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爱之物
第一次见到英先生时，在北京。
那时我受到艺术蛊惑，毅然放弃了七年的商科生涯以及与之相伴的北大光环，转行做了艺术。
本来以为从事艺术的人都是阳春白雪，世外高人，浸染在美的洗礼中，自带玛丽苏光环，结果发现，当代艺术圈是一个名利场中的名利场。觥筹交错、衣衫魅影、社交场合言不由衷的应酬是日常生活；勾心斗角、利益冲突、或优雅或直接的撕逼桥段屡见不鲜。
1%和99%的对立在艺术圈尤为明显，年轻艺术家和初入行的从业者挣扎在穷困线上，为每个月房租发愁。一朝出头则身价百万，来访宾客络绎不绝，被邀出入高尚场合，像一群候鸟，在各大双年展、美术馆和艺术博览会上穿梭。
我是一个全无行业经验的小生，误打误撞进入全球顶级画廊的北京空间做前台，每天观赏各色人士全副武装、粉墨登场，低头一看自己，只是胡乱涂了个白脸，穿了件破衫，难免心中恐慌，不知放弃七年来苦心经营的商科生涯和未来可靠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否值得。
英先生出现在一个阴雨天。画廊的核心团队都去香港艺博会了，我留在北京，接待一些来访的宾客。
他是本来就约好的，但没有走正门。我听见画廊背面办公室的大铁门有几声敲击，循声找去，一个衣着朴素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站在门口，提着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
许多年后，我总结经验，发现正式场合以外，大藏家往往穿得很朴素，有时几近邋遢。原因很简单，全付心力都去研究收藏和艺术去了，没时间在衣服上反复琢磨。
内在有光时，就不太需要外在证明自己。
英先生是美籍犹太人，律师，来北京和摩根斯坦利的人洽谈跨境并购的法律咨询。他醉心收藏当代艺术几十年，见证了美国当代艺术从60年代的小众社区，到如今全球资本运作，天价屡见不鲜的局面。
他在惠特尼美术馆董事会担任主席数年，并捐赠了大量藏品给惠特尼，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以及其它和他有私人联系的美术馆。他的收藏，几乎可算是美国战后当代艺术的缩影。他和拍卖行和各大画廊的高层熟识，但从不参与市场运作。他习惯和熟识的画廊洽谈，支持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偶尔也从拍卖行购买自己割舍不下的作品，但自己的收藏从不拍卖，几乎都捐赠给了各大美术馆。
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他每次来北京，都会到798逛逛新展，看看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艺术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或戏剧，或哲思的缩影，把纷至沓来的现实简化成一张胶片，一幅画，或者一段影像。
我带他去了798的几家主要画廊，然后我们去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那里正在举办汪建伟的个展，各处捡来的废旧家具搭建成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扭曲角度，倾斜的桌面，滴水的柱子，却又出乎意料的和谐，像是博尔赫斯描绘的失落乌托邦。
英先生忽然转身问我，你有收藏吗？
瞬间我想到我在草场地的家，一间阴暗的出租屋，房东违章搭建在天井里，因此没有光，却出乎意料地冬暖夏凉。需要手机信号时必须走到窗口，家具都是临时的，加起来不超过两百块人民币。家里的桌子，是用废弃的纸箱搭起来的，上面盖了好友从新疆带回来送我的羊毛织毯。
我小声说，没有。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想试图跟他解释艺术界1%和99%的对立，以及想说其实我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就像极了汪建伟这破碎的装置。
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送走英先生，我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时间久了，已经想不起这一段对话。
倔强地选择了延期毕业的我，不能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于是在学校里人都走空的时候去校长楼领我的毕业证，因为工作人员也都放假了，我自己提起校长签名的章，在毕业证上盖下。
仓惶地毕业了，又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贵人的资助下，下定决心远赴重洋重读一个艺术管理硕士学位。
告别草场地的临时出租屋比我想象中难，同时要告别的，是生活了七年的北京。临时家具都扔掉，或者转送朋友，大部分书捐给了一个公寓图书馆。
剩下的衣服、小物，一件件取舍，哪些要带回四川老家，哪些要带去遥远的纽约。人生做减法的时候，我开始抉择，什么是我的珍爱之物。
英先生的问题回响起：你有收藏吗？
我想了想，对自己说，有。
我有一盒信和明信片，从十八岁那年开始珍藏到现在。虽然现在早已过了纸质通信的年代，我仍然对纸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我收藏了朋友写给我的每一封信，礼物附赠的卡片，明信片等，做了一面世界墙，在各个国家相应的位置贴上从那里来的卡片。因为朋友都散落天涯，我的信件收藏也慢慢有了规模，有从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收到的卡片，也有一张从北极科学考察站寄来的明信片，来自飞鸟的一次科考旅程。
我有一套扇面，是毕业时画的。那时我知道自己注定要跟大学好友以及深爱之人相隔一方，于是背着画板，行走于校园的各个角落，想把四年的光阴记下。公主楼前银杏叶满地的林荫小道，未名湖畔穿着学士服留影的寝室室友，静园草坪中文系老楼前的紫藤花架，燕南园里寂静无人的小楼一隅，百年纪念讲堂前飞扬的学士帽，都凝聚在六月的一个个午后。
我还有几颗艾未未的瓷瓜子。其中两颗，是我翻墙从Twitter上留地址要来的；另外两颗，是我在草料厂咖啡厅认识的朋友，艾未未的助理送我的。几年以后，我来到纽约读书，在Mary Goodman画廊又看到这批瓷瓜子，当时刚从泰特美术馆展完，来到他的纽约代理画廊。葵花子在空旷的画廊里，堆积成几座小山，每一堆都有上百万，像是茶话会后磕剩后随意丢弃的瓜子壳，然而每一颗，都是一个人亲手做出来的。而每堆瓜子，都在百万美金以上。我绕着它们走了一圈又一圈，想到遥远的景德镇里工人们日复一日地赶制这批订单，每颗瓜子都要捏制、入窑、高温烧制、手工上色，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多么相似。也想到，它们被运到各个国家去展览，巡展一圈便身价倍增，最后静静地躺在画廊，或者拍卖行里，等待1%的人出价带走。
我也想到赠我瓜子的友人，来纽约后已经失去联系，甚至想不起名字，记得起的只有一种气息，每日傍晚去草料厂点一个菜，和萍水相逢的人天南地北地瞎聊。我们都很贫窘，但日子似乎不那么糟。
后来一直在想，四颗瓜子于我之意义，和百万美金的瓜子对于它们的拥有者的意义，到底有何不同。对我来说，它们是时间胶囊，包含了草场地的回忆和气息，以及遗忘的友情，也是历史见证，曾作为冥冥众生中一员，参与到一个体制外的集体行为艺术之中。对于百万美金瓜子的拥有者来说，它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品味的象征，话题的开启者，是一个颇为自豪的文化资本，也是一种特殊的资产组合，虽有风险但未来回报也颇丰。当然，它们也许也寄托了一些私人情感，和对文化的理解，我愿意去相信百万美金瓜子的拥有者看到了它们背后层次丰富的含义，而愿意将其收藏和妥善保管，在自己短暂的现世一生中做临时的守护者，并愿意将这份美与公众分享。
Ai Weiwei, Sunflower Seeds, 2009, Porcelain 5 tons, Dimensions vary with installation, Courtesy Faurschou Foundation.
后来我到了纽约，去英先生的律师事务所参观他的收藏。和许多中国投机者不同，他的收藏并不在仓库里，等着未来升值再卖掉。除了在曼哈顿和东汉普顿家里外，他的收藏都在自己的律所里。进门的会客室有一个六十年代的黑白影像，是两个艺术家搭建的连环装置，类似猫和老鼠里的重重机关，把一只小球送到屋子的一角。虽然只是简单的无声单色影像，但我看得入了迷。
过道和每间办公室都挂着作品，从理查特.塔特尔(Richard Tuttle)用木条和卡纸染色做的挂在墙上的小拼贴，到罗伯特.劳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用丝网版画技术加植物着色的大画，再到张洹用上海附近寺庙收集来的香灰分类拣选创作的香灰画。他也会让律所的员工挑选自己喜爱的作品，挂在办公室里。
与艺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艺术才有意义，他说。
我问他，你的第一件收藏是什么？
他说，60年代时他在纽约大学读法律，每年夏天华盛顿广场都会有艺术家摆摊，持续一整个夏天的集市像是一个节日。如果看到心仪的作品他就会带回家。
而严肃的收藏是和学艺术史的夫人安妮一起开启的。60年代是战后美国当代艺术最繁荣的时期，画廊集中在57街，日后成为业界传奇的Pace Gallery, Leo Castelli, Betty Parson, Marian Goodman都在走路距离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卢卡斯.萨马拉斯(Lucas Samaras)这些成为艺术史一部分的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不过几百美金，而艺术市场也远远不到现在的全球化和天价景象。
英先生的律所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去请教自己业界的导师，这笔钱该用来做什么。他得到的建议是：买件艺术品吧，有朝一日，你可能会忘记了这单生意是怎么做成的，但这件艺术会一直在你身边，甚至比你的生命还要长。
于是有了这件在办公桌上的亚历山大.考尔德经典的移动小雕塑，红色的底座像是有弧线的山，细细的金属丝连着蓝、红、黄三色的金属片。英先生用手轻轻一拨弄，它们就欢快地跳动起来，好像秋天里一曲弗兰明戈舞蹈。
临走时，我对英先生说想给他和他喜欢的收藏拍张照，于是他选了一座夏皮罗(Joel Shapiro)的雕塑，几根简单的金属方条组成的小人展现踢腿的姿态。他努力维持平衡，摆出和雕塑一样的姿态，笑得我前仰后合。
慢慢在艺术行业生存，在纽约扎根，又开始运营自己的公寓画廊，我也接触到大大小小的藏家，有投机客，身份暧昧的藏家/经纪人，希望获得社交认可的新贵，家底殷实的二代，喜爱艺术与艺术共生的普通人，当然也有醉心收藏而几近痴狂的人，似乎是想通过收藏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
久了，不同面貌形象，都在脑海里叠加，逐渐不那么黑白分明。而英先生，作为我第一个认识的真正的收藏家，始终有一个清晰的身影。
后来我也开始收东西。一开始是无意识的，策展结束收藏一件作品，是对这段合作的纪念，也支持一起成长的年轻艺术家。接着也开始从小拍卖行买有眼缘的中国和日本的小物件和浮世绘，也开始真正理解英先生导师的话。
日子川流不息地过，偶有波澜也归于平静，而这些附着了时间的物成为见证。它们出自艺术家之手，被第一个欣赏的人收藏，成为他/她的珍爱之物，又几经周转，到下一个人手中。每个人在它身上看到的不同，与它一起经历的故事不同，于是它有了层次丰富的价值，是与珍爱它们的人共同创造的。
有幸见之，得之，惜之，便是缘分。若有一日留不住，也要洒脱挥手。毕竟很多物的生命，比人还要长。
希望下一次见到英先生，可以分享珍爱之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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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珍爱之物
Penelope Umbrico, Range (of pages from the book Range), 2014. 12 x 30 inches, edition #16/20, Each unique. Digital c-print and enamel paint
刘张铂泷, Library-2 图书馆－2，纽约, 2013. 11 x 14 in. (27.9 x 35.6 cm), archival pigment print on fine art paper, edition of 1 + 1 AP
杜蒙，Waiting for the Awak ening No.2 等待觉醒No.2, 2015. 16 x 16 in., 玻璃、樱桃木、茶.
翟倞, “Dark Heart of the America” “美国黑暗之心”，2014, 40.6 x 30.5 cm, 纸上水彩
Utagawa Hiroshige歌川广重 (1797-1858)， The Fifty-three Stations of the Tokaido Road – 34 Futagawa 五十三次名所图会-34二川马场, 1855. 15 x 10 in. （25.4 x 38 cm）, 木板浮世绘, Published by: Tsutaya Kichizo 蔦屋吉蔵
那时我受到艺术蛊惑，毅然放弃了七年的商科生涯以及与之相伴的北大光环，转行做了艺术。
本来以为从事艺术的人都是阳春白雪，世外高人，浸染在美的洗礼中，自带玛丽苏光环，结果发现，当代艺术圈是一个名利场中的名利场。觥筹交错、衣衫魅影、社交场合言不由衷的应酬是日常生活；勾心斗角、利益冲突、或优雅或直接的撕逼桥段屡见不鲜。
1%和99%的对立在艺术圈尤为明显，年轻艺术家和初入行的从业者挣扎在穷困线上，为每个月房租发愁。一朝出头则身价百万，来访宾客络绎不绝，被邀出入高尚场合，像一群候鸟，在各大双年展、美术馆和艺术博览会上穿梭。
我是一个全无行业经验的小生，误打误撞进入全球顶级画廊的北京空间做前台，每天观赏各色人士全副武装、粉墨登场，低头一看自己，只是胡乱涂了个白脸，穿了件破衫，难免心中恐慌，不知放弃七年来苦心经营的商科生涯和未来可靠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否值得。
英先生出现在一个阴雨天。画廊的核心团队都去香港艺博会了，我留在北京，接待一些来访的宾客。
他是本来就约好的，但没有走正门。我听见画廊背面办公室的大铁门有几声敲击，循声找去，一个衣着朴素头发花白的老先生站在门口，提着一把黑色的长柄雨伞，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
许多年后，我总结经验，发现正式场合以外，大藏家往往穿得很朴素，有时几近邋遢。原因很简单，全付心力都去研究收藏和艺术去了，没时间在衣服上反复琢磨。
内在有光时，就不太需要外在证明自己。
英先生是美籍犹太人，律师，来北京和摩根斯坦利的人洽谈跨境并购的法律咨询。他醉心收藏当代艺术几十年，见证了美国当代艺术从60年代的小众社区，到如今全球资本运作，天价屡见不鲜的局面。
他在惠特尼美术馆董事会担任主席数年，并捐赠了大量藏品给惠特尼，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以及其它和他有私人联系的美术馆。他的收藏，几乎可算是美国战后当代艺术的缩影。他和拍卖行和各大画廊的高层熟识，但从不参与市场运作。他习惯和熟识的画廊洽谈，支持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偶尔也从拍卖行购买自己割舍不下的作品，但自己的收藏从不拍卖，几乎都捐赠给了各大美术馆。
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是近十年来的事情。他每次来北京，都会到798逛逛新展，看看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艺术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或戏剧，或哲思的缩影，把纷至沓来的现实简化成一张胶片，一幅画，或者一段影像。
我带他去了798的几家主要画廊，然后我们去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那里正在举办汪建伟的个展，各处捡来的废旧家具搭建成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扭曲角度，倾斜的桌面，滴水的柱子，却又出乎意料的和谐，像是博尔赫斯描绘的失落乌托邦。
英先生忽然转身问我，你有收藏吗？
瞬间我想到我在草场地的家，一间阴暗的出租屋，房东违章搭建在天井里，因此没有光，却出乎意料地冬暖夏凉。需要手机信号时必须走到窗口，家具都是临时的，加起来不超过两百块人民币。家里的桌子，是用废弃的纸箱搭起来的，上面盖了好友从新疆带回来送我的羊毛织毯。
我小声说，没有。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我想试图跟他解释艺术界1%和99%的对立，以及想说其实我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生活就像极了汪建伟这破碎的装置。
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送走英先生，我继续过着日常的生活，时间久了，已经想不起这一段对话。
倔强地选择了延期毕业的我，不能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于是在学校里人都走空的时候去校长楼领我的毕业证，因为工作人员也都放假了，我自己提起校长签名的章，在毕业证上盖下。
仓惶地毕业了，又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贵人的资助下，下定决心远赴重洋重读一个艺术管理硕士学位。
告别草场地的临时出租屋比我想象中难，同时要告别的，是生活了七年的北京。临时家具都扔掉，或者转送朋友，大部分书捐给了一个公寓图书馆。
剩下的衣服、小物，一件件取舍，哪些要带回四川老家，哪些要带去遥远的纽约。人生做减法的时候，我开始抉择，什么是我的珍爱之物。
英先生的问题回响起：你有收藏吗？
我想了想，对自己说，有。
我有一盒信和明信片，从十八岁那年开始珍藏到现在。虽然现在早已过了纸质通信的年代，我仍然对纸有着异乎寻常的迷恋。我收藏了朋友写给我的每一封信，礼物附赠的卡片，明信片等，做了一面世界墙，在各个国家相应的位置贴上从那里来的卡片。因为朋友都散落天涯，我的信件收藏也慢慢有了规模，有从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收到的卡片，也有一张从北极科学考察站寄来的明信片，来自飞鸟的一次科考旅程。
我有一套扇面，是毕业时画的。那时我知道自己注定要跟大学好友以及深爱之人相隔一方，于是背着画板，行走于校园的各个角落，想把四年的光阴记下。公主楼前银杏叶满地的林荫小道，未名湖畔穿着学士服留影的寝室室友，静园草坪中文系老楼前的紫藤花架，燕南园里寂静无人的小楼一隅，百年纪念讲堂前飞扬的学士帽，都凝聚在六月的一个个午后。
我还有几颗艾未未的瓷瓜子。其中两颗，是我翻墙从Twitter上留地址要来的；另外两颗，是我在草料厂咖啡厅认识的朋友，艾未未的助理送我的。几年以后，我来到纽约读书，在Mary Goodman画廊又看到这批瓷瓜子，当时刚从泰特美术馆展完，来到他的纽约代理画廊。葵花子在空旷的画廊里，堆积成几座小山，每一堆都有上百万，像是茶话会后磕剩后随意丢弃的瓜子壳，然而每一颗，都是一个人亲手做出来的。而每堆瓜子，都在百万美金以上。我绕着它们走了一圈又一圈，想到遥远的景德镇里工人们日复一日地赶制这批订单，每颗瓜子都要捏制、入窑、高温烧制、手工上色，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工厂生产多么相似。也想到，它们被运到各个国家去展览，巡展一圈便身价倍增，最后静静地躺在画廊，或者拍卖行里，等待1%的人出价带走。
我也想到赠我瓜子的友人，来纽约后已经失去联系，甚至想不起名字，记得起的只有一种气息，每日傍晚去草料厂点一个菜，和萍水相逢的人天南地北地瞎聊。我们都很贫窘，但日子似乎不那么糟。
后来一直在想，四颗瓜子于我之意义，和百万美金的瓜子对于它们的拥有者的意义，到底有何不同。对我来说，它们是时间胶囊，包含了草场地的回忆和气息，以及遗忘的友情，也是历史见证，曾作为冥冥众生中一员，参与到一个体制外的集体行为艺术之中。对于百万美金瓜子的拥有者来说，它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品味的象征，话题的开启者，是一个颇为自豪的文化资本，也是一种特殊的资产组合，虽有风险但未来回报也颇丰。当然，它们也许也寄托了一些私人情感，和对文化的理解，我愿意去相信百万美金瓜子的拥有者看到了它们背后层次丰富的含义，而愿意将其收藏和妥善保管，在自己短暂的现世一生中做临时的守护者，并愿意将这份美与公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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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Weiwei, Sunflower Seeds, 2009, Porcelain 5 tons, Dimensions vary with installation, Courtesy Faurschou Foundation.
后来我到了纽约，去英先生的律师事务所参观他的收藏。和许多中国投机者不同，他的收藏并不在仓库里，等着未来升值再卖掉。除了在曼哈顿和东汉普顿家里外，他的收藏都在自己的律所里。进门的会客室有一个六十年代的黑白影像，是两个艺术家搭建的连环装置，类似猫和老鼠里的重重机关，把一只小球送到屋子的一角。虽然只是简单的无声单色影像，但我看得入了迷。
过道和每间办公室都挂着作品，从理查特.塔特尔(Richard Tuttle)用木条和卡纸染色做的挂在墙上的小拼贴，到罗伯特.劳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用丝网版画技术加植物着色的大画，再到张洹用上海附近寺庙收集来的香灰分类拣选创作的香灰画。他也会让律所的员工挑选自己喜爱的作品，挂在办公室里。
与艺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艺术才有意义，他说。
我问他，你的第一件收藏是什么？
他说，60年代时他在纽约大学读法律，每年夏天华盛顿广场都会有艺术家摆摊，持续一整个夏天的集市像是一个节日。如果看到心仪的作品他就会带回家。
而严肃的收藏是和学艺术史的夫人安妮一起开启的。60年代是战后美国当代艺术最繁荣的时期，画廊集中在57街，日后成为业界传奇的Pace Gallery, Leo Castelli, Betty Parson, Marian Goodman都在走路距离内，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卢卡斯.萨马拉斯(Lucas Samaras)这些成为艺术史一部分的当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不过几百美金，而艺术市场也远远不到现在的全球化和天价景象。
英先生的律所赚到了第一桶金，他去请教自己业界的导师，这笔钱该用来做什么。他得到的建议是：买件艺术品吧，有朝一日，你可能会忘记了这单生意是怎么做成的，但这件艺术会一直在你身边，甚至比你的生命还要长。
于是有了这件在办公桌上的亚历山大.考尔德经典的移动小雕塑，红色的底座像是有弧线的山，细细的金属丝连着蓝、红、黄三色的金属片。英先生用手轻轻一拨弄，它们就欢快地跳动起来，好像秋天里一曲弗兰明戈舞蹈。
临走时，我对英先生说想给他和他喜欢的收藏拍张照，于是他选了一座夏皮罗(Joel Shapiro)的雕塑，几根简单的金属方条组成的小人展现踢腿的姿态。他努力维持平衡，摆出和雕塑一样的姿态，笑得我前仰后合。
慢慢在艺术行业生存，在纽约扎根，又开始运营自己的公寓画廊，我也接触到大大小小的藏家，有投机客，身份暧昧的藏家/经纪人，希望获得社交认可的新贵，家底殷实的二代，喜爱艺术与艺术共生的普通人，当然也有醉心收藏而几近痴狂的人，似乎是想通过收藏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价值。
久了，不同面貌形象，都在脑海里叠加，逐渐不那么黑白分明。而英先生，作为我第一个认识的真正的收藏家，始终有一个清晰的身影。
后来我也开始收东西。一开始是无意识的，策展结束收藏一件作品，是对这段合作的纪念，也支持一起成长的年轻艺术家。接着也开始从小拍卖行买有眼缘的中国和日本的小物件和浮世绘，也开始真正理解英先生导师的话。
日子川流不息地过，偶有波澜也归于平静，而这些附着了时间的物成为见证。它们出自艺术家之手，被第一个欣赏的人收藏，成为他/她的珍爱之物，又几经周转，到下一个人手中。每个人在它身上看到的不同，与它一起经历的故事不同，于是它有了层次丰富的价值，是与珍爱它们的人共同创造的。
有幸见之，得之，惜之，便是缘分。若有一日留不住，也要洒脱挥手。毕竟很多物的生命，比人还要长。
希望下一次见到英先生，可以分享珍爱之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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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lope Umbrico, Range (of pages from the book Range), 2014. 12 x 30 inches, edition #16/20, Each unique. Digital c-print and enamel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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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张铂泷, Library-2 图书馆－2，纽约, 2013. 11 x 14 in. (27.9 x 35.6 cm), archival pigment print on fine art paper, edition of 1 + 1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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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Waiting for the Awak ening No.2 等待觉醒No.2, 2015. 16 x 16 in., 玻璃、樱桃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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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倞, “Dark Heart of the America” “美国黑暗之心”，2014, 40.6 x 30.5 cm, 纸上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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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agawa Hiroshige歌川广重 (1797-1858)， The Fifty-three Stations of the Tokaido Road – 34 Futagawa 五十三次名所图会-34二川马场, 1855. 15 x 10 in. （25.4 x 38 cm）, 木板浮世绘, Published by: Tsutaya Kichizo 蔦屋吉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