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哲学大家,文化老人张世英 蒂尕字汉阳

 
                
                
一篇专访张世英教授的文章，引起了我对两年前的回忆。那是2014年冬天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不光我们高兴，老天爷也一样。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仿佛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闻媒体所说的阴霾大雾，像是传说中的事。离开世英叔的那天，黄色雾霾再次笼罩北京城，狰狞程度十分可怕，其异味让人窒息。
                
                
       成君忆老师和世英叔谈家乡变化
  下面全文转载“我从柏泉来-哲学大家，文化老人张世英专访”，共同领会世英叔浓浓的柏泉情，柏泉意：
这里是距离武汉市中心不足二十公里的柏泉府河湿地，每年冬天，都有数以十万计的野生天鹅、野鸭和大雁等候鸟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在此越冬、觅食、哺育幼雏。为了让来自远方的贵客能够在此“安营扎寨”，当地政府每年投入50多万元，用于保护这片6000多亩的“原生态”湿地。与湿地相隔不远，便是柏泉古井的所在地。古井位于一个荷塘中心，千百年来，井水的水位始终如一，没有涨落变化，也从未受到过周边环境的半点污染。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研究大家、93岁高龄的张世英老人,出生在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九岁便离开故乡的白发老者，求学、治学一生，辗转祖国各地，如今早已蜚声中西方哲学界。可提起柏泉往事，老人家仍是乡音未改，故土情深。
通过本网张世英老人回答了网友关注的问题
张世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花从污泥里面长出来的，但是它不受污染，非常清新。我们这个柏泉就有这么个风格，古井的水位是不因外面的湖水的高低而高低 的，不为外界所左右，有它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这个“荷出污泥而不染”两个正好结合在一起。这个特点，应该让所有去游柏泉的人都知道。
张世英：比如说你们来，我简直就是觉得像我最亲的亲人来了一样，觉得这些人是我的骨肉。说东西湖，柏泉的人要来，我说一定要特别热情的接待，就是（对待）我的父母亲一样。
1921年5月，张世英出生在柏泉一个名叫老屋塆的小村庄，据老人回忆，老屋塆在当时算是柏泉最大的村湾，居民不过近百户人家。而张姓则是村里最大的家族。
张世英：我的人生，从我的记忆来讲，是从五岁（开始），但是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张氏宗祠》是三重门（三进），在乡下三重门就很大了。我们那个祠堂两边厢房内就挂了进士、举人、内阁、大学士这样的人（的牌匾）有好几十，我们的族谱里面好像很多都没有记载，但是我小的时候就（有疑问），我们张家怎么能出这么多进士、举人。
当年建造在西湖边上的《张氏宗祠》如今早已湮没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当中，但张氏家族代代出英贤，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张士彦、张三异、张伯琮、张仲璜、张叔珽、张坦熊、张坦麟、张行简、张仁芬、张世英……每一个名字都足以彪炳史册。
除了张氏家族，柏泉历代人才辈出。抗清志士兵部尚书张京、首义元勋孙武；学术精英土木工程师黄成荫、语言学家李格非、经济学家陈恕祥、数学家周绍濂；商业实业巨子周文轩、纺织工业家张松樵、地产大鳄刘歆生等等，都是柏泉这座历史名镇骄傲的后代。张世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新中国成立前，柏泉乡是一个小岛，四周环水，难与外界相通，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这块地方是‘世外桃源’”。
据考证，柏泉有人劳作的历史在5000年以上，属于楚文化的发祥地，盘龙城文化区。形成于殷商时期的柏泉古集镇，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自古为汉口北部的重要驿站，史载“南有夏口，北有茅庙”，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相当规模。而张世英笔下所说的“世外桃源”，也的确是对这座钟灵毓秀的小镇毫不失实的评价。
张世英：你说隔城里比较近的，像径河、三家店这些地方应该隔武汉更近，但是好像没有柏泉出人。我有的时候就说，说不定跟山水有关。风水，也就是地理环境，很影响人的智慧。
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仅如此，老人回忆说，整个家族都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张家在老屋塆并不算富裕人家，父亲在私塾念书时，据说要靠借债才交得起书本 费。一位从城里回乡的士大夫、族长“四老爷”（1）看到父亲立志向学，便资助他到城里念书，最终从武昌高等师范，也就是如今的武汉大学前身毕业，毕业后一直在武汉 市中小学任教。张世英九岁以前，在乡间私塾念书，每到寒暑假，父亲便回到柏泉亲自教他读书写字。
张世英：我父亲教我练字大概教过三四年，每天早上起来，写字，写大字。我父亲教我拿着笔写字，他就站在后边，你的笔拿歪了，我一写，啪，一巴掌。我（写）快了，他说，快了，啪。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的。所以老屋塆的人都知道张世英是挨打长大的。
张世英回忆说：
“我九岁前在乡间私塾念书，父亲于寒暑假回乡，教我背《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特别是陶渊明的诗文，《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是我背诵的最熟的名篇。父亲在我面前经常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这是老庄的道家精神。”
在父亲严厉而细致的教育下，张世英在童年时期便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也在熟读论孟的过程中，逐渐悟出了朴素的哲学道理。而从小善良、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也使他对周遭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显出比同龄人更多的关注，而这，也成为日后哲学研究的重要启蒙。
张世英：我的脑子里面从小就抱有一个思想，说这个社会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我九岁的时候（到汉口）念小学，父亲带我上街，经常看到警察打车夫，动不动用鞭子 抽。我就爱打抱不平，我有的时候就经常和警察闹，警察就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呀，我就跟他闹，车夫趁我跟警察闹，车夫就跑了，我说这是好事。
张世英的父亲张石渠被人们称为“柏泉的圣人”。1938年，武汉沦陷，张石渠从汉口市区回到柏泉，一边务农，一边从事爱国主义教育，而张世英则被迫随着他的母校湖北联合中学迁往鄂西山区，从此父子离分。
张世英：武汉是1938年沦陷的，我是在日本人占领武汉的前一个礼拜坐（江华轮）离开武汉的，在那个时候没有汉宜公路，走潜江的南边，走洞庭湖的北边，绕过 去，走一个礼拜，整整一个星期。我一到宜昌，第二天报纸写的标题：《焦头抗战武汉大火》。宜昌的满街都是武汉来的人，身上大包小包。这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一 年级了，初中小孩一个个都比我小，一个个都在街上哭，满街都是哭声。
在湖北省联合中学读书的几年间，张世英虽然离开了严父的管教，但仍然不敢荒废学业。高中毕业时，他以全省高中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后来转读社会系，接着又转向哲学系。在回忆录中，老人写道：
“我的学习历程似乎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由实际走向空灵。但我确实踏上哲学之路以后，就心安理得、终生无悔了。”
由于得到国文课老师詹学时先生资助，张世英得以在国难期间读完了大学。其间，文学家李广田、刘文典、经济学家陈岱孙、西洋文学家吴宓等著名学者的教导，都为 张世英学术生涯的开端起到了引领作用。在《哲学概论》这门课上，哲学家贺麟关于辩证法的举例让张世英醍醐灌顶，成为走向哲学研究的起点。老人回忆道：
“他在讲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举中国的荷‘出污泥而不染’一语为例，说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清高’的一句最流行的成语，也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辩证法的最生动、最恰切的诠释。”
在西南联大浓厚而民主的学术氛围下，张世英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养分，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哲学大家或是严谨、或是风趣、或是大度和 开放的治学态度与深厚学识都对他影响至深。经历了两次专业调整之后，张世英对哲学专业领域的兴趣大增。而此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怀揣着“读书救国”之梦 的学子们，更是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涯。
张世英：那个时候，年轻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赶走日本，怎么样救国，怎么样读书救国。我记得我们早上都是五点钟就起来了，我们一早上起来就夹着一个书，到门口吃一个饼啊一个什么东西，就去坐茶馆，茶馆一泡就泡一个上午，然后吃了午饭又去泡，泡一个下午，都是在茶馆里面念书。你说是什么东西在那儿支持那些人 （努力读书）？
云林街茶馆是西南联大许多同学们的记忆，他们在这里念书、在这里聚会。据张世英老人深情地回忆，当年他就是在这里认识了彭兰，并发展出了他们的爱情和姻缘。
张世英：她是闻一多的干女儿，闻一多觉得她功课好，把她收为干女儿。他叫她到他家里面，我们都叫闻一多叫干爹干爹。她就叫我说，闻先生想见你，其实我想大概 是闻一多想考考我，结果她就带我到闻一多那去。闻一多就找我谈话，后来谈话的结果就是后来闻一多和她说，这个孩子很有思想很有前途，这样我们两个就结婚 了。闻一多就是她的主婚人，我的主婚人是文学院长冯文潜，证婚人就是汤用彤。
在回忆录中，老人深情地记述了他与彭兰结婚的这段故事：
“1945年7月22日，我和彭兰结婚了。此时，我四年级，马上毕业，她刚毕业。我们在《云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我俩定于某月某日结婚，国难期间一切从简，仅此敬告各亲友。张世英、彭兰’”。
与彭兰女士结婚，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就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他不仅勉励两人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而且告诫张世英，要“走出象牙塔”。
张世英：（当时）给我影响要说最深的还是闻一多，闻一多见我的面之后，闻一多给我提出来要走出象牙之塔。就是一天到晚搞学问，那是象牙之塔，就是脱离实际 吧。在他的影响之下，我慢慢慢慢地走向，后来我也参加了昆明的革命运动，后来毕业之后也参加当时反内战、反饥饿，再加上接着就解放了，这个大的形势之下， 我也就跟着这么样就过来了，所以说影响最大的应该还是这个。
然而，引领张世英来到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踏上“走出象牙塔”的旅程后，正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这一期间，张世英先后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支教，经历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人生阶段。而随后，从1978年开始往后的30年间，则是这位哲学大家反思与升华、寻找归途的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张世英关于西方哲学“主体性”等问题的阐释和对中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西方后现代哲学之间联系的思考与分析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让张世英找到了真正能够包容和诠释自己哲学思想的精神家园。
张世英：回到我原来从柏泉那个时候算起，真正思想深处的那些东西，都是后三十年的东西，所以我说这后三十年讲的都是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三十年的东西，可以说是回到我的老的思想家园，那是我的真正的家园。
张世英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哲学领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来，他因此作出的贡献，让东西方的许多大家都充满敬意。
早在1975年，世界著名的汉学家、法国人白乐桑与法国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合著了一本研究张世英哲学理论的著作，名为《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的一本书》，其中包括翻译、介绍和评注了张世英所著《论黑格尔哲学》一书。该书于1978年在巴黎出版，2011年重印，在西方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张世英及国内学术界对此却毫不知情。
张世英：三四十年了，我不知道这个事，他把我的书翻译成法文，而且评价很高，再加上他又是个法国最大的哲学家，我不知道这个事。现在的哲学界很多人都说张世英的这本书转变了我的思想，巴迪欧说我从此以后不信我那个老师了，我跟着张世英的这个思想走了，这有这么一段故事。
除了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以外，张世英的哲学成就还体现在，他以中国哲学的主导思想“天人合一”为基础，系统化和理论化地对“天人合一”整体哲学进行详细构 架。同时，按照人的自我的发展历程、实现人生价值和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张世英提出，人的生活境界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和审美 境界。
  张世英：我说我们这个人，人这一生，其实不管是文化高的，低的，都要走这四个阶段。美是最高的境界，这是最通俗的讲法，开始吃喝拉撒，然后要问是什么事什 么人，然后好啊坏啊，然后美不美，这很自然的这四重，一个高一层一个高一层。那么重要的要从学术上来讲，我要说的是美的境界比道德境界要高。所以我就提倡 人与人（之间），中国话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老百姓都是我的同胞骨肉，不是说为了应该才对你好，而是你疼了我就感觉到我也在疼，我就自然的对你 好。这种境界是我说的最美的境界，也就是说的万有相通，天人合一，或者说心灵之美。
                
                
       世英叔向我讲述家父的往事
注：1.四老爷指的是季郁公张仁芬。其父亲直夫公张行方和儒三公兄弟二人，儒三公张行简系老大（大房），并有三个儿子。按照分家前的习惯，其子一顺按年龄大小列。季郁公最小，自然就是老四了哟。老屋湾人习惯称呼他为四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