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史》第二讲：近代文学的“胎动期”
★洋学（兰学）：全盘西化，日本近代思想的幼芽——
先说日本对中国看法的大逆转：
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成为日本对待中国看法逆转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无人能敌，必须臣服和效仿；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深深地震动了日本人原有的观念：原来中国不过如此，西方世界更强大。当时中国人魏源写下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国内反响并不强烈，但却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胜的日本更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
日本的“师夷长技”却走上了一种极端：
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对当时的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都成了日本全力学习效仿的楷模。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否定日本一切旧的传统文化去模仿西方，就是文明开化，就是日本前进的方向，因而无条件地、无批判地模仿西方世界。当时的日本学校，教师多用外国人，一律英语授课，采用欧美教材，还曾有人（森有礼）提出要把英语作为日本的国语。甚至还有人从所谓改良人种的角度出发，主张日本女性要尽可能和外国人结婚并孕育混血儿，以此来改造日本人的人种。
由于“洋学”最初是从荷兰移植过来的，故也称为“兰学”。
★福泽谕吉：“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
在这一社会启蒙思潮中，福泽谕吉（1834-1901）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今天，他的头像还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他带头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187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劝学篇》，其开头第一句“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成为传世名言。但必须批判的是，福泽谕吉提倡实学，认为戏作文学、和歌、汉诗都是“不实的文学”，其基本思想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另有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又名“中村正直”），也主张文明开化，却认为“小说藏四害”：玷品行、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他建议立法禁止出版小说。
文学改革长时期（至少十年）处于一种自发阶段，个中基本还是儒教的道德和武士道的忠孝观念。一方面，明治政府虽然没有像幕府那样采取高压的文学政策，但也没有积极指导和扶持文学的改革，而是采取一种放任和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推进近代启蒙运动的启蒙家们虽然醉心于探求西方的新知识，但他们的文学教养多受儒家影响，不重视文学，视小说有害无益。
★近代文学的任务——
从上述文学形势来看，近代文学的任务是①如何确立文学自身的价值，②革除近世文学的封建因素，同时③培育其延续下来的文学的近代性，并且灌注新时代的思想和意义，也就是说，④导入西方文学已是历史的必然。
★启蒙之初的翻译文学——
这个时期，大众对戏作文学逐渐失去兴趣，但新的文学形式还未诞生。日本近代启蒙文学形成之初，正是处在文明开化的翻译文学与戏作文学传统的相互对立、混杂并存的局面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要求进一步改革内容、方法和形式，于是学习西方文学、翻译西方小说的气氛就自然高涨起来。通过翻译西方的近代文学作品，扫除戏作小说的氛围，就成为文学启蒙的首要任务。
1877年(明治十年)前后，日本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热”。
明治二十年(1887年)达到了全盛期，翻译与创作的比率约各自占半。
翻译文学强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情乃万国共通，翻译文学的目的是突出文学的人情性，开始意识到通过西方文学来了解西方人的人情世态。译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强调通过翻译文学来了解西方的现实与人生，尤其是西方人的感情世界。这就是翻译外国文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总体而言，翻译文学主要以英、俄、法等国的文学作品为主。其目的：一是出于宗教的动机；二是为实现政治目标作鼓动；三是确立文学以人情为本的价值，因而加强了文学与人生、现实的联系。他们表现自我感情的同时，还体现了理性的自我反省和对人生与现实的探求。最后这一点，对于近代文学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文学的要素——
从世界文学史的范畴来说，文学传统走向近代，大致必须具有以下三个价值基准：
（一）近代自我的确立。
西方文化、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是围绕以“人本主义”为基调的实现近代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即将人从皇权、教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日本的近代化是从接受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近代自我的价值观念开始的，而日本近代的自我又是在专制主义体制的框架内跛行发展的，带有独特的性格。
日本近代主体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自我缺乏主体性（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受到强化了的天皇绝对权威的集团意识的极大压制，个人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能动的行为）；二是自我具有依附性（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忠诚”观念和等级观念，代表一种服从性的社会关系）；三是自我具有封闭性（过分强调自我服从于群体，而忽视自我在服从群体时所应表现的个体的独立性）。
（二）文学观念的更新。
首先必须摆脱近世的文学观，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即以审美价值为主体，统一教化和娱乐的功能。
（三）文体的改革。
主要是明治初期的“言文一致”体运动。
先说日本对中国看法的大逆转：
中英鸦片战争（1840-1842）成为日本对待中国看法逆转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无人能敌，必须臣服和效仿；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深深地震动了日本人原有的观念：原来中国不过如此，西方世界更强大。当时中国人魏源写下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国内反响并不强烈，但却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胜的日本更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
日本的“师夷长技”却走上了一种极端：
在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对当时的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西方的一切都成了日本全力学习效仿的楷模。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否定日本一切旧的传统文化去模仿西方，就是文明开化，就是日本前进的方向，因而无条件地、无批判地模仿西方世界。当时的日本学校，教师多用外国人，一律英语授课，采用欧美教材，还曾有人（森有礼）提出要把英语作为日本的国语。甚至还有人从所谓改良人种的角度出发，主张日本女性要尽可能和外国人结婚并孕育混血儿，以此来改造日本人的人种。
由于“洋学”最初是从荷兰移植过来的，故也称为“兰学”。
★福泽谕吉：“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
在这一社会启蒙思潮中，福泽谕吉（1834-1901）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今天，他的头像还印在一万日元的钞票上。他带头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1872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劝学篇》，其开头第一句“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成为传世名言。但必须批判的是，福泽谕吉提倡实学，认为戏作文学、和歌、汉诗都是“不实的文学”，其基本思想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另有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又名“中村正直”），也主张文明开化，却认为“小说藏四害”：玷品行、败闺门、害子弟、多恶疾。他建议立法禁止出版小说。
文学改革长时期（至少十年）处于一种自发阶段，个中基本还是儒教的道德和武士道的忠孝观念。一方面，明治政府虽然没有像幕府那样采取高压的文学政策，但也没有积极指导和扶持文学的改革，而是采取一种放任和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推进近代启蒙运动的启蒙家们虽然醉心于探求西方的新知识，但他们的文学教养多受儒家影响，不重视文学，视小说有害无益。
★近代文学的任务——
从上述文学形势来看，近代文学的任务是①如何确立文学自身的价值，②革除近世文学的封建因素，同时③培育其延续下来的文学的近代性，并且灌注新时代的思想和意义，也就是说，④导入西方文学已是历史的必然。
★启蒙之初的翻译文学——
这个时期，大众对戏作文学逐渐失去兴趣，但新的文学形式还未诞生。日本近代启蒙文学形成之初，正是处在文明开化的翻译文学与戏作文学传统的相互对立、混杂并存的局面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要求进一步改革内容、方法和形式，于是学习西方文学、翻译西方小说的气氛就自然高涨起来。通过翻译西方的近代文学作品，扫除戏作小说的氛围，就成为文学启蒙的首要任务。
1877年(明治十年)前后，日本文坛上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热”。
明治二十年(1887年)达到了全盛期，翻译与创作的比率约各自占半。
翻译文学强调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人情乃万国共通，翻译文学的目的是突出文学的人情性，开始意识到通过西方文学来了解西方人的人情世态。译者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强调通过翻译文学来了解西方的现实与人生，尤其是西方人的感情世界。这就是翻译外国文学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总体而言，翻译文学主要以英、俄、法等国的文学作品为主。其目的：一是出于宗教的动机；二是为实现政治目标作鼓动；三是确立文学以人情为本的价值，因而加强了文学与人生、现实的联系。他们表现自我感情的同时，还体现了理性的自我反省和对人生与现实的探求。最后这一点，对于近代文学的启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文学的要素——
从世界文学史的范畴来说，文学传统走向近代，大致必须具有以下三个价值基准：
（一）近代自我的确立。
西方文化、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是围绕以“人本主义”为基调的实现近代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即将人从皇权、教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但是，日本的近代化是从接受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和近代自我的价值观念开始的，而日本近代的自我又是在专制主义体制的框架内跛行发展的，带有独特的性格。
日本近代主体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自我缺乏主体性（近代人本主义精神受到强化了的天皇绝对权威的集团意识的极大压制，个人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能动的行为）；二是自我具有依附性（日本文化传统中的“忠诚”观念和等级观念，代表一种服从性的社会关系）；三是自我具有封闭性（过分强调自我服从于群体，而忽视自我在服从群体时所应表现的个体的独立性）。
（二）文学观念的更新。
首先必须摆脱近世的文学观，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即以审美价值为主体，统一教化和娱乐的功能。
（三）文体的改革。
主要是明治初期的“言文一致”体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