的罕见感受力。布莱克的思维方式是古老的。「相对来说，我们也就是最近才把目睹幻象视为质疑个人是否神智清醒的理由」 古尔说，在古罗马时代，「 神圣显灵」 并不稀奇， 「 那时我们的头脑和现在不同，众神也仿佛真实存在。 」
和布莱克一样，在1987年发表了 《守望者》、1989年发表了《V字仇杀队》这些类型鲜明的图画小说的作者阿兰·摩尔，也是一个致力于发明一己符号与神明体系的艺术家。古尔以及《守望者》里的曼哈顿博士都居住在一个超越了时间维度的神秘国度中，他们和布莱克的区别在于他们都有内在缺陷。古尔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而《守望者》中的超级英雄们都已退休，成了一群已然幻灭的美国强权的可笑仿品。摩尔作品里绝大部分引人入胜的地方都建立在这种反高潮的手法上。他笔下的众神已然陨落，既神圣又平凡。根据作家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的说法——他是摩尔的朋友，摩尔曾就《来自地狱》中19世纪伦敦的相关问题向他请教过——「 摩尔的创作法继承的是威廉·布莱克的幻象传统，通过这种方法，你以璀璨的地域细节构建出一己的星辰宇宙」 ，也正因如此，他「 表现了他那片地区的新教精神（embodies the nonconformist spirit of locality）。」 辛克莱提醒我，布莱克曾在派克哈姆·拉伊（Peckham Rye）目睹过天使。而在摩尔的新小说《耶路撒冷》中，四个天使长在一个邋遢的台球厅里以人类灵魂为赌注打桌球。
尽管Moore享誉海外——他的四本图画小说被翻拍成好莱坞大片——但就其影响和智性（intellectual sensibility），以及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英格兰人而言，他仍是个异教徒。他一辈子都待在中东部北安普顿郡（Northampton）他那阴郁的家中。（他的妻子是加州漫画家兼作家梅琳达·盖比<Melinda Gebbie>，两人在小镇上拥有两套房子。他结过一次婚，生下两个女儿，现都已长大成人。其中年长的丽娅<Leah>如今也是一个漫画艺术家。）1993年，摩尔四十岁生日时，他宣布自己是个仪式魔法师（ceremonial magician）。其信念的核心，他言之凿凿地说，就是艺术与魔法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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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图引进发行的《守望者》和《V字仇杀队》 |
摩尔奇特的神秘主义血统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这本书中可以找到显著证据。这是他个人第二本非图画小说，写作长达十年之久。总而言之，这是一首献给北安普顿郡的赞美诗，一次对他童年生活中故去之人和消逝之地的缅怀。这本书有将近1300页，文风汪洋恣肆，喻意曲径通幽。写作范围更是史诗级的：从公元九世纪一直写到当下。书里融合了多种文学修辞，从贝克特式的戏仿到乔伊斯的意识流。这本小说具有使人身临其境的寓言般的想象力，它也让摩尔更深入地探查了合理性崩塌的种种可能——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做的事情——这种合理性是天赋与异禀之间的维系，一旦断裂，很容易会被视作疯狂。在小说结尾部分，十九世纪「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坐在位于乔治街（George Row）的诸圣教堂（All Saints’ Church）的台阶上，身边伴着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包括十七世纪的作家约翰·班杨（John Bunyan）、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以及约翰尼·瓦诺（Johnny Vernall）和希丽娅·瓦诺（Celia Vernall）——他们是以摩尔现实中的亲戚为原型所创造的一对普通的二十世纪夫妇，还有卡福（Kaph），一个死于2060年的难民工人。摩尔给书中人物克莱尔——他生命最后的廿年都在北安普顿综合精神病院里度过，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以为自己是拜伦勋爵（Lord Byron）——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他是出现了幻觉，抑或这些分处不同时空的人物都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成为了同时代人。克莱尔和班杨讨论着两人的文学寿命，而瓦诺夫妇不知道该去哪里解个手。
几乎所有《耶路撒冷》里发生的事情都被安排在北安普顿郡，摩尔亲切地称它为「文化黑洞」。对于摩尔来说，这个小镇的地方主义正是其魅力构成的一部分。一如他所指出的，北安普顿郡长时间以来都是政治和宗教异端的中心。从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像罗拉德派（Lollards）、平等派（Levellers）以及反律法主义者（Antinomians）等激进组织都曾一度被吸引到那里以寻求避难之所——一座新的耶路撒冷城。如今，它广为人知的后工业晦暗气质也只是让这里的一切对异教徒们而言变得更加适宜。当某种文化开始开倒车时，总是更容易显得特立独行（It’s easier to be odd when the culture has its back turned）。
「我之所以喜欢漫画是因为当时它无人问津，且完全不受监管，」摩尔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这样说道，那是在布莱顿的the Odditorium，当时在那举办了一场反（主流）文化研讨会。摩尔说，「这是个机会，我通过某道后门给文化来了次偷袭。」摩尔向来以对其漫画作品的画师的控制而闻名，他坚持一己的体系——用布莱克的话来说，好比被「被另一类人所奴役」。在与DC漫画公司就《守望者》和《V字仇杀队》的发行权发生龃龉后，他宁愿否认这两本书出自己手。而《非凡绅士联盟》电影版的法律纠纷也让他先发制人地削减了对此作更多改编的版权收益。
如今，对超级英雄类型电影的修正主义演绎（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s）俨然已成好莱坞的制作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摩尔），但摩尔已经放弃了这种形式。 「我更愿意做那些没人想做的事」，他在谈及何以决定花上十年去写一个形而上的、后现代小说时这样说道， 「发现未被关注的文化领域才是最有趣的事。」颇具代表性的是，在创作《耶路撒冷》时，摩尔已经拒绝了来自其出版商的一切干预。「我要做的是彻底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不想有人来给我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个阴沉的周三上午，低垂的天空愁云密布，摩尔和我相约步行穿越郡内的城区，那是北安普顿郡传统的工薪阶级住区，摩尔从小生活在这里。我们约在北安普顿火车站的广场碰面，摩尔刚坐火车从伦敦回来。经过近些年的发展，这里看上去像是一座机场候机楼。「我正在寻思我们怎么从这儿出去。」他一边扫视着光滑的玻璃和裸露的钢铁一边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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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Mo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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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ke笔下的Urizen |
摩尔有着灰白的长发、浓密的胡子，看上去就像布莱克《永恒之神》（The Ancient of Days）里的创世者尤里森（Urizen）——一个蹲坐于时空之外，用一对天文圆规来丈量宇宙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摩尔是在数星期前，在the Odditorium，他穿的那双达尔马提亚尖头皮鞋（Dalmatian-print winkle-picker shoes）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摩尔喜欢奇装异服，在一次英国脱欧的投票活动中，他就穿了一件「白色的女式绸缎中长大衣」，表演了一首煽动题材的说唱，脸涂得像个山魈——「世界上最好看的生物」。）今天，当我俩途经W.H.史密斯报刊经销店时，除了戴满手指的魔法师戒指和一把在手柄上刻有蛇神图案的手杖外，摩尔看上去就和常人无异。
城区的主干旁（By the standards of the Boroughs）有一片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贫民区，1953年，摩尔出生在那里并度过了一段安定的童年。他父亲在一家啤酒厂工作，母亲在一家打印厂工作。因为兜售迷幻药，摩尔被学校开除，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漫画创作。直到现在，当他谈及童年的时候都把它说成是一段安逸、沉浸的时光。城区内密集的维多利亚时代旧式联排房维持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归属感。随后，大部分联排房被推倒并由死气沉沉的商业住宅楼所取代。「这是即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之后对北安普顿郡的一次改建尝试，」摩尔谈及新火车站时这么说道。（米尔顿·凯恩斯是白金汉郡内一座典型的英格兰式「新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用以吸纳当时过剩的人口，经常因其城市规划的单调死板而为人嘲笑。）
我们闪避着川流不息的车流穿过马路，来到火车站下一片狭长的绿化带。不久，我们走到天桥下一处潮湿的空地。「啊！」摩尔说，「他们已经把这儿清干净了。」他在一道矮墙上找到一把椅子，坐着可以俯瞰内尼河（River Nene），乳白色的河水蜿蜒不息地流经整个城镇市郊。上次摩尔打这儿经过时，这个地下通道里丢满了注射用的针头。今天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块方形的浸湿的纸板箱——某人似乎把它当做防潮布来使用，还有一条高尔夫指南的书籍护封，写着「推杆：游戏中的游戏」。矮墙旁是一堆乱石——世界上第一座机械化动力棉纺厂的残垣，称得上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尽管这一说法还有所争议。因此可以说我们正坐在，摩尔解释说，「人类纪」的源头——这是一个以人类对环境造成影响来定义的地质年代名称。它同样也是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据摩尔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要么到访过，要么听说过这里，」他猜测这位思想家著名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中「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很有可能就是从这座棉纺厂获得的灵感。
《耶路撒冷》一书中全是这种地方性的秘辛，这也证明了摩尔有着试图在各处发现深层统一性的倾向。摩尔曾一度着着迷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一个概念：「永恒性」。这个概念认为时间的流逝是虚幻的，或者，如摩尔自己所诠释的，「每一个曾经发生或永不会发生的时刻，都被悬置起来，亘古常存。」《守望者》里的曼哈顿博士——一个物理学家，因一场核事故而变成了一个蓝晶晶的超级人类，他可以同时感知所有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这给他的感情生活带来一些尴尬的后果。 （「现在是1963年，很快我们就会做爱，」他对女友说，准确但不带一丝情欲。）《来自地狱》里古尔在谋杀后的高潮中目睹了二十世纪晚期的幻象。（「你们眼中的麻木来自何处？」他对着坐在开放式办公室里行尸走肉般的上班族如此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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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第四卷截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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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地狱》截图 |
当摩尔和我走到圣安德鲁路（St. Andrew’s Road）边上一块狭小的草坪时——那里曾建有他童年时候的家——摩尔承认说，当老城区被拆毁时他生平头一次感到「心烦意乱」。这让我猛然意识到他对永恒性的痴迷，既是一种求知欲的产物，也可能是隔绝悲伤的一道屏障。在小说《耶路撒冷》中，故去之人和消逝之地那令人欣慰的存在假定了这样一种信条：即所有事物都将常伴我们身边。
在市镇中心一家空荡荡的餐厅里坐下吃披萨前，摩尔和我曾在一家小酒馆外驻足，「北安普顿郡最古老的酒吧」，门外黑板上如此写着。摩尔最近几乎滴酒不沾——他不再是个宿醉者——但就他的童年来说，不少家庭生活总是围着老黑狮酒吧（Old Black Lion）打转。他家家族传奇里有这么个故事，说有一天晚上，大伙儿聚在那里喝酒，等回家的时候，发现他们被锁在了门外，而摩尔父亲的表姐/妹奥黛丽（Audrey）正在里面一遍接着一遍地弹着钢琴曲《浅草低吟》（Whispering Grass）。
小说《耶路撒冷》题献给奥黛丽，她后来住进一家精神病院并在那里过世。 2007年，摩尔和盖比在前身为北安普顿综合精神病院的建筑里举办了婚礼，那里也是小说人物约翰·克莱尔待的地方。我俩会面几星期后，我曾问摩尔他是否曾留意过自己的精神健康问题。「我可能应该如此，但实际并没有，」他说。 「我生活得很开心，那些表面看起来比我正常、理智的熟人所拥有的烦恼我一概没有。我从来不曾有过接受心理治疗或心理分析的念头。」
摩尔的回答让我想起小说《耶路撒冷》里的一个段落。他在书里的化身、艺术家阿尔玛·沃伦（Alma Warren）办了个展览，灵感源自老城区及其居民，正如《耶路撒冷》这本小说一样。她的兄弟米克（Mick）对此嫉妒不已，一直以来他都害怕自己遗传了家族疾病。「如果你是阿尔玛，那么发疯倒也不赖，况且在她的专业领域，精神失常也算一件理想的附属品，疯得目眩神迷（a kind of psycho-bling），」摩尔写道， 「尽管如此，当你离开马丁的园子时你也没法甩得掉它。在恢复正常这件事儿（reconditioning business）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叫人愉快的怪癖（delightful eccentricity）。」
米克的行为是有害的、异教徒式的（uncircumscribed）。阿尔玛的则是有益的，像阿尔玛一样，摩尔已把他的怪癖转化为一种附属品并当有人想在他探寻的领域里强加苛责时充当某种震慑之物。在他的作品中，对疯狂的执着可被解读为一种坚决维护独立性的隐喻。凭借它，我们有权去忽视任何无聊的区别——理性或者幻想、死水微澜的生活或者敏锐创造的维持、成为一介凡夫俗子或者在精神病院里办一场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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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疯人院》（1975）剧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