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国家与科举官僚
古代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与政府体制方面应该是比较早熟的，文明的产生相较西亚、中东和埃及晚近1000-2000年，当然这只是从现有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来看，在已有的证明下同样阶段的文明和国家的出现都相对较晚。但是自战国以后铁器文明的出现，这个相对晚生的农业国家开始了弯道超车的步伐，建立了一个统一强大的秦国，正式开启了郡县制结构，分封为主的封建制逐渐在这个国家的体制中没落成为辅助，而以君主直接派遣管理管理的郡县组成的国家开始沿袭2000年之久，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地方治理的基本权力结构。
那么这种弯道超车的伟大进步应该归功于谁呢？秦始皇、商鞅还是其他人。然而对比同期的欧亚国家，基本存在这么几种状态：频繁的外族入侵，不同民族建立的帝国的互相更迭；持续的扩张，政权自身缺乏内向性；宗教的强势性，世俗政治权力受到约束。总体而言前两者对的影响最大。但如果和中国古代社会对比，最大的差异就是缺少一个意识形态的统一。
黄仁宇说古代中国是个治水的国家，这是有道理的。虽然现有的历史考古发掘和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有限，但笔者还是极为相信自传说中的夏商周时代起中国就是个多民族国家，甚至在人种、血统、文化上都比较复杂。但是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建立松散的联盟性政权、形成强大的封建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大河上下游土地上复杂的自然环境的协作与对抗，也就是治理水患和共同应对蝗灾、旱灾。有兴趣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一定是可以发现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单凭任何一个部落部族或是民族、城邦国家都无法独立的对抗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逃亡和移居就食增加了这广阔土地上的人们的互动与交流。因此一个早期的部落联盟或是国家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尊从一个共同的共主并接受领导，治理洪水泛滥、抵御自然灾害、协调食物与资源，这不仅仅是强者对于资源的统一管理，也是弱者的主动妥协。
因此、夏、商两代莫不如此。但最大的变化却在周的崛起，现代历史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与商灭夏不同，周取代商并不是因为商朝的衰落，可能只是军事上的偶然事件，否则何至于自西周建立到战国期间，整个中原地区的文明水平都要高于关中陇西。因此，作为一个偏居一隅的西周，灭商之后并没有很容易的取得天下，而是建立了两大都城，一个在镐京立足于关中根据地，叫做宗周；一个建立在现在的洛阳，古代叫做洛邑，被称为成周。成周的存在目的就在于集中军事力量占据商遗地西侧的粮仓和战略要地，并向东威慑诸商部落遗民以及其他以前依附于商朝的小国家。而成周的基础也在于商王朝一直以来能够傲视周边的强大的文明实力。
但成周并不能孤立的监控东部广阔的商朝领土，比如朝歌、亳、商丘等广阔的中原地区，因此西周大量的派出自己的直系王子王孙、近亲、功臣去东部商朝领地建立国家，像一个个楔子钉入商朝领地内部和周边，并形成藩篱一样围绕起来，比如当时的“三监之乱”的三个国家一样。但仍然未能有效的制约商遗民的反抗和叛乱，经过周公旦和吕尚的二次讨伐后，才得到勉强的弹压。为此，西周再次分封了大批王亲贵族于东部和东南夷领地，从此形成了燕、卫、陈、鲁、齐、晋、唐、随诸侯的殖民扩张与监管格局。
但毕竟是弱周灭强商，周并无庞大的军事力量常驻各个商王朝领地保持常态化的管理和统治，只能在征服的过程中逐个布点派出诸侯，并依靠成周的就近震慑来维持这种殖民扩张因此早期的诸侯国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被反叛和颠覆反反复复的情形发生，直到最终站稳了脚跟。但周朝毕竟是以偏僻的周边弱小国家的身份崛起，可能当时未必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强出多少。因此，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来直接控制这样一个殖民帝国。所以，在今天看来这是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虽然各个诸侯国都是周王的近亲、臣子，但时间是不断变化的，经历两三代人后随着亲情和臣下感情的衰退这些当初依靠自食其力殖民建国的诸侯又如何能够继续臣服在周天子之下呢？因此周的建国政治家们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要想防止这些殖民诸侯最终被当地的遗民和文化所同化，就必须在整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内建立一套共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认同。这就是周礼、分封制以及配套的嫡长子继承制、公卿体制等，不服周礼的，就不属于周的文化体系，就是夷狄蛮戎应当被讨伐。这一套文化认同既是殖民扩张的驱动力，也是建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意识形态基础。
以至于既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互相征伐，但周天子一直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共主，仍然是大家互相认同想要结合统一的身份认同。可见，在古代中国最大的进步和这个国家千年连绵不绝的真正核心在于这个弱小的商朝属国所产生的政治智慧，除了古代中国政治版图在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外，正是这套以周礼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建立了夷夏之别的意识形态，不断的笼络和扩张国家的边界，成为数千年来一直分久必合的根本驱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才能建立长期的统一和始终趋向统一的文化认同，而这也正是古代中国的王权和世俗统治者所具备的优势，他们能够在统一的条件下实现社会稳定，并逐步的建立权力的结构和统治的秩序，而不再依靠臣服和羁縻这种缺乏持续性的方式维持。这种超越同时代世界各个文明的政治环境必然促使统治者不断的在权力体系的稳固性上发起一次次的挑战。而科举制度也是其中之一。
自古以来，在一大半的时间里古代政权的维系都在于封建贵族和豪强贵族的参与，夏商诸侯国的臣服、周朝的分封，自秦汉起豪强贵族、门阀世族的崛起，都是承载国家权力的基础阵营。但是依附这种王权之外权力传递结果的郡县制并不能很好的直接代表统治者的意志。郡县权力的行使难免受到贵族的左右，随着法家的逐渐衰微，这种贵族势力影响的郡县制逐渐成为影响王朝稳定的最大隐患。皇帝们也一直在思考合适的方式，荐举制、九品中正制，但无非是在贵族之间分享权力，这也催生了科举制度的出现。
科举制无非就是皇帝开始通过拉拢平民的参与摆脱贵族对于权力的分享。它的好处是：
一、帝国的政治能够直接通过皇帝自己选拔的不受贵族家族利益左右的官员来执行，这是能够和郡县制权力结构的意图最好的制度搭配，皇帝的意志开始直接的深入地方治理过程中。
二、建立一种全新的权力分配结构，通过平民的参与来获得平民阶层和知识阶层的用户，维系文化舆论对于皇权的认同，建立一种上升通道减少阶层之间的矛盾。
三、推动了教育的扩大化和文化知识的推广，扩大了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广度与深度。
但科举制度并非是完美的制度，因此，它第一次将君主与社会基层的对话距离拉近，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也更加直接化；贵族作为中间层的作用越来越小或者已经退化成基层社区自治的参与者，而再也无法在帝王与平民之间建立缓冲。
其次，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并未深刻的认识到，科举制的出现使得官员的监督和贪腐问题成为长期困扰帝国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使通过完善御史、巡查体制也难以克服。科举制官僚和贵族制官僚的最大的区别是，科举制官僚代表帝王，但本身缺乏利益驱动；而贵族制官僚自身就是权力阶层之内，或是地方大族，有着很深的地方利益在其中。早期的郡县制官僚均由贵族或是获取爵位的士人出任，他们自身就有封地或者地产，二是在地方上素有威望，或是身为豪强。因此古代社会前半段俸禄很低，但帝王鲜有关心贪腐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运转并不在于国家的财力支撑，而在于地方官员自身的实力和能力。
而科举制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通过科举制成为官员，但国家的官员薪酬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善。除了皇帝习惯性的沿袭前朝的制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因此而压缩帝国的财税收入。但这就难免造成贪腐的出现，因为科举制官员和隋唐以前的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和原因，敢于用自己的财产来补贴地方政府的运转，作为工薪阶层必然在自身财力限度之外贪污受贿、隐性的增加赋税或是挪用公款。这就导致科举制为主的帝国每朝每一代都更加忧心国库，而根本原因不是天灾人祸、税负不重，而是在于官员的贪腐。
历代王朝更迭，大多是中央控制力的衰弱，鲜有真正是因为农民起义太强大的，且农民起义也多是反抗暴政，鲜有直接抗议官员贪腐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对贪腐反倒是具备很强的忍耐度，但对于贪腐真正难以忍耐的却是皇帝。这是因为贪腐的存在一会大量的减少国库的收入，降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二是贪腐会弱化官员队伍，造成国家的执行能力大大降低，再难在广大帝国内建立有效的管理；三是贪腐盛行必将加速税负的上升以及增加暴政的概率，造成社会的动荡；四是官僚纪律的松解容易导致地方分离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因此，当皇权专制愈加加强，贵族参与权力的机会越少，缓冲作用也越小。于是皇帝就更加害怕贪腐对于国家财政和中央权威的冲击，导致中央对于整个社会治理的失控。贵族被远离权力并不断的边缘化的的确确强化了皇权，科举制也有助于结合郡县体制便于皇帝直接管理地方，这一套单一制的整体结构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但却也造成了贪腐成为国家越来越头疼的政治弊病。
联系方式：yyzfcn@gmail.com
那么这种弯道超车的伟大进步应该归功于谁呢？秦始皇、商鞅还是其他人。然而对比同期的欧亚国家，基本存在这么几种状态：频繁的外族入侵，不同民族建立的帝国的互相更迭；持续的扩张，政权自身缺乏内向性；宗教的强势性，世俗政治权力受到约束。总体而言前两者对的影响最大。但如果和中国古代社会对比，最大的差异就是缺少一个意识形态的统一。
黄仁宇说古代中国是个治水的国家，这是有道理的。虽然现有的历史考古发掘和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有限，但笔者还是极为相信自传说中的夏商周时代起中国就是个多民族国家，甚至在人种、血统、文化上都比较复杂。但是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建立松散的联盟性政权、形成强大的封建国家，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大河上下游土地上复杂的自然环境的协作与对抗，也就是治理水患和共同应对蝗灾、旱灾。有兴趣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一定是可以发现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单凭任何一个部落部族或是民族、城邦国家都无法独立的对抗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逃亡和移居就食增加了这广阔土地上的人们的互动与交流。因此一个早期的部落联盟或是国家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尊从一个共同的共主并接受领导，治理洪水泛滥、抵御自然灾害、协调食物与资源，这不仅仅是强者对于资源的统一管理，也是弱者的主动妥协。
因此、夏、商两代莫不如此。但最大的变化却在周的崛起，现代历史的研究和考古发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与商灭夏不同，周取代商并不是因为商朝的衰落，可能只是军事上的偶然事件，否则何至于自西周建立到战国期间，整个中原地区的文明水平都要高于关中陇西。因此，作为一个偏居一隅的西周，灭商之后并没有很容易的取得天下，而是建立了两大都城，一个在镐京立足于关中根据地，叫做宗周；一个建立在现在的洛阳，古代叫做洛邑，被称为成周。成周的存在目的就在于集中军事力量占据商遗地西侧的粮仓和战略要地，并向东威慑诸商部落遗民以及其他以前依附于商朝的小国家。而成周的基础也在于商王朝一直以来能够傲视周边的强大的文明实力。
但成周并不能孤立的监控东部广阔的商朝领土，比如朝歌、亳、商丘等广阔的中原地区，因此西周大量的派出自己的直系王子王孙、近亲、功臣去东部商朝领地建立国家，像一个个楔子钉入商朝领地内部和周边，并形成藩篱一样围绕起来，比如当时的“三监之乱”的三个国家一样。但仍然未能有效的制约商遗民的反抗和叛乱，经过周公旦和吕尚的二次讨伐后，才得到勉强的弹压。为此，西周再次分封了大批王亲贵族于东部和东南夷领地，从此形成了燕、卫、陈、鲁、齐、晋、唐、随诸侯的殖民扩张与监管格局。
但毕竟是弱周灭强商，周并无庞大的军事力量常驻各个商王朝领地保持常态化的管理和统治，只能在征服的过程中逐个布点派出诸侯，并依靠成周的就近震慑来维持这种殖民扩张因此早期的诸侯国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被反叛和颠覆反反复复的情形发生，直到最终站稳了脚跟。但周朝毕竟是以偏僻的周边弱小国家的身份崛起，可能当时未必比周边的其他国家强出多少。因此，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向心力来直接控制这样一个殖民帝国。所以，在今天看来这是个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虽然各个诸侯国都是周王的近亲、臣子，但时间是不断变化的，经历两三代人后随着亲情和臣下感情的衰退这些当初依靠自食其力殖民建国的诸侯又如何能够继续臣服在周天子之下呢？因此周的建国政治家们是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要想防止这些殖民诸侯最终被当地的遗民和文化所同化，就必须在整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内建立一套共有的意识形态、文化认同。这就是周礼、分封制以及配套的嫡长子继承制、公卿体制等，不服周礼的，就不属于周的文化体系，就是夷狄蛮戎应当被讨伐。这一套文化认同既是殖民扩张的驱动力，也是建立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意识形态基础。
以至于既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互相征伐，但周天子一直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共主，仍然是大家互相认同想要结合统一的身份认同。可见，在古代中国最大的进步和这个国家千年连绵不绝的真正核心在于这个弱小的商朝属国所产生的政治智慧，除了古代中国政治版图在地理环境上的相对封闭外，正是这套以周礼为基础的文化体系建立了夷夏之别的意识形态，不断的笼络和扩张国家的边界，成为数千年来一直分久必合的根本驱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才能建立长期的统一和始终趋向统一的文化认同，而这也正是古代中国的王权和世俗统治者所具备的优势，他们能够在统一的条件下实现社会稳定，并逐步的建立权力的结构和统治的秩序，而不再依靠臣服和羁縻这种缺乏持续性的方式维持。这种超越同时代世界各个文明的政治环境必然促使统治者不断的在权力体系的稳固性上发起一次次的挑战。而科举制度也是其中之一。
自古以来，在一大半的时间里古代政权的维系都在于封建贵族和豪强贵族的参与，夏商诸侯国的臣服、周朝的分封，自秦汉起豪强贵族、门阀世族的崛起，都是承载国家权力的基础阵营。但是依附这种王权之外权力传递结果的郡县制并不能很好的直接代表统治者的意志。郡县权力的行使难免受到贵族的左右，随着法家的逐渐衰微，这种贵族势力影响的郡县制逐渐成为影响王朝稳定的最大隐患。皇帝们也一直在思考合适的方式，荐举制、九品中正制，但无非是在贵族之间分享权力，这也催生了科举制度的出现。
科举制无非就是皇帝开始通过拉拢平民的参与摆脱贵族对于权力的分享。它的好处是：
一、帝国的政治能够直接通过皇帝自己选拔的不受贵族家族利益左右的官员来执行，这是能够和郡县制权力结构的意图最好的制度搭配，皇帝的意志开始直接的深入地方治理过程中。
二、建立一种全新的权力分配结构，通过平民的参与来获得平民阶层和知识阶层的用户，维系文化舆论对于皇权的认同，建立一种上升通道减少阶层之间的矛盾。
三、推动了教育的扩大化和文化知识的推广，扩大了国家的文化认同的广度与深度。
但科举制度并非是完美的制度，因此，它第一次将君主与社会基层的对话距离拉近，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也更加直接化；贵族作为中间层的作用越来越小或者已经退化成基层社区自治的参与者，而再也无法在帝王与平民之间建立缓冲。
其次，中国的统治者可能并未深刻的认识到，科举制的出现使得官员的监督和贪腐问题成为长期困扰帝国稳定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使通过完善御史、巡查体制也难以克服。科举制官僚和贵族制官僚的最大的区别是，科举制官僚代表帝王，但本身缺乏利益驱动；而贵族制官僚自身就是权力阶层之内，或是地方大族，有着很深的地方利益在其中。早期的郡县制官僚均由贵族或是获取爵位的士人出任，他们自身就有封地或者地产，二是在地方上素有威望，或是身为豪强。因此古代社会前半段俸禄很低，但帝王鲜有关心贪腐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的运转并不在于国家的财力支撑，而在于地方官员自身的实力和能力。
而科举制的出现，使得越来越多的平民通过科举制成为官员，但国家的官员薪酬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善。除了皇帝习惯性的沿袭前朝的制度外，还有一个就是不愿意因此而压缩帝国的财税收入。但这就难免造成贪腐的出现，因为科举制官员和隋唐以前的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和原因，敢于用自己的财产来补贴地方政府的运转，作为工薪阶层必然在自身财力限度之外贪污受贿、隐性的增加赋税或是挪用公款。这就导致科举制为主的帝国每朝每一代都更加忧心国库，而根本原因不是天灾人祸、税负不重，而是在于官员的贪腐。
历代王朝更迭，大多是中央控制力的衰弱，鲜有真正是因为农民起义太强大的，且农民起义也多是反抗暴政，鲜有直接抗议官员贪腐的。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对贪腐反倒是具备很强的忍耐度，但对于贪腐真正难以忍耐的却是皇帝。这是因为贪腐的存在一会大量的减少国库的收入，降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二是贪腐会弱化官员队伍，造成国家的执行能力大大降低，再难在广大帝国内建立有效的管理；三是贪腐盛行必将加速税负的上升以及增加暴政的概率，造成社会的动荡；四是官僚纪律的松解容易导致地方分离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因此，当皇权专制愈加加强，贵族参与权力的机会越少，缓冲作用也越小。于是皇帝就更加害怕贪腐对于国家财政和中央权威的冲击，导致中央对于整个社会治理的失控。贵族被远离权力并不断的边缘化的的确确强化了皇权，科举制也有助于结合郡县体制便于皇帝直接管理地方，这一套单一制的整体结构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但却也造成了贪腐成为国家越来越头疼的政治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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