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
转自http://www.blogbus.com/xuzexin-logs/271605106.html 徐 泽辛Jaycee 的博客
感谢作者！本书英文读起来不免有些晦涩难懂，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解读很是感激！结尾部分对虚拟的非场所的延伸思维很受启发。
非场所（Non-Places）一词，出自马克·奥吉的《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一书。此书作于1995年，此书并非是专业领域中的畅销经典著作，而书中所提及的论断也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因而，关于对“非场所”的研究，学界出现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在书中，作者看到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空间流动性的加强，让空间呈现出了与传统空间悄然变化的趋势。
“非场所”的概念首次在这一本书中被创造出来。显然，“非场所”（non-places）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场所”（places）概念紧密相连的。而这种联系来自“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概念区别的演变。“空间”作为“流动的地方”，人对空间感知的变化，显示出对人类学研究的全新意义。
关于马克·奥吉
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他的研究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非洲）、中期（欧洲），以及晚期（全球）。在他的视野中，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没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复杂变化。正如他在《非场所》一书中的第一章节写道的：
“现代社会研究者在英国还是非洲对人类学研究进行的观察，基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和奥吉的研究生平有很大的关系。奥吉的研究生涯始于西非，在《权利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用长期意识形态逻辑来描述其所研究的对象，他定义为这是社会自我呈现叙述的内在逻辑。而在中期研究中，奥吉将在非洲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了巴黎情境中，这样一种新方法让他看到了研究文本中，语言和经验存在巨大的鸿沟。
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前现代的历史与场所是被连续地构建在一起的，但是当代社会经历后现代的冲击，跨入超现代性的空间现象已经将这种连续性剥离开来。
如果依然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法继续对待超现实的空间现象，那这样的研究还不如废掉算了。
在这种观察结果和思想洞察的指导下，马克·奥吉理论晚期放眼于全球化的发展，而《非场所》一书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超现代性的人类学
《非场所》一书的主体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中，奥吉告诉了我们：传统人类学研究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化？
传统人类学的长期研究，着眼于“此处”（near）和“别处”（elsewhere）。“此处”具有强烈的代表性，是研究的中心区域；而“别处”则是相对于此处的偏远地带，是不具有人类学普遍代表性的。用奥吉自己的话说，所谓的“别处”，往往是原始部落与海岛居民这类被建构、想象出来，相对遗世独立的人群。
但是，这个现象被超现代性所打破了。
我们经历着超超资本主义、超阶级、超权力、超恐怖主义、超个人主义、超市场、超文本。而所谓的超现代性，奥吉仅仅在书名中提及，却并未对此有详细的叙述。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的《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 Times, 2007)中找到些许解释。
在吉尔·利波维茨基看来，超现代不过是现代性在历经后现代这一短暂间歇期后进入的又一更高级阶段。所谓的超现代（Supermodernity）不是超越了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极致。
换而言之，在超现代中，当下个体历史正在受到集体历史的强烈影响，但集体所认同的参考点极不稳定。原因就在于，个人产生的价值意义比以前重要的多。
将传统人类学视角放在如今这个超现代的空间中，传统观点失去了一定的效用。因为传统人类学家发现，如何摆放个体的位置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物体的特异质、群体的特异质，以及场地的特异质所造成的影响，既让文化链接变得紧凑，却又在不经意间牵制着文化的发展。
从场所到非场所
因此，奥吉看到，在这个超现代的空间中，越来越多的超市、机场、车站、便利商店等一系列公共空间涌现了出来。这种空间和传统的场所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这些新派生出来的空间便是非场所。
非场所的概念一直是和场所的概念伴生的。而他们的区别就派生于“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的对立。“空间”是“流动的场所”，是“流动个体的集合”。
传统人类学定义中的场所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场所的认同感、与人的联系性和历史性。
一个人出生在诊所，死于医院。从这个角度而言，诊所和医院的建立本身就是人类联系所建构起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在此出生，构建起了一种身份。
通常，我们会将职业、社会地位作为身份的象征，因为这些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为直观的反应。所谓身份的构建，就是在连续的社会互动中所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出生地也是个体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凡事能够对你造成个体认同感的场所，所带来的都是一种身份的组成。因为场所的认同感和联系性，让你强烈的感受到：你属于这里。
传统人类学场所定义的三个特征，强调人在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即：任何人的缺失和消失，都是很难被填补的。
这是一种不可替代性。一旦在场所中，个体的联系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个场所的意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要么以一种历史延续的方式得以存在，要么被人们完全抛弃。
但在超现代空间中，这三类特征已经变得消散了。
而消散的结果就是非场所的诞生。
非场所的原型来自旅行者的空间。这种旅行者是孤独的旅行者，出于个人冲动或意想不到的原因而进行旅行。在这一类人中，没法和人建构联系、缺乏认同感和历史性的场所，对旅行者而言，反而感到更为孤独。
如果前现代空间中的场所和历史还是连续构建在一起的，那么当代的高速公路、机场、地铁、旅游景点等“超现代”空间已经将这种连续性抽离开来。
这种抽离体现在：原本承载共同记忆的人与场所之间的肌体和精神联系，被一种虚拟的指令和协议关系所取代了。
这个关键的变化，就是场所到非场所的过程。
非场所由两部分组成：有尽头的空间（比如：交通工具、商业中心、休闲中心）和个体与空间的联系。在非场所中，这两部分在空间中无限叠加，但又互相独立。
有尽头的空间，意味着当人们进入或离开这个空间时，他就被解除了平常的身份，而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并且几乎是被统一的身份。个体不在经历之前所经历的，转化成为了一个纯粹乘客、顾客或者路人。
这种新的身份，充满了相似性，毫无独特性可言。
而人与空间的联系，不再是以情感关系为纽带，而是被空间提供的文字和文本给定义了：这种空间的“使用说明”，也许规定了性质（比如靠右行驶），也许规定了禁忌（比如禁止吸烟），或者给于了信息性质的提示（比如“欢迎进入上海市”）。
这种契约式的文本有时候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被清晰地呈现，有时候则有中介的形式进行所指般的体现。个体和场所的互动体现在和人为构建的文本之中。这就是虚拟指令和协议关系，即便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人来向你明示这样一种指令或签署这份契约。
但非场所用这种文本符号的形式，构建了个体生活中的共同认知，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
这种共识是如何被文本强化的呢？
非场所构建的元素。比如换成的车票、过路站的收费处、超市的手推车……这些由非场所构建的元素告诉进入空间内的个体：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空间，你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转化，你必须服从这个空间内的规则。
这就是非场所和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不让个体和空间形成情感联系，同时，所造成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往往也并不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正如你在商场购物、机场登机时，和其他同样进入商场和机场的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相关。只有同样一种身份，彼此却并没有交集。
这也就意味着，非场所具有“通过性”（pass through）。而进入非场所空间中的人，是相似但又孤独的。
因为，非场所既不创造独特的身份认同，也不建立人与空间的关系，只是造成了人的孤独感和相似性。
每一个在非场所里穿梭通过的人，都只是空间的过客罢了。
一个悖论
然而，非场所却存在着一个悖论：
既然非场所不能让人产生联系，那么当一个陌生人迷失在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国家，为什么那只有在那些不知名的摩托车道、服务站、大商场和旅馆连锁店中，他才会感到像在家一般舒适？
这是奥吉自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论证。但无论正确与否，这个悖论的提出，却能够我们一定的启示。
所谓像在家一般舒适，是指一个人能够与和他共同分享生活的人在一起。在家的标志是能够做到较容易地被人理解，且不需要太多解释就能够明白别人的推论。
其实奥吉本人也没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在《非场所》一书中，奥吉始终在反复提问自己有关非场所的性质和概念，比如上述的这个悖论。
就个人理解而言，奥吉显然有些操之过急。因为在家一般舒适的特征，是相对人类心理特质而言的。即便现代社会经历了后现代洗礼，开始迈入超现代社会，非场所也日益繁殖增长，但是人类的心理却并未完全摆脱传统场所的适应。
我们可以看到奥吉在本书最后的结尾章节自己也说道：“或许有一天……整个陆地都将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从地球的角度而言，这将意味着些什么。”显然，奥吉对当下超现代性的趋势观察依旧仅仅是开端。非场所是超现代性的空间，因而超现代性就无法渴望现代性的一些特征，奥吉的悖论观察在于，将仍然处在现代性和超现代性交接处的人们放到纯粹超现代性特征的空间中去，显然，人们并不能够完全适应。
当社会空间真的完全超现代化，那么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也将呈现交替中和，即：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的非场所化。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单向度的世界，人们只需要扮演在空间中穿行的角色即可。
在这样一种单向度的世界当中，在家一般的舒适以及不再和现代社会中的概念完全一致了，因而这种悖论中存在的裂痕也将被逐渐减小。
最为直观的，大概就是我们在家中，却依旧感觉到孤独。
一种认识论视角
很多人批评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认为这样的分类毫无根据，界限模糊根本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之所以冷热媒介褒贬不一，多半是因为大多数人将冷热媒介作为了媒介分类的方法去看待。冷热媒介作为“二元论”的典型，显然没法完全将所有媒介撇得如此干净。毕竟二元论强调非黑即白，却忽略了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果把冷热媒介作为媒介分类法执行，不如加入“温媒介”的概念，温媒介弥补了冷热媒介的灰色地带，让冷热媒介说变得不再极端和绝对。
但，这并非冷热媒介说的根本意义。老麦作为一名预言家，我们不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冷热媒介，事实上，媒介有冷热更多地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面。哪些媒介是冷的或是热的，这些其实压根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冷热媒介给我们一种重新认识媒介的方法，清晰度和参与度的准则，让我们能够去思考不同的参与程度，会让媒介产生怎样的变化？
同样，非场所的概念也是遭受到众多学界研究者喷击的，认为这种相对概念带有强烈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那些非场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和空间就带有强烈的关联性；而至于历史性，任何一个场所的发展都是从非历史迈向历史的，是时间维度的过程。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而言，非场所的立场显然完全站不住脚。
这种质疑是无可厚非的，原因有两处：一方面，我们总是在用方法论来对待某些立场的构建，认为理论的提出，就可以直接用普世经验来进行验证。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理论不是告诉你方法的，就如冷热媒介不是真的为了对媒介进行分类，超现代的空间现象也不能简单地就以非或者不非来划分。
我们需要将其用认识论视角来看待。它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到社会空间和技术环境的角度，带给我们一种现象去感知。即便非场所的论断存在很大的倾向和极端，但是不得不否认，非场所的现象确实逐渐蔓延。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还未完全走入超现代，当下的空间现实是：场所的概念并未完全消退，而非场所的现象也并未全部完成。社会本身就处在场所和非场所互相叠加的空间现象之中，所以，没有完全的非场所存在。自然，原先的场所也已经变得不再纯粹。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非场所概念，带给我们空间地域流动性产生的媒介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关注点在于现象的改变，而不是一定要对这个社会元素放到一个个独立的菜篮子里。
看不见的“非场所”
让我们回到媒介环境。马克·奥吉更多的着眼于建筑空间的非场所，但事实上，我们除了在经历肉体感知的空间非场所化，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等意识感官，也在经历着看不见的“非场所”。
这个非场所就是媒介空间。
麦克卢汉说报纸是热的，小说是冷的；电影是热的，电视是冷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报纸是非场所，小说是场所；收音机是非场所，电话是场所……在一系列的罗列后，我们发现，媒介作为一种意识进入的世界（相对于肉体），同样也构建着场所和非场所交织的局面。
我们总是有种感觉，每天在使用着各种媒介上的功能：微博、微信、浏览资讯、社交分享……但是每到夜晚躺在床上，总是产生着一种孤独感。
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媒介，越来越偏向非场所。
非场所化的媒介世界，抛开历史性，既不能和个体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又构建了一种身份虚弱的身份，这种身份没法让我们对媒介本身造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随着微信的出现，我们很自然的逐渐远离微博和社交网络，原本留在那些介质上的内容和人物似乎和我们没有了一点关系，没什么可留念的。这种和网络空间极弱的关联性，导致了我们的身份都是暂时的。
正如非场所所界定的有尽头的空间。我们使用该媒介时，便放弃了原本在现实空间中的身份，重新构建了自我的暂时性身份。我们按照这个媒介空间中设立的文本指令进行契约关系的活动进行。
交互按钮提示我们，使用这个媒介，你只能进行评论和点赞。于是在这种符号契约的牵制下，我们很自然的遵守这样的规则，这种符号就如进入超市请推手推车一样，我们似乎在自由的活动，事实上是一直在某种契约的框架下行事。
而我们的身份，也在进入空间的一刹那，被同质化为了网民、读者或听众。
我们找到了一种看待媒介技术环境的新视角：拟态的媒介空间，逐渐走向非场所化。
非场所造成的孤独感和个体身份的相似性，我们在媒介生活中得到了相同的经历。媒介环境中的情感联系越来越短暂，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空间的反噬
当然，更为可怕的是：空间的反噬。
我一向认为，我们从来都在经历两种世界：以长度、数量、温度的时间组成的现实四维世界，和剥离所有维度后意识停留的世界。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越发不自觉得从现实世界中跳脱出去了。
比如年轻人喜欢在地铁上打手机游戏，一旦他们进入手机游戏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进了另一个和现实空间隔离的地方中去。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没法意识到现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他们只会在那个空间停留一段时间后，再回到现实空间中来，发现：竟让坐过站了。
媒介环境在另外一种空间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现实空间的非场所穿梭通过，所造成的契约孤独感让我们试图通过另一种空间来得到释放。这种带有美好色彩外衣的另一种非场所，只能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愉悦。
个体迷恋媒介非场所带来的美景，形成麻木性的依恋和自恋。这种自恋来自于对个技术的延展性。技术本身就是人的延伸，对技术环境的迷恋无非是因为我们在技术环境中看到了自己。
空间的反噬在于，虚拟的非场所空间开始在时间计量上逐渐代替了现实的非场所。甚至，虚拟非场所开始侵蚀现实生活中的场所。教堂、历史遗迹等这类传统具有宗教色彩和历史性的人类学场所，在超现代社会虽然并没有被非场所化，却收到了虚拟媒介的入侵。
身处场所，却将情感通过虚拟非场所的形式表达建构。传统人类学将旅游者的行动当做场所研究的蓝本，而如今，人类正逐渐从所谓的空间旅游者变成了空间的过客。
马克·奥吉对非场所本身是悲观的。因为非场所加速了人类身份的相似性和孤独感，个体和空间的联系从情感关联，转向以文本符号位导向的契约关系。倘若这个世界真的从线上和线下都完全进入超现代性的非场所空间，那么整个人类就将正式走入一场完全孤独的旅行。
感谢作者！本书英文读起来不免有些晦涩难懂，能看到这本书的中文解读很是感激！结尾部分对虚拟的非场所的延伸思维很受启发。
非场所（Non-Places）一词，出自马克·奥吉的《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一书。此书作于1995年，此书并非是专业领域中的畅销经典著作，而书中所提及的论断也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因而，关于对“非场所”的研究，学界出现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在书中，作者看到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空间流动性的加强，让空间呈现出了与传统空间悄然变化的趋势。
“非场所”的概念首次在这一本书中被创造出来。显然，“非场所”（non-places）是和传统意义上的“场所”（places）概念紧密相连的。而这种联系来自“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概念区别的演变。“空间”作为“流动的地方”，人对空间感知的变化，显示出对人类学研究的全新意义。
关于马克·奥吉
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吉，他的研究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非洲）、中期（欧洲），以及晚期（全球）。在他的视野中，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没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全球化的复杂变化。正如他在《非场所》一书中的第一章节写道的：
“现代社会研究者在英国还是非洲对人类学研究进行的观察，基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和奥吉的研究生平有很大的关系。奥吉的研究生涯始于西非，在《权利的理论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用长期意识形态逻辑来描述其所研究的对象，他定义为这是社会自我呈现叙述的内在逻辑。而在中期研究中，奥吉将在非洲实地观察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了巴黎情境中，这样一种新方法让他看到了研究文本中，语言和经验存在巨大的鸿沟。
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空间具有强烈的连续性，前现代的历史与场所是被连续地构建在一起的，但是当代社会经历后现代的冲击，跨入超现代性的空间现象已经将这种连续性剥离开来。
如果依然按照传统人类学的方法继续对待超现实的空间现象，那这样的研究还不如废掉算了。
在这种观察结果和思想洞察的指导下，马克·奥吉理论晚期放眼于全球化的发展，而《非场所》一书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超现代性的人类学
《非场所》一书的主体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中，奥吉告诉了我们：传统人类学研究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变化？
传统人类学的长期研究，着眼于“此处”（near）和“别处”（elsewhere）。“此处”具有强烈的代表性，是研究的中心区域；而“别处”则是相对于此处的偏远地带，是不具有人类学普遍代表性的。用奥吉自己的话说，所谓的“别处”，往往是原始部落与海岛居民这类被建构、想象出来，相对遗世独立的人群。
但是，这个现象被超现代性所打破了。
我们经历着超超资本主义、超阶级、超权力、超恐怖主义、超个人主义、超市场、超文本。而所谓的超现代性，奥吉仅仅在书名中提及，却并未对此有详细的叙述。但或许我们可以从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 Lipovetsky)的《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 Times, 2007)中找到些许解释。
在吉尔·利波维茨基看来，超现代不过是现代性在历经后现代这一短暂间歇期后进入的又一更高级阶段。所谓的超现代（Supermodernity）不是超越了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极致。
换而言之，在超现代中，当下个体历史正在受到集体历史的强烈影响，但集体所认同的参考点极不稳定。原因就在于，个人产生的价值意义比以前重要的多。
将传统人类学视角放在如今这个超现代的空间中，传统观点失去了一定的效用。因为传统人类学家发现，如何摆放个体的位置成为人类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物体的特异质、群体的特异质，以及场地的特异质所造成的影响，既让文化链接变得紧凑，却又在不经意间牵制着文化的发展。
从场所到非场所
因此，奥吉看到，在这个超现代的空间中，越来越多的超市、机场、车站、便利商店等一系列公共空间涌现了出来。这种空间和传统的场所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这些新派生出来的空间便是非场所。
非场所的概念一直是和场所的概念伴生的。而他们的区别就派生于“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的对立。“空间”是“流动的场所”，是“流动个体的集合”。
传统人类学定义中的场所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场所的认同感、与人的联系性和历史性。
一个人出生在诊所，死于医院。从这个角度而言，诊所和医院的建立本身就是人类联系所建构起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在此出生，构建起了一种身份。
通常，我们会将职业、社会地位作为身份的象征，因为这些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为直观的反应。所谓身份的构建，就是在连续的社会互动中所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出生地也是个体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凡事能够对你造成个体认同感的场所，所带来的都是一种身份的组成。因为场所的认同感和联系性，让你强烈的感受到：你属于这里。
传统人类学场所定义的三个特征，强调人在社会中的支配作用，即：任何人的缺失和消失，都是很难被填补的。
这是一种不可替代性。一旦在场所中，个体的联系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个场所的意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它要么以一种历史延续的方式得以存在，要么被人们完全抛弃。
但在超现代空间中，这三类特征已经变得消散了。
而消散的结果就是非场所的诞生。
非场所的原型来自旅行者的空间。这种旅行者是孤独的旅行者，出于个人冲动或意想不到的原因而进行旅行。在这一类人中，没法和人建构联系、缺乏认同感和历史性的场所，对旅行者而言，反而感到更为孤独。
如果前现代空间中的场所和历史还是连续构建在一起的，那么当代的高速公路、机场、地铁、旅游景点等“超现代”空间已经将这种连续性抽离开来。
这种抽离体现在：原本承载共同记忆的人与场所之间的肌体和精神联系，被一种虚拟的指令和协议关系所取代了。
这个关键的变化，就是场所到非场所的过程。
非场所由两部分组成：有尽头的空间（比如：交通工具、商业中心、休闲中心）和个体与空间的联系。在非场所中，这两部分在空间中无限叠加，但又互相独立。
有尽头的空间，意味着当人们进入或离开这个空间时，他就被解除了平常的身份，而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身份，并且几乎是被统一的身份。个体不在经历之前所经历的，转化成为了一个纯粹乘客、顾客或者路人。
这种新的身份，充满了相似性，毫无独特性可言。
而人与空间的联系，不再是以情感关系为纽带，而是被空间提供的文字和文本给定义了：这种空间的“使用说明”，也许规定了性质（比如靠右行驶），也许规定了禁忌（比如禁止吸烟），或者给于了信息性质的提示（比如“欢迎进入上海市”）。
这种契约式的文本有时候以文字符号的形式被清晰地呈现，有时候则有中介的形式进行所指般的体现。个体和场所的互动体现在和人为构建的文本之中。这就是虚拟指令和协议关系，即便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人来向你明示这样一种指令或签署这份契约。
但非场所用这种文本符号的形式，构建了个体生活中的共同认知，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
这种共识是如何被文本强化的呢？
非场所构建的元素。比如换成的车票、过路站的收费处、超市的手推车……这些由非场所构建的元素告诉进入空间内的个体：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空间，你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转化，你必须服从这个空间内的规则。
这就是非场所和使用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不让个体和空间形成情感联系，同时，所造成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往往也并不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正如你在商场购物、机场登机时，和其他同样进入商场和机场的人，并没有直接的利益相关。只有同样一种身份，彼此却并没有交集。
这也就意味着，非场所具有“通过性”（pass through）。而进入非场所空间中的人，是相似但又孤独的。
因为，非场所既不创造独特的身份认同，也不建立人与空间的关系，只是造成了人的孤独感和相似性。
每一个在非场所里穿梭通过的人，都只是空间的过客罢了。
一个悖论
然而，非场所却存在着一个悖论：
既然非场所不能让人产生联系，那么当一个陌生人迷失在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国家，为什么那只有在那些不知名的摩托车道、服务站、大商场和旅馆连锁店中，他才会感到像在家一般舒适？
这是奥吉自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论证。但无论正确与否，这个悖论的提出，却能够我们一定的启示。
所谓像在家一般舒适，是指一个人能够与和他共同分享生活的人在一起。在家的标志是能够做到较容易地被人理解，且不需要太多解释就能够明白别人的推论。
其实奥吉本人也没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在《非场所》一书中，奥吉始终在反复提问自己有关非场所的性质和概念，比如上述的这个悖论。
就个人理解而言，奥吉显然有些操之过急。因为在家一般舒适的特征，是相对人类心理特质而言的。即便现代社会经历了后现代洗礼，开始迈入超现代社会，非场所也日益繁殖增长，但是人类的心理却并未完全摆脱传统场所的适应。
我们可以看到奥吉在本书最后的结尾章节自己也说道：“或许有一天……整个陆地都将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从地球的角度而言，这将意味着些什么。”显然，奥吉对当下超现代性的趋势观察依旧仅仅是开端。非场所是超现代性的空间，因而超现代性就无法渴望现代性的一些特征，奥吉的悖论观察在于，将仍然处在现代性和超现代性交接处的人们放到纯粹超现代性特征的空间中去，显然，人们并不能够完全适应。
当社会空间真的完全超现代化，那么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也将呈现交替中和，即：私人空间的公共化，和公共空间的非场所化。整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单向度的世界，人们只需要扮演在空间中穿行的角色即可。
在这样一种单向度的世界当中，在家一般的舒适以及不再和现代社会中的概念完全一致了，因而这种悖论中存在的裂痕也将被逐渐减小。
最为直观的，大概就是我们在家中，却依旧感觉到孤独。
一种认识论视角
很多人批评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说“，认为这样的分类毫无根据，界限模糊根本不具有任何的实际意义。
之所以冷热媒介褒贬不一，多半是因为大多数人将冷热媒介作为了媒介分类的方法去看待。冷热媒介作为“二元论”的典型，显然没法完全将所有媒介撇得如此干净。毕竟二元论强调非黑即白，却忽略了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果把冷热媒介作为媒介分类法执行，不如加入“温媒介”的概念，温媒介弥补了冷热媒介的灰色地带，让冷热媒介说变得不再极端和绝对。
但，这并非冷热媒介说的根本意义。老麦作为一名预言家，我们不能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理解冷热媒介，事实上，媒介有冷热更多地上升到了认识论的层面。哪些媒介是冷的或是热的，这些其实压根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冷热媒介给我们一种重新认识媒介的方法，清晰度和参与度的准则，让我们能够去思考不同的参与程度，会让媒介产生怎样的变化？
同样，非场所的概念也是遭受到众多学界研究者喷击的，认为这种相对概念带有强烈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那些非场所的工作人员，他们和空间就带有强烈的关联性；而至于历史性，任何一个场所的发展都是从非历史迈向历史的，是时间维度的过程。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而言，非场所的立场显然完全站不住脚。
这种质疑是无可厚非的，原因有两处：一方面，我们总是在用方法论来对待某些立场的构建，认为理论的提出，就可以直接用普世经验来进行验证。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理论不是告诉你方法的，就如冷热媒介不是真的为了对媒介进行分类，超现代的空间现象也不能简单地就以非或者不非来划分。
我们需要将其用认识论视角来看待。它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看到社会空间和技术环境的角度，带给我们一种现象去感知。即便非场所的论断存在很大的倾向和极端，但是不得不否认，非场所的现象确实逐渐蔓延。
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还未完全走入超现代，当下的空间现实是：场所的概念并未完全消退，而非场所的现象也并未全部完成。社会本身就处在场所和非场所互相叠加的空间现象之中，所以，没有完全的非场所存在。自然，原先的场所也已经变得不再纯粹。
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的是非场所概念，带给我们空间地域流动性产生的媒介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关注点在于现象的改变，而不是一定要对这个社会元素放到一个个独立的菜篮子里。
看不见的“非场所”
让我们回到媒介环境。马克·奥吉更多的着眼于建筑空间的非场所，但事实上，我们除了在经历肉体感知的空间非场所化，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等意识感官，也在经历着看不见的“非场所”。
这个非场所就是媒介空间。
麦克卢汉说报纸是热的，小说是冷的；电影是热的，电视是冷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报纸是非场所，小说是场所；收音机是非场所，电话是场所……在一系列的罗列后，我们发现，媒介作为一种意识进入的世界（相对于肉体），同样也构建着场所和非场所交织的局面。
我们总是有种感觉，每天在使用着各种媒介上的功能：微博、微信、浏览资讯、社交分享……但是每到夜晚躺在床上，总是产生着一种孤独感。
也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媒介，越来越偏向非场所。
非场所化的媒介世界，抛开历史性，既不能和个体产生强烈的情感联系，又构建了一种身份虚弱的身份，这种身份没法让我们对媒介本身造成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随着微信的出现，我们很自然的逐渐远离微博和社交网络，原本留在那些介质上的内容和人物似乎和我们没有了一点关系，没什么可留念的。这种和网络空间极弱的关联性，导致了我们的身份都是暂时的。
正如非场所所界定的有尽头的空间。我们使用该媒介时，便放弃了原本在现实空间中的身份，重新构建了自我的暂时性身份。我们按照这个媒介空间中设立的文本指令进行契约关系的活动进行。
交互按钮提示我们，使用这个媒介，你只能进行评论和点赞。于是在这种符号契约的牵制下，我们很自然的遵守这样的规则，这种符号就如进入超市请推手推车一样，我们似乎在自由的活动，事实上是一直在某种契约的框架下行事。
而我们的身份，也在进入空间的一刹那，被同质化为了网民、读者或听众。
我们找到了一种看待媒介技术环境的新视角：拟态的媒介空间，逐渐走向非场所化。
非场所造成的孤独感和个体身份的相似性，我们在媒介生活中得到了相同的经历。媒介环境中的情感联系越来越短暂，导致这个空间的质量——也就是重量——越来越轻。
空间的反噬
当然，更为可怕的是：空间的反噬。
我一向认为，我们从来都在经历两种世界：以长度、数量、温度的时间组成的现实四维世界，和剥离所有维度后意识停留的世界。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开始越发不自觉得从现实世界中跳脱出去了。
比如年轻人喜欢在地铁上打手机游戏，一旦他们进入手机游戏后，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飘进了另一个和现实空间隔离的地方中去。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没法意识到现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他们只会在那个空间停留一段时间后，再回到现实空间中来，发现：竟让坐过站了。
媒介环境在另外一种空间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在现实空间的非场所穿梭通过，所造成的契约孤独感让我们试图通过另一种空间来得到释放。这种带有美好色彩外衣的另一种非场所，只能让我们获得短暂的愉悦。
个体迷恋媒介非场所带来的美景，形成麻木性的依恋和自恋。这种自恋来自于对个技术的延展性。技术本身就是人的延伸，对技术环境的迷恋无非是因为我们在技术环境中看到了自己。
空间的反噬在于，虚拟的非场所空间开始在时间计量上逐渐代替了现实的非场所。甚至，虚拟非场所开始侵蚀现实生活中的场所。教堂、历史遗迹等这类传统具有宗教色彩和历史性的人类学场所，在超现代社会虽然并没有被非场所化，却收到了虚拟媒介的入侵。
身处场所，却将情感通过虚拟非场所的形式表达建构。传统人类学将旅游者的行动当做场所研究的蓝本，而如今，人类正逐渐从所谓的空间旅游者变成了空间的过客。
马克·奥吉对非场所本身是悲观的。因为非场所加速了人类身份的相似性和孤独感，个体和空间的联系从情感关联，转向以文本符号位导向的契约关系。倘若这个世界真的从线上和线下都完全进入超现代性的非场所空间，那么整个人类就将正式走入一场完全孤独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