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类学暑期班：方法论与争议

怀民 / 著
我和小阿有幸参加哥廷根大学7月举办的『宗教与亚洲城市空间暑期班』。一共三个学院合办而成，跨学科的氛围非常轻松开放，又不失深度。讨论的深度是如何保障的？这个班上的同学中高手林立，大部分是已经完成MPhil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类学家。我和小阿彼此感慨，我们两个历史入门的人被人类学高手包围。他们的研究范围不仅限于印度，包括印尼、尼泊尔、中国等亚洲地区，甚至还有在美国的柬埔寨裔佛教。
                
                
即便如此，研究其他地区的人也能为我们两位南亚硕士生开辟新天地：我们学到了不少新研究方法，也接触到了人类学者独到的观点与视角。比如说我研究的印度北部的Muharram游行（纪念先知默罕默德家庭成员在权利纷争中牺牲的故事）遇到过一个困惑：如果人类学研究方法尊重每个参与者对于一项仪式的看法，那么如何在文章中调和两种对立的看法？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当今Muharram主要被什叶派纪念，但在南亚18到19世纪曾有许多印度教徒和逊尼派教徒参与。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南亚什叶派一些希望摒弃其他宗教影响和“民俗”的做法（比如男子在游行中主动划伤自己，以体验默罕默德家庭成员的痛苦），把游行“净化”成“纯粹的”什叶派仪式（即没有划伤流血，而只是拍打胸脯）。和另一位研究菲律宾天主教游行的菲律宾学者兼学霸马克认为，这种“净化”的诉求主要来自精英，我们作为学者不应该单从他们的视角出发。精英本身就有更大的话语权，我们学者应该了解那些无法用同样语言表达的仪式参与者们。我的第二个困惑是和信徒交流产生的——相对主义会不会把仪式希望表达的宗教意义抹杀？如果每个仪式都能被接受，那『到底哪个才是正统』的问题不就无法回答了？马克研究过『民间』和『正统』的天主教，他不觉得学者研究民间的方法会被相对主义裹挟。学者能形成一个媒介，给多种仪式参与者（“正统”或“非正统”）传递彼此的宗教意义。
当然，新颖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会引发争议的。暑期班一共五天的会，每天都有教授主持会议内容，会后大家分组讨论。我为了消化会议内容和分组讨论，每次都记好多笔记，加起来差不多记了23面A4纸。我小组里的其他大牛们没有我记的这么多。多产的人类学家Michael Herzfeld的会议presentation中主要讲了他最近感兴趣的practical piety（实用性虔诚）议题。他举例有泰国、意大利和希腊的几种宗教信徒的实践性虔诚表现。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会偏离正统人士对于宗教的定义，让自己在生活的小事里、在道德上开小差。比如天主教徒通过忏悔得到赦免，得以下次继续commit sin的机会（详见他2015年的文章Practical Piety: Intimate Devotions in Urban Space）。我和马克听完这场讲座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喂，那天主教的信仰真的就能被放得这么low了吗？” 不是原话，但你明白我的意思。几天下来里最有宗教意义的内容当属我们系的人类学这Radhika教授放映的印地语纪录片《Hamara Desh Chalo（来我的故乡吧）》，看到最后不少人感动之至，内涵完全足以另写一篇影评。
其中一位莱比锡大学教授乌苏拉•饶（Ursula Rao）星期二上午的讲座给我的印象比较深，也在会场上引发了争议。她是一位资深人类学家，田野研究主要基于印度中部二线城市博帕尔。
                
                
她提出印度有三种印度教寺庙模式以及与受众的互动范式：
1）“非正式的宗教地点”（没有建筑维护、同样被路人朝拜的石像）；路人皆可参拜，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参拜之交”社群；
2）在伊斯兰老社区备受宗族争议的寺庙，在分治之后所占的宗教空间越扩越大，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方的角力谈判后被重新归置（详见Ursula Rao《Partition in Contemporary Struggles over Religious Spaces in Bhopal》一文）；这些和印度越来越政治化的宗教空间过程紧密相连；
3）有宣传国族身份意识和迪斯尼旅游化的倾向的大寺庙，如德里的Akshardam。越大的寺庙感官刺激越少，越像一个博物馆，适合带小朋友接受『国民教育』。
                
                
Rao老师的田野例子比较有限，但我觉得这种分类也有意思。而在场的很多印度学生都在提问中表达了对这种模型的不满和批判。一点认为这种模式忽略了各类空间的交互、交融、交流过程。一点是认为用“迪斯尼化”的贬义词，是谁把Akshardam看作迪斯尼？当地人真的有这样的类比吗？还是一种西方人类学家的投射？Rao老师回答也很镇静自若，很有风范。同学们的观点也各异，有的外国同学认为印度学生不应该持有一种“你真的了解我的国家吗？”的小家子气。
这是一段我和小阿在周三会议上传纸条时的一些感言，来为这篇方法论小文做一个比较乐观的小结——
小阿：“人类学讲究‘猎奇’，我觉得一方面如果感到‘奇’，一定是研究者带着自己的情境在研究，另一方面如果能试图去理解‘奇’是从何而来，就不会惊讶。我觉得人类学必须借助于历史学才能深入。”
我：“但（如果人类学）又要结合大主题，历史和local就会失声。”
小阿：“我觉得小情境恰好是历史很好的切入点，人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就是研究他们怎么走到现在的切入点。大历史成为小历史的背景。”
小阿继续感慨中国学者在国际界发声有时可能会遇到以下困境：中国学者对方法产生质疑时，强调要结合历史变迁、场景、环境来看，国际学者不能理解中国学者是在批判研究方法，反而会说这是中国学者对于不舒服的历史的defense。
我回复：“很多时候文革、大饥荒等历史事件并没有inform人类学界，一方面是历史地雷多（没有共识），另一方面也是方法问题（问的问题不对）。”（Erik Mueggler研究的彝族文革回忆《The Age of Wild Ghosts》是特例。）
“另一个问题是性别研究（gender）——性别历史就没有inform widely across anthropology，那么假设都可能基于男性中心主义或者state-centric的历史。Subaltern无法用大叙事解释或者讲述自己的遭遇，所以privileging subaltern的同时往往就会失去传统所认为的‘深度’。”
小阿：“只要开始有，就会慢慢有人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在人类学历史的地位，就会有变化……希望历史人类学能有所突破。”
扫码关注南亚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