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2
中国文化还有更微妙的一点。就是中国从古以来的这些诗人、墨客、骚人、文士，都喜欢用女子来自比。
屈原就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说“我”是“蛾眉”，那些女子都嫉妒“我”的美丽。可见，从来中国古代的才子、志士、有理想的人，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美好用美女来比喻。
女子应该有一个交托，男子也应该有一个交托啊。
而中国古代的男子，所谓“士”，是“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但你虽然愿意以天下为己任，你参加科考考上了吗？
你考不上怎么能以天下为己任呢？你考上了以后，默默无闻、庸庸碌碌地做一个卑微的小官，怎么能以天下为己任呢？
像李商隐当初做弘农县的县尉，每天县官大老爷升堂，点名，他就把囚犯带过来，然后县太爷判罪，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县太爷接受贿赂，贪赃枉法，你作为他属下的人，你有权力干涉他吗？你没有权力干涉他，你没有办法啊。
做这样一个卑微的像奴隶一样被驱使的人，你有什么理想可言？所以李商隐才写了那首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黄昏的时候，县太爷要下班了，就要“封印”。就是说白天县太爷拿了官印在上面坐堂，到黄昏时候，要下班了，就把这印封起来了。县尉要负责清点这些囚犯，哪些是死罪的，哪些是拘囚的，要点名。所以是“黄昏封印点刑徒”。
李商隐他自己说，真是觉得羞惭，我辜负了这个出美玉的荆山，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置身于最偏僻最低微的那个角落里，是“愧负荆山入座隅”。
下边李商隐接着又说了：“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他说我现在反而羡慕古代的卞和——从前战国时候，有一个楚国人叫卞和，他在山间发现了一块璞玉，就是那种外面包着石头还没有雕琢出来的玉，他就把这玉拿到朝廷献给楚王，楚王找人来看，那个人说这不是玉是石头，楚王大怒，就把卞和的一条腿砍断了。后来楚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卞和又把玉拿去献给继位的楚王，这个楚王再找人看，那些人还说这是石头不是玉，于是楚王把他的另外一条腿也砍断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
那么卞和的两条腿都被砍断了有什么好？
李商隐为什么要羡慕卞和呢？
李商隐说，因为卞和的两条腿都断了，所以从此就可以“一生无复没阶趋”，他一辈子再也不用在台阶底下供别人驱使
奔走了。
所以你看，李商隐写出这样的诗来，说明他一生一世也没有实现过他的理想。
岂止一个李商隐！
古代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考中科举得到皇帝的任用，但又有几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杜甫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杜甫落拓潦倒，穷老死在异乡路途之上，理想却最终也没有实现。
所以，中国这些读书人，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就很类似一个美女对爱情的追求。
而当他们写到美女的时候，表面上是在写一个美女，但是在内心的潜意识里面，常常是把自己比作那个美女的。
小词，尤其是《花间集》里的小词，大部分是写美女对爱情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但是《花间集》里的18位作者却都是男子，没有一个女子。
男子以女子的口吻写爱情，说我要找一个爱我、我也爱的人嫁给他。
这种话女子自己敢写吗？
没有一个女子敢写。
女子不能站出来说“我要找一个爱的人嫁给他”。
宋代朱淑真就因为要找一个爱的人嫁给他，结果是不得善终，死后没有埋骨之所。
因为女子要自己追求爱情，这是不可以的，是不被传统观念允许的。
只有男子，男子在写小词的时候，可以用女子的口吻说：“我要追求爱情，我要找一个可以托付我终身的人。”
可他内心里的潜意识却在说：“我要找一个欣赏我的君主，我愿终身托付给他。”
中国之所以养成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来源于我们的“三纲五常”之中的“三纲”。“三纲”是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纲”之中，夫妻男女之间身份地位的关系跟君臣之间的身份地位的关系是一样的。
一个是统治的，一个是被统治的。
这本是中国小词形成其微妙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王国维没有说出来。
不只是王国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说出来。
王国维只说是有一个东西使中国小词如此微妙。
词真的是具有一种特殊的质量，而这是诗所没有的。
女子成为思妇，这在中国的旧传统中是必然的命运。
“好男儿志在四方”，男子都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就算不以天下为己任而只为谋生，不管你做官也好，经商也好，你都不应该待在家里面。
男子株守家园，不去创一番事业，整天跟妻子在一起，那是可耻的事情。
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是“十四藏六亲”，14岁连亲戚的男子都不许见，那么，女子注定要在闺中，男子注定要在四方，所以思妇就是女子必然的命运了。
所以，在古代做一个女子，就一定要有所投注。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人投注；结婚以后，你投注的那个人不能守在身边，你就要投注到对他的思念。
不管什么时候，女子都注定了是思妇。这不仅是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古代女子在家里做思妇，倘若男子在外面另外有了婚姻呢？
她就变成弃妇了。
而中国古代的男子是没有这种优虑的，男子可以休妻，但女子不可以离婚，所以男子永远不会被弃。
——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有的女子，以为是有了女权了，有权以后就变得非常刁蛮，说你要是爱我，你就什么都得给我，我怎么欺负你你都要承受。
这同样是不自重！
我不是只说男子不好，男子有的时候堕落败坏，女子有时候也同样的堕落败坏。
《无题》李商隐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我们说小词小词，小词的篇幅本来是短小的，是小令，可是后来就有了长调。长调其实也不是后来才有的，敦煌俗曲里边就有了长调的词了。那么为什么花间和晚唐五代不写长调，只写小令呢？
因为那些作者是诗人文士，有些个诗人文士不熟悉乐律，所以他们不敢填写长调，只能填写小令。
小令的声音跟诗比较接近，而长调的音乐就太复杂了。
现在北宋就出来一个作者，是特别熟悉乐律的。他是谁？柳永。柳永特别熟悉音乐，他也写男女爱情的歌词。
柳永写了一首词叫《定风波》，也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但是这首词的篇幅就比小令长得多了。
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这小令可以变成长调，可是小令一变长调以后就怎样呢？
就失去了余味，让人一览无余，于是就不像小令那样能够给读者留下比较丰富的想象的余地了。
那么现在我（叶嘉莹）就要提到苏东坡了。
你想苏东坡这样一个胸襟豪放的、有才华的作者，和柳永一比，那柳永真是无聊。
苏东坡早年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写词。
他远从四川的眉山到首都汴京去赶考，那时候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唱柳永的词，可是东坡不写词。
东坡写什么呢？他写《上皇帝书》，他写的都是政治的理想，都是关于治国平天下的事情。
可是，等到有一天皇帝不用他了，王安石变法时他跟王安石论政不合，就被从首都赶出来到杭州做了一个卑微的小官——杭州通判。
做了杭州通判以后闲着无事啊，就可以写一写词了。
所以苏东坡是离开首都到杭州以后，政治上不得意，才开始写的词。
而首都新派的变法的那些人呢，说这个苏东坡我们要把他赶出去，
没想到赶他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一天到晚游山玩水，不能让他在那儿待着，再把他赶走。
所以就从杭州把他又赶到密州去了。
密州是很荒凉的地方，可是苏东坡这个人胸襟有浩然之气，是很放旷、很达观的一个人。
他说杭州当然好，密州也不错啊。
于是这伙人说，把他再赶走。
就又把他赶到湖州去了。
古代你接受皇帝的委命，让你到哪里去，都要写一个谢表。
苏东坡写谢表他写什么呢？他说“臣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说我这个人太傻了，不识时务啊，这些新党变法的人，我跟他们走不到一块儿；但是我这人已经岁数大了，不会惹是生非了，所以或者可以管些小老百姓吧。
这是谢表。
新党在朝廷里边一看，这是苏东坡在发牢骚嘛。这不是说跟我们不和，在批评我们吗？
于是他们就说苏东坡不但这篇谢表是在讥评时政，苏东坡向来写诗写词也都是讥评时政的。
有何证据呢？
他们就说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桧的诗，桧是一种松树一类的常青植物，苏东坡咏桧的时候就说：“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
植物学上说，如果一种树在地上边的树干是直的，那么它底下的根也是直；如果上面的树干都是横着长的，它的根也是横着长的。
苏东坡说桧这种树，它的根一直到最深的地下都是直的，都没有弯曲。
可是你在地下，谁知道你是直的还是弯的？所此“此心”，这个正直的心啊，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
这就不得了啦：古代皇帝是真龙在天，你说地下还有一条龙那还得了，这有反叛朝廷的意思啊！
这文字狱是历朝都有的，他们搜集了苏东坡很多的诗，就给他定了罪，把他捉拿了，关到御史台的监狱。
这些新党的人想要把他置之死地，就跟皇帝说，苏东坡毁谤朝廷，有叛乱之心——这当然是死罪。
幸运当时的神宗皇帝还是很明白的，皇帝说，他咏的是一棵树嘛，与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诸葛亮不是也自称卧龙先生吗，难道诸葛亮也要篡夺蜀汉？
所以就没有定他的死罪，而是把他贬到黄州去了。
而东坡的词，就是在他被从御史台监狱放出来贬到黄州以后，才有了大的进步。
由此可见，人不要害怕挫折苦难，在挫折苦难之中你的人生才有了深度。
现在大家都念的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是在哪里写的？
在黄州写的，从监狱里出来写的。
苏东坡还有一首《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在哪里写的？
也是在黄州写的。
苏东坡这个人之所以了不起，因为他真是正直的人。
他不是说我如果是新党的，你们旧党的就都是坏人，凡是旧党管他对错好坏我都排斥；如果我是旧党的人则凡是新党就是坏的，不管是对是错，我也一概排斥。
这都是意气用事。
苏东坡不是，苏东坡是就事论事：对百姓有利的政策我就赞成，对百姓不利的政策我就反对。
所以他在新党的时候，跟新党论政不合；但是等旧党司马光一上台，把新党统统都贬出去，那苏东坡就说，人家新党也有好的嘛，所以他又和司马光论政不合，于是就又把他外放。
苏东坡实事求是而且敢言，只要把他召回朝廷，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对，认为是错的就说错，心中没有党派之分，也不因明哲保身而缄口不言。
这是苏东坡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
那么在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也被贬出去了，又被贬到杭州，但这次是做杭州太守。
杭州有一个老和尚叫参寥子，跟他是好朋友，也是个会作诗的人。后来朝廷又要把他叫回去，还让他回朝廷做官。他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写了寄参寥子的这首
《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杭州在钱塘江畔，每年八月有钱塘江潮。“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你看那随着风涨起来的钱塘江潮，远远的一条白线从天边慢慢慢慢进来就变成这么高的浪头了。
但潮退的时候呢？
王国维的《蝶恋花》词说的，“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潮总是要退的，如果潮来是有情，那么潮退就是无情。眼前的钱塘江是如此，人世间的什么事情不是如此呢？
一下这个上台了，一下那个下台了，一下这个成功了，一下那个失败了。“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余晖。”你问一问，就在钱塘江上，在西兴浦那个观潮的地方，多少次日出日落，观潮的人群不变，可是潮水的盛衰兴亡经过了多少次！
你“不用思量今古”，还不用说从古到今，这钱塘江的潮起潮落看过多少兴衰，仅只我苏东坡在“俯仰”之间就“昔人非”。在我一低头一抬头之间，就有多少人事都改变了。
新党上台把旧党都贬出去，旧党上台把新党都贬出去，新党又回来又把旧党都贬出去了。经过新旧党争的几次起伏，政坛上那真是“俯仰昔人非”啊。
苏东坡自己也历尽了起伏，受尽了打击，可是他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我头发白了，但我始终没有那种算计的心。
你说怎么升官发财啊，怎样把谁抬起把谁打倒啊，我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心机。
他说，我现在要离开杭州了，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参寥子你记住，“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就是在西湖边上，山上一片空蒙的绿色烟霭霏微，在这么美丽的春天，在这么美丽的杭州，在这么美丽的西湖，有过你和我两个好朋友。你也喜欢诗，我也喜欢诗啊，“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普通人得一个好朋友都是难得的，何况我们两个都是诗人呢。我不愿意跟你离开，所以我跟你定个约会：将来有一年，我要从汴京的首都坐着船再回到杭州来。
^ω^古人认为词老是写美女和爱情这种内容实在不大好。
一直到明朝的时候也还认为词是没有价值、没有思想的。
其实到了明朝，中国传统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得从八股文说起。
唐朝考科举写文章也写诗，考试考八股文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朝的八股文他给你规定一共要写八段，每一段写什么都有要求，他给你定出来写作的方法还不说，而且规定考题都用朱熹的批注。这当然最初也有他的道理，为的是统一思想，大家都讲圣贤之道，让大家好好去读《论语》《孟子》等四书。
本来用意也还不错，可是人性一般都是犹如水之就下，时间久了，大家都不认为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读四书，让我们学习圣人的品德修养，而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我并不想按照《论语》里孔子说的道德标准来做，我把它背熟了，把朱注背熟了，不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吗？
所以后来的人也不再正式读《论语》《孟子》，就只读那些试贴，就是别人的考试卷子，学习人家怎么说怎么说。而一旦考上了，追求的就是利禄和升官发财。
所以人心就堕落了、败坏了。
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思想家，就是王阳明。王守仁先生就说，大家都把《论语》《孟子》作为追求名利禄位的工具了，这是伪学呀！
人应该追求你本身的心性，心性的真诚才是好的，你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贪赃枉法，那是伪善。
这些话针对时弊，当然也不错。可是凡事有一利都会有一弊，王守仁一讲学，门下弟子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就把他的学说给简化了，说只要“真”就是好的，只要你心性之真就是好的。那么，王守仁说在人的天性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本性是有善的这一面，这当然不错，可是人心的本性也有动物化的一面啊。
于是他们就说，人的私心，也就是说没有教化没有修养没有道德的动物本能的那一面，那也是真的，而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
所以你看“三言”“二拍”、《金瓶梅》，那都是明朝的小说，从那些小说里你可以看出明朝的社会风气。
不过话要说回来，妇女在这种思潮之中却曾经受益。
受的什么益呢？
既然说人的心性本身的真实就是好的，那么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有心性之真，女子不是也有心性之真吗？
所以女子也可以写自己的感情啊。
以前的社会总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北宋的良家妇女除了李清照跟朱淑真这么大胆地写了很多词，大多数良家妇女是不敢写词的，她们是要到死生之际，痛苦到了极端，才用自己的生命写一首词。
像陆放翁的妻子写过《钗头凤》，还有戴石屏的妻子写过《祝英台近》的绝命词，写完了她就投水自杀了。
但到了明朝的时候，女子可以写词了。北美有人研究妇女文学，统计出明清两代竟然多达好几千女诗人，只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罢了。
于是男子的观念改变了，男子说女子除了有色以外，也可以有才，所以这些名门闺秀大家都可以写诗词了。只不过，男子除了要求女子要有色、有才之外，更重要的还要有德。
这本来也无大错，但公平来讲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有德啊。
可是明代的男子把自己的道德尺寸放得非常宽，对女子却是非常严格的。
像最有名的叶家母女，叶绍袁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十几岁嫁到他们家，他母亲是寡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要考试，所以不许儿子到妻子房里边同住，怕影响他读书。这个妻子是个才女，但他的母亲不喜欢她写诗，常常叫丫鬟到房里去侦察，如果这个新媳妇写诗了，那不得了，婆婆就过来骂了。
当时的妇女处境就是如此的。
而明朝的男子什么都敢写，写小说可以写《金瓶梅》，写戏曲可以写《牡丹亭》，可以写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幽会。男子写词也是放开笔什么都敢写，因为那时候对词还没有一种高远深刻的要求，词就是小道，是配合曲子唱的，曲子里可以说“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词里也同样热衷于写这种男女风情的作品。
词是在什么时候才被人慢慢地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天下任何的事物，除非你本来没有，只要你本来有这个东西，早晚会被人认出来的。
我们说“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如果你本来是一块木头，你放在哪儿也不会出来，但如果你是个针，把你放在一个口袋里，你的锋芒就会透过口袋出来。
屈原就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说“我”是“蛾眉”，那些女子都嫉妒“我”的美丽。可见，从来中国古代的才子、志士、有理想的人，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美好用美女来比喻。
女子应该有一个交托，男子也应该有一个交托啊。
而中国古代的男子，所谓“士”，是“当以天下为己任”的。但你虽然愿意以天下为己任，你参加科考考上了吗？
你考不上怎么能以天下为己任呢？你考上了以后，默默无闻、庸庸碌碌地做一个卑微的小官，怎么能以天下为己任呢？
像李商隐当初做弘农县的县尉，每天县官大老爷升堂，点名，他就把囚犯带过来，然后县太爷判罪，把有罪的判成无罪，把无罪的判成有罪。县太爷接受贿赂，贪赃枉法，你作为他属下的人，你有权力干涉他吗？你没有权力干涉他，你没有办法啊。
做这样一个卑微的像奴隶一样被驱使的人，你有什么理想可言？所以李商隐才写了那首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黄昏的时候，县太爷要下班了，就要“封印”。就是说白天县太爷拿了官印在上面坐堂，到黄昏时候，要下班了，就把这印封起来了。县尉要负责清点这些囚犯，哪些是死罪的，哪些是拘囚的，要点名。所以是“黄昏封印点刑徒”。
李商隐他自己说，真是觉得羞惭，我辜负了这个出美玉的荆山，我没有办法，我现在只能置身于最偏僻最低微的那个角落里，是“愧负荆山入座隅”。
下边李商隐接着又说了：“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他说我现在反而羡慕古代的卞和——从前战国时候，有一个楚国人叫卞和，他在山间发现了一块璞玉，就是那种外面包着石头还没有雕琢出来的玉，他就把这玉拿到朝廷献给楚王，楚王找人来看，那个人说这不是玉是石头，楚王大怒，就把卞和的一条腿砍断了。后来楚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卞和又把玉拿去献给继位的楚王，这个楚王再找人看，那些人还说这是石头不是玉，于是楚王把他的另外一条腿也砍断了。
其实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
那么卞和的两条腿都被砍断了有什么好？
李商隐为什么要羡慕卞和呢？
李商隐说，因为卞和的两条腿都断了，所以从此就可以“一生无复没阶趋”，他一辈子再也不用在台阶底下供别人驱使
奔走了。
所以你看，李商隐写出这样的诗来，说明他一生一世也没有实现过他的理想。
岂止一个李商隐！
古代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考中科举得到皇帝的任用，但又有几个人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杜甫说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是杜甫落拓潦倒，穷老死在异乡路途之上，理想却最终也没有实现。
所以，中国这些读书人，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就很类似一个美女对爱情的追求。
而当他们写到美女的时候，表面上是在写一个美女，但是在内心的潜意识里面，常常是把自己比作那个美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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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词，尤其是《花间集》里的小词，大部分是写美女对爱情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但是《花间集》里的18位作者却都是男子，没有一个女子。
男子以女子的口吻写爱情，说我要找一个爱我、我也爱的人嫁给他。
这种话女子自己敢写吗？
没有一个女子敢写。
女子不能站出来说“我要找一个爱的人嫁给他”。
宋代朱淑真就因为要找一个爱的人嫁给他，结果是不得善终，死后没有埋骨之所。
因为女子要自己追求爱情，这是不可以的，是不被传统观念允许的。
只有男子，男子在写小词的时候，可以用女子的口吻说：“我要追求爱情，我要找一个可以托付我终身的人。”
可他内心里的潜意识却在说：“我要找一个欣赏我的君主，我愿终身托付给他。”
中国之所以养成这样一个传统，其实来源于我们的“三纲五常”之中的“三纲”。“三纲”是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纲”之中，夫妻男女之间身份地位的关系跟君臣之间的身份地位的关系是一样的。
一个是统治的，一个是被统治的。
这本是中国小词形成其微妙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王国维没有说出来。
不只是王国维，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说出来。
王国维只说是有一个东西使中国小词如此微妙。
词真的是具有一种特殊的质量，而这是诗所没有的。
女子成为思妇，这在中国的旧传统中是必然的命运。
“好男儿志在四方”，男子都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就算不以天下为己任而只为谋生，不管你做官也好，经商也好，你都不应该待在家里面。
男子株守家园，不去创一番事业，整天跟妻子在一起，那是可耻的事情。
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女子是“十四藏六亲”，14岁连亲戚的男子都不许见，那么，女子注定要在闺中，男子注定要在四方，所以思妇就是女子必然的命运了。
所以，在古代做一个女子，就一定要有所投注。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要找一个人投注；结婚以后，你投注的那个人不能守在身边，你就要投注到对他的思念。
不管什么时候，女子都注定了是思妇。这不仅是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古代女子在家里做思妇，倘若男子在外面另外有了婚姻呢？
她就变成弃妇了。
而中国古代的男子是没有这种优虑的，男子可以休妻，但女子不可以离婚，所以男子永远不会被弃。
——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有的女子，以为是有了女权了，有权以后就变得非常刁蛮，说你要是爱我，你就什么都得给我，我怎么欺负你你都要承受。
这同样是不自重！
我不是只说男子不好，男子有的时候堕落败坏，女子有时候也同样的堕落败坏。
《无题》李商隐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
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
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
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
我们说小词小词，小词的篇幅本来是短小的，是小令，可是后来就有了长调。长调其实也不是后来才有的，敦煌俗曲里边就有了长调的词了。那么为什么花间和晚唐五代不写长调，只写小令呢？
因为那些作者是诗人文士，有些个诗人文士不熟悉乐律，所以他们不敢填写长调，只能填写小令。
小令的声音跟诗比较接近，而长调的音乐就太复杂了。
现在北宋就出来一个作者，是特别熟悉乐律的。他是谁？柳永。柳永特别熟悉音乐，他也写男女爱情的歌词。
柳永写了一首词叫《定风波》，也是写美女跟爱情的，但是这首词的篇幅就比小令长得多了。
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这小令可以变成长调，可是小令一变长调以后就怎样呢？
就失去了余味，让人一览无余，于是就不像小令那样能够给读者留下比较丰富的想象的余地了。
那么现在我（叶嘉莹）就要提到苏东坡了。
你想苏东坡这样一个胸襟豪放的、有才华的作者，和柳永一比，那柳永真是无聊。
苏东坡早年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写词。
他远从四川的眉山到首都汴京去赶考，那时候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唱柳永的词，可是东坡不写词。
东坡写什么呢？他写《上皇帝书》，他写的都是政治的理想，都是关于治国平天下的事情。
可是，等到有一天皇帝不用他了，王安石变法时他跟王安石论政不合，就被从首都赶出来到杭州做了一个卑微的小官——杭州通判。
做了杭州通判以后闲着无事啊，就可以写一写词了。
所以苏东坡是离开首都到杭州以后，政治上不得意，才开始写的词。
而首都新派的变法的那些人呢，说这个苏东坡我们要把他赶出去，
没想到赶他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方，一天到晚游山玩水，不能让他在那儿待着，再把他赶走。
所以就从杭州把他又赶到密州去了。
密州是很荒凉的地方，可是苏东坡这个人胸襟有浩然之气，是很放旷、很达观的一个人。
他说杭州当然好，密州也不错啊。
于是这伙人说，把他再赶走。
就又把他赶到湖州去了。
古代你接受皇帝的委命，让你到哪里去，都要写一个谢表。
苏东坡写谢表他写什么呢？他说“臣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
说我这个人太傻了，不识时务啊，这些新党变法的人，我跟他们走不到一块儿；但是我这人已经岁数大了，不会惹是生非了，所以或者可以管些小老百姓吧。
这是谢表。
新党在朝廷里边一看，这是苏东坡在发牢骚嘛。这不是说跟我们不和，在批评我们吗？
于是他们就说苏东坡不但这篇谢表是在讥评时政，苏东坡向来写诗写词也都是讥评时政的。
有何证据呢？
他们就说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桧的诗，桧是一种松树一类的常青植物，苏东坡咏桧的时候就说：“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唯有蛰龙知。”
植物学上说，如果一种树在地上边的树干是直的，那么它底下的根也是直；如果上面的树干都是横着长的，它的根也是横着长的。
苏东坡说桧这种树，它的根一直到最深的地下都是直的，都没有弯曲。
可是你在地下，谁知道你是直的还是弯的？所此“此心”，这个正直的心啊，只有地下的蛰龙才知道。
这就不得了啦：古代皇帝是真龙在天，你说地下还有一条龙那还得了，这有反叛朝廷的意思啊！
这文字狱是历朝都有的，他们搜集了苏东坡很多的诗，就给他定了罪，把他捉拿了，关到御史台的监狱。
这些新党的人想要把他置之死地，就跟皇帝说，苏东坡毁谤朝廷，有叛乱之心——这当然是死罪。
幸运当时的神宗皇帝还是很明白的，皇帝说，他咏的是一棵树嘛，与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诸葛亮不是也自称卧龙先生吗，难道诸葛亮也要篡夺蜀汉？
所以就没有定他的死罪，而是把他贬到黄州去了。
而东坡的词，就是在他被从御史台监狱放出来贬到黄州以后，才有了大的进步。
由此可见，人不要害怕挫折苦难，在挫折苦难之中你的人生才有了深度。
现在大家都念的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是在哪里写的？
在黄州写的，从监狱里出来写的。
苏东坡还有一首《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在哪里写的？
也是在黄州写的。
苏东坡这个人之所以了不起，因为他真是正直的人。
他不是说我如果是新党的，你们旧党的就都是坏人，凡是旧党管他对错好坏我都排斥；如果我是旧党的人则凡是新党就是坏的，不管是对是错，我也一概排斥。
这都是意气用事。
苏东坡不是，苏东坡是就事论事：对百姓有利的政策我就赞成，对百姓不利的政策我就反对。
所以他在新党的时候，跟新党论政不合；但是等旧党司马光一上台，把新党统统都贬出去，那苏东坡就说，人家新党也有好的嘛，所以他又和司马光论政不合，于是就又把他外放。
苏东坡实事求是而且敢言，只要把他召回朝廷，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对，认为是错的就说错，心中没有党派之分，也不因明哲保身而缄口不言。
这是苏东坡之所以了不起的地方。
那么在旧党当政的时候他也被贬出去了，又被贬到杭州，但这次是做杭州太守。
杭州有一个老和尚叫参寥子，跟他是好朋友，也是个会作诗的人。后来朝廷又要把他叫回去，还让他回朝廷做官。他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写了寄参寥子的这首
《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杭州在钱塘江畔，每年八月有钱塘江潮。“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你看那随着风涨起来的钱塘江潮，远远的一条白线从天边慢慢慢慢进来就变成这么高的浪头了。
但潮退的时候呢？
王国维的《蝶恋花》词说的，“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潮总是要退的，如果潮来是有情，那么潮退就是无情。眼前的钱塘江是如此，人世间的什么事情不是如此呢？
一下这个上台了，一下那个下台了，一下这个成功了，一下那个失败了。“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余晖。”你问一问，就在钱塘江上，在西兴浦那个观潮的地方，多少次日出日落，观潮的人群不变，可是潮水的盛衰兴亡经过了多少次！
你“不用思量今古”，还不用说从古到今，这钱塘江的潮起潮落看过多少兴衰，仅只我苏东坡在“俯仰”之间就“昔人非”。在我一低头一抬头之间，就有多少人事都改变了。
新党上台把旧党都贬出去，旧党上台把新党都贬出去，新党又回来又把旧党都贬出去了。经过新旧党争的几次起伏，政坛上那真是“俯仰昔人非”啊。
苏东坡自己也历尽了起伏，受尽了打击，可是他说：“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我头发白了，但我始终没有那种算计的心。
你说怎么升官发财啊，怎样把谁抬起把谁打倒啊，我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心机。
他说，我现在要离开杭州了，我希望我的好朋友参寥子你记住，“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
就是在西湖边上，山上一片空蒙的绿色烟霭霏微，在这么美丽的春天，在这么美丽的杭州，在这么美丽的西湖，有过你和我两个好朋友。你也喜欢诗，我也喜欢诗啊，“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普通人得一个好朋友都是难得的，何况我们两个都是诗人呢。我不愿意跟你离开，所以我跟你定个约会：将来有一年，我要从汴京的首都坐着船再回到杭州来。
^ω^古人认为词老是写美女和爱情这种内容实在不大好。
一直到明朝的时候也还认为词是没有价值、没有思想的。
其实到了明朝，中国传统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呢？
这得从八股文说起。
唐朝考科举写文章也写诗，考试考八股文是从明朝开始的。
明朝的八股文他给你规定一共要写八段，每一段写什么都有要求，他给你定出来写作的方法还不说，而且规定考题都用朱熹的批注。这当然最初也有他的道理，为的是统一思想，大家都讲圣贤之道，让大家好好去读《论语》《孟子》等四书。
本来用意也还不错，可是人性一般都是犹如水之就下，时间久了，大家都不认为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读四书，让我们学习圣人的品德修养，而是把它当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我并不想按照《论语》里孔子说的道德标准来做，我把它背熟了，把朱注背熟了，不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吗？
所以后来的人也不再正式读《论语》《孟子》，就只读那些试贴，就是别人的考试卷子，学习人家怎么说怎么说。而一旦考上了，追求的就是利禄和升官发财。
所以人心就堕落了、败坏了。
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个思想家，就是王阳明。王守仁先生就说，大家都把《论语》《孟子》作为追求名利禄位的工具了，这是伪学呀！
人应该追求你本身的心性，心性的真诚才是好的，你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腹的贪赃枉法，那是伪善。
这些话针对时弊，当然也不错。可是凡事有一利都会有一弊，王守仁一讲学，门下弟子什么人都有，这些人就把他的学说给简化了，说只要“真”就是好的，只要你心性之真就是好的。那么，王守仁说在人的天性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本性是有善的这一面，这当然不错，可是人心的本性也有动物化的一面啊。
于是他们就说，人的私心，也就是说没有教化没有修养没有道德的动物本能的那一面，那也是真的，而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
所以你看“三言”“二拍”、《金瓶梅》，那都是明朝的小说，从那些小说里你可以看出明朝的社会风气。
不过话要说回来，妇女在这种思潮之中却曾经受益。
受的什么益呢？
既然说人的心性本身的真实就是好的，那么男子也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有心性之真，女子不是也有心性之真吗？
所以女子也可以写自己的感情啊。
以前的社会总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北宋的良家妇女除了李清照跟朱淑真这么大胆地写了很多词，大多数良家妇女是不敢写词的，她们是要到死生之际，痛苦到了极端，才用自己的生命写一首词。
像陆放翁的妻子写过《钗头凤》，还有戴石屏的妻子写过《祝英台近》的绝命词，写完了她就投水自杀了。
但到了明朝的时候，女子可以写词了。北美有人研究妇女文学，统计出明清两代竟然多达好几千女诗人，只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注意罢了。
于是男子的观念改变了，男子说女子除了有色以外，也可以有才，所以这些名门闺秀大家都可以写诗词了。只不过，男子除了要求女子要有色、有才之外，更重要的还要有德。
这本来也无大错，但公平来讲无论是男是女都应该有德啊。
可是明代的男子把自己的道德尺寸放得非常宽，对女子却是非常严格的。
像最有名的叶家母女，叶绍袁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妻子十几岁嫁到他们家，他母亲是寡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儿子要考试，所以不许儿子到妻子房里边同住，怕影响他读书。这个妻子是个才女，但他的母亲不喜欢她写诗，常常叫丫鬟到房里去侦察，如果这个新媳妇写诗了，那不得了，婆婆就过来骂了。
当时的妇女处境就是如此的。
而明朝的男子什么都敢写，写小说可以写《金瓶梅》，写戏曲可以写《牡丹亭》，可以写杜丽娘和柳梦梅在梦中幽会。男子写词也是放开笔什么都敢写，因为那时候对词还没有一种高远深刻的要求，词就是小道，是配合曲子唱的，曲子里可以说“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词里也同样热衷于写这种男女风情的作品。
词是在什么时候才被人慢慢地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天下任何的事物，除非你本来没有，只要你本来有这个东西，早晚会被人认出来的。
我们说“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如果你本来是一块木头，你放在哪儿也不会出来，但如果你是个针，把你放在一个口袋里，你的锋芒就会透过口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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