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走江湖的女孩
十四岁那年夏天，我像流浪狗一样整天在外漂着。臭味相投之余，身边围着另一群流浪狗。我把自己比喻为一条狗，也实则是高看了自己，毕竟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通人性。
在狗的世界里，仗义和忠诚永远排在第一。因为仗义，我在七月的某个清晨意外早起出门，不到八点便来到太和桥等阿青。
这里是一个临时停车点，从县城开往各个乡镇的车都将从这里经过。售票员通常站在脚踏板上，一手抓着扶梯，一边将大半个身子探出车门外：还有没得到山镇的，差一位，差一位就走老！
阿青从很远的地方跑来，随行的还有阿仁。此前她要回家取钱，但又怕挨骂，所以就带着我和阿仁一同壮胆。
今天她穿着一条形似蛋糕的吊带短裙，下面配有一条黑丝长袜。当一头金色的波浪大卷随风跳跃时，她整个人显得尤为引人注目。现在想来七月的天为什么会穿丝袜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和常人区分开来吧。
曾经我们都挺非主流，尤其像阿青这类装扮，我们非但不觉得另类，相反还认为脖颈上挂着五颜六色的串珠那才是时髦无比。
替阿青买完早餐和车票，我们就正式上车了。山路有些颠簸，车内环境也相当复杂，我们仨坐在最后一排兴致极高地唱歌，那感觉像是要去郊游，除开领唱和合唱，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一位指挥官。当客车穿过一座大桥后我们便到达了山镇。
来到阿青家里，除了一位七十岁的太婆外，便再也看不见其他人。还没等阿青开口要钱，太婆首先开始讲：你那个死老汉，又有两个月没打钱回来，到底是嫖了还是赌了，哪个又说的清？
阿青有些尴尬，我们甚至在她那个破烂不堪的家险些放不下脚。来回走动了好几步，还还没等吃中饭，就被她给领了出来。
阿青带我们沿着石子路走到小河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无所事事地抽起来。她抽烟的样子极为老练，好似打从娘胎里出来，便学会了如何吞云吐雾。几口下肚，烟灰被她用食指轻轻抖落在河里，她指着河岸对面的空地说，这里，曾经是我们打架斗殴的好场所。
阿青的波浪卷被热风吹得很乱，脸上的妆也似乎不太能掩盖住下面某些少许的斑。她一脸高兴的模样，如一名在垂暮之年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的老将军。
我们在只有一条正街的路上走了不到十分钟，大家便提议回城。回程的车票依旧是从我和阿仁的兜里出，阿青先上车占位，我和阿仁嫌天热，就在车门口站着。阿青走上去，不到五分钟便跟丢了魂似的跑下来，她一边带着急促又紧张的声音小声对我们说：车上有疯子，刚才摸我大腿！一边回头盯着后排座靠过道的男人看。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三个女孩都懵了。平日里那副“天不怕地怕遇事老子我最大”的气势一秒消失。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里，绝不能和疯子坐上同一辆车。阿青找到乘务员退票：这车我们不坐了！说话间，我和阿仁仍旧很后怕地回头朝车里望。
当我们准备离开车身，寻找下一辆回城汽车时，靠过道的男人突然从车里跳下来，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对准我们三人便开始冲。事实上我想错了，他的眼里只有阿青。整个街道似乎上演了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最后他化身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跃便把人扑倒在地上，我们远远地听见阿青的惨叫，以及看见男人坐骑在她身体上嘶吼。
天刚下过雨，两人就这样躺在水氹氹里翻来滚去。街上开始有屠夫过来帮忙，还有妇女朝他扔石头，慢慢在众人的拉扯中，阿青从一滩稀泥里被救了出来。
听过路人说，男人是镇上出了名的疯子，以前顶多看见姑娘摸摸手，或是脱了裤子露出家伙吓唬她们，但谁也不曾想到这次竟如此放肆。疯子最终被打上了大桥对面的山头，直到消失在我们看不见的树林里。乘务员因愧疚最后也没敢收一毛钱便把我们三载回了县城。
回去以后，我们三人宿醉在广场，夜晚偷偷摸摸跑进县政府大门的地板砖上躺着，凉气沁骨，我们抱头大哭。此后，我和阿仁像吞故事一样活生生把那天发生的事全部封锁进脑子里，谁也没再提起过。
阿青出生在山镇，中学没念完，就来县城上职校。在职校上学不仅不用交学费，同时每月还能领到几百块的生活补助。每年五月，总有一波乡镇学生提着大包小包转进县城上职校。他们唯一的期待或许就是盼着两年毕业后，学校给分配一个好的工厂或单位。又或者来县城只是为了挣脱父母为他们所设立的最后一道防护线。
上职校在城里人看来是挺可耻的，大多家长认为只有念书不好、没爹管没娘教的不良少年才被迫去读职校。而从那里走出来的学生，大多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
事实上职校的学生，总是和「打老师」、「与社会人士勾结」、「偷盗抢劫」、「聚众吸毒」等字眼联络在一起。他们大多为留守儿童，老早便被打上社会渣滓的标签。
还没挨到两年毕业，阿青便从职校退学。她开始成为不折不扣的浪子，居无定所，温饱难安。偶尔住朋友家，再不者就是睡网吧。
后来阿青和几个流浪狗一起去了广州东莞。他们在服装厂上班，旁边还有模具厂、糖酒厂，周边几个厂子的四川工友加在一起大约有一百来号人，且年龄上至四五十岁，下至十三四岁。他们或有经同乡介绍，或有自己出来独闯，就这样，很多四川的小男孩小女孩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川帮”。
在东莞的日子枯燥且重复，阿青被分在印花间，白天除了正常九小时上班外，晚上加班到凌晨也是时有的事。遇上赶货期，熬通宵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休假日男孩女孩通常会邀约一起去当地KTV。作为娱乐之都的东莞，随便一间KTV的消费都高达上千，但阿青他们极为需要在里面放松，以及享受那一丝一毫的欢愉。有时厂里其他人来玩，被胡乱摸了几把，阿青便能从中讨要到几百块钱。在这个开放的环境里，没有出去做小姐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了。
听回来的人说，阿青变了。他们一起在厂里打工，她主动去勾引经理——一个有家室的中年胖男人。老男人对阿青有意，在厂里几次三番明里暗里表示，只要阿青愿意，钱随她用、房车都不是问题。
在东莞，“一夫多妻”早在08年就已不再是新鲜事。就连男工同时交往三两女工并发生性行为，也是极其自然。在这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城市，假若只是一对一交往，人们铁定认为你脑子有泡。
回四川的前一天晚上，阿青脱离组织单独去找经理，第二天回来后，同行姑娘发现她衣服上明显有乳白色粘液。
那天她依旧穿着一身短裙，对于身上的污渍她始终遮遮掩掩。
那时候我特别不理解怎么就一定得去东莞呢？姑娘们出门经常被抢，在出租屋里洗澡也会被陌生男人趴在窗户上看，去工厂打工还会被无端扣压工资。碰上能处对象的人，人家只关心你究竟还是不是处女。
正值春节期间，所有在外务工人员都携带“巨款”一窝蜂回到家乡。原本狭窄的县城变得更加拥堵，尤其在网吧、茶馆、广场等这类人流量大的地方。
刚念高中，我仍然每天和这群社会小青年混在一起。每当三五个女人窝在一个装潢破烂的水吧时，所有人都呈现出烂泥的状态，想使劲把画花的墙壁给补上，但后来发现自己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阿青有了一些闲钱，兴趣爱好也从网吧游戏升级为茶馆麻将。四川人，天生具备耳朵听麻将也能学会的本领。
通常我们选择隐蔽的小茶馆打牌，人少，茶水便宜，同时也避免被熟人发现。但在后来一次，她竟邀我去别人家打牌。
那天中午我在家里睡觉，迷糊中接到阿青的电话，“喂，你赶快别睡了。来万福小区三单元二楼，差你一个打牌！”
我搁下手机，倒头继续睡，这一睡又过了半小时。在接到阿青下一个电话以前，阿仁打来一通电话，“阿青是不是叫你打牌？”
“是啊，你什么时候过去。”我原以为阿仁也去玩，便一脸状况外地问她。
“千万别去，她妈的想把你给卖了！”
我脑袋一懵，听见「卖」这个字瞬间睡意全无。 “我草，到底怎么回事？”
“过两天见面说，这两天在家呆着，哪也别去。”
下床后我明显感觉自己双腿发软，听阿仁的话，在还未搞清楚状况前，我拒绝了阿青的麻将邀约。她很生气，说我没拿她当朋友。我无法解释，但在心底仿佛早已做了判断，她再不是需要我时刻陪在身边的小女孩，而我也终究告别组织。
后来我才知道，阿青染上毒品，急需用钱。她和本地几个地头蛇以及广州老乡做起了人口贩卖生意，她在其中帮忙介绍年轻姑娘，按人头算每个4000块。他们将县城女孩分别送往偏远乡镇，过几月再统一打包发往广州。
阿仁说，日马想钱想疯老，自己不球去卖。还敢把手伸到学生妹崽这来！
我从未听阿青提起过父母，只知道他们在广州的不同城市打工。有时逢年过节能见上一面，有时好几年也见不上。家是什么，她好像从来没有概念。阿青甚至从不羡慕我们这些一日三餐能在家里吃饭的小孩，她总是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来，孤独且强撑着。她嗓门大，无比尖锐，在那个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年纪，我们好像只能通过夸张的言行和另类的着装才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最后一次接到阿青的电话，她说自己要走了，就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我和阿仁准点来到那家我们曾经经常一起光顾的小店，三人点了一桌子凉粉凉面酸辣粉，还有冰粉、圆子汤。我们很拮据，但那天却吃的比往常都要开心。
阿青打算回去广州，这一去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依旧对于大多敏感的话题闭口不谈，聊天内容也只捡那些开心的，搞怪的。好像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才能更好地麻痹自己，你还是那个你，我还是那个我。
最近一次看见阿青，是在上一个夏末。我和朋友从一家饭厅里走出来，一辆出租车嗖地一声从我们身旁经过，停在正前方的黄果树下。车里下来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从身高来看，小孩大约一岁半，是男生。光线太暗我看清不人脸，但很快我便识别出阿青的声音，尖锐、燥辣，那种整条长廊都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发出的声音。
阿青穿着大红粗高跟，头发同样是波浪大卷，只是转眼间就被她打理到头顶梳成了髻。暗夜里某些星星点点的东西在她指尖飞速窜动，小孩朝马路中间跑，她猛吸几口后便立马将烟头扔进草堆里，如发着电报一般快步上前抓住小孩。“幺儿咧，老子给你说了好多遍，不要往中间跑！不听话妈妈不要你哦！”
她把头凑到孩子脸边，佯装生气地在他脸蛋上吐了一趴口水：噗！
阿青把小孩抱在胸前，原本纤长的身影在路灯的映衬下又高出来一大截。我没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拐进我并不太熟悉的下一个路口。
在狗的世界里，仗义和忠诚永远排在第一。因为仗义，我在七月的某个清晨意外早起出门，不到八点便来到太和桥等阿青。
这里是一个临时停车点，从县城开往各个乡镇的车都将从这里经过。售票员通常站在脚踏板上，一手抓着扶梯，一边将大半个身子探出车门外：还有没得到山镇的，差一位，差一位就走老！
阿青从很远的地方跑来，随行的还有阿仁。此前她要回家取钱，但又怕挨骂，所以就带着我和阿仁一同壮胆。
今天她穿着一条形似蛋糕的吊带短裙，下面配有一条黑丝长袜。当一头金色的波浪大卷随风跳跃时，她整个人显得尤为引人注目。现在想来七月的天为什么会穿丝袜呢？大概是为了把自己和常人区分开来吧。
曾经我们都挺非主流，尤其像阿青这类装扮，我们非但不觉得另类，相反还认为脖颈上挂着五颜六色的串珠那才是时髦无比。
替阿青买完早餐和车票，我们就正式上车了。山路有些颠簸，车内环境也相当复杂，我们仨坐在最后一排兴致极高地唱歌，那感觉像是要去郊游，除开领唱和合唱，我们甚至都不需要一位指挥官。当客车穿过一座大桥后我们便到达了山镇。
来到阿青家里，除了一位七十岁的太婆外，便再也看不见其他人。还没等阿青开口要钱，太婆首先开始讲：你那个死老汉，又有两个月没打钱回来，到底是嫖了还是赌了，哪个又说的清？
阿青有些尴尬，我们甚至在她那个破烂不堪的家险些放不下脚。来回走动了好几步，还还没等吃中饭，就被她给领了出来。
阿青带我们沿着石子路走到小河边，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无所事事地抽起来。她抽烟的样子极为老练，好似打从娘胎里出来，便学会了如何吞云吐雾。几口下肚，烟灰被她用食指轻轻抖落在河里，她指着河岸对面的空地说，这里，曾经是我们打架斗殴的好场所。
阿青的波浪卷被热风吹得很乱，脸上的妆也似乎不太能掩盖住下面某些少许的斑。她一脸高兴的模样，如一名在垂暮之年回忆往昔峥嵘岁月的老将军。
我们在只有一条正街的路上走了不到十分钟，大家便提议回城。回程的车票依旧是从我和阿仁的兜里出，阿青先上车占位，我和阿仁嫌天热，就在车门口站着。阿青走上去，不到五分钟便跟丢了魂似的跑下来，她一边带着急促又紧张的声音小声对我们说：车上有疯子，刚才摸我大腿！一边回头盯着后排座靠过道的男人看。
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三个女孩都懵了。平日里那副“天不怕地怕遇事老子我最大”的气势一秒消失。当务之急是赶快离开这里，绝不能和疯子坐上同一辆车。阿青找到乘务员退票：这车我们不坐了！说话间，我和阿仁仍旧很后怕地回头朝车里望。
当我们准备离开车身，寻找下一辆回城汽车时，靠过道的男人突然从车里跳下来，像一架上了发条的机器，对准我们三人便开始冲。事实上我想错了，他的眼里只有阿青。整个街道似乎上演了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最后他化身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跃便把人扑倒在地上，我们远远地听见阿青的惨叫，以及看见男人坐骑在她身体上嘶吼。
天刚下过雨，两人就这样躺在水氹氹里翻来滚去。街上开始有屠夫过来帮忙，还有妇女朝他扔石头，慢慢在众人的拉扯中，阿青从一滩稀泥里被救了出来。
听过路人说，男人是镇上出了名的疯子，以前顶多看见姑娘摸摸手，或是脱了裤子露出家伙吓唬她们，但谁也不曾想到这次竟如此放肆。疯子最终被打上了大桥对面的山头，直到消失在我们看不见的树林里。乘务员因愧疚最后也没敢收一毛钱便把我们三载回了县城。
回去以后，我们三人宿醉在广场，夜晚偷偷摸摸跑进县政府大门的地板砖上躺着，凉气沁骨，我们抱头大哭。此后，我和阿仁像吞故事一样活生生把那天发生的事全部封锁进脑子里，谁也没再提起过。
阿青出生在山镇，中学没念完，就来县城上职校。在职校上学不仅不用交学费，同时每月还能领到几百块的生活补助。每年五月，总有一波乡镇学生提着大包小包转进县城上职校。他们唯一的期待或许就是盼着两年毕业后，学校给分配一个好的工厂或单位。又或者来县城只是为了挣脱父母为他们所设立的最后一道防护线。
上职校在城里人看来是挺可耻的，大多家长认为只有念书不好、没爹管没娘教的不良少年才被迫去读职校。而从那里走出来的学生，大多也干不了什么正经事。
事实上职校的学生，总是和「打老师」、「与社会人士勾结」、「偷盗抢劫」、「聚众吸毒」等字眼联络在一起。他们大多为留守儿童，老早便被打上社会渣滓的标签。
还没挨到两年毕业，阿青便从职校退学。她开始成为不折不扣的浪子，居无定所，温饱难安。偶尔住朋友家，再不者就是睡网吧。
后来阿青和几个流浪狗一起去了广州东莞。他们在服装厂上班，旁边还有模具厂、糖酒厂，周边几个厂子的四川工友加在一起大约有一百来号人，且年龄上至四五十岁，下至十三四岁。他们或有经同乡介绍，或有自己出来独闯，就这样，很多四川的小男孩小女孩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川帮”。
在东莞的日子枯燥且重复，阿青被分在印花间，白天除了正常九小时上班外，晚上加班到凌晨也是时有的事。遇上赶货期，熬通宵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休假日男孩女孩通常会邀约一起去当地KTV。作为娱乐之都的东莞，随便一间KTV的消费都高达上千，但阿青他们极为需要在里面放松，以及享受那一丝一毫的欢愉。有时厂里其他人来玩，被胡乱摸了几把，阿青便能从中讨要到几百块钱。在这个开放的环境里，没有出去做小姐已经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了。
听回来的人说，阿青变了。他们一起在厂里打工，她主动去勾引经理——一个有家室的中年胖男人。老男人对阿青有意，在厂里几次三番明里暗里表示，只要阿青愿意，钱随她用、房车都不是问题。
在东莞，“一夫多妻”早在08年就已不再是新鲜事。就连男工同时交往三两女工并发生性行为，也是极其自然。在这座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城市，假若只是一对一交往，人们铁定认为你脑子有泡。
回四川的前一天晚上，阿青脱离组织单独去找经理，第二天回来后，同行姑娘发现她衣服上明显有乳白色粘液。
那天她依旧穿着一身短裙，对于身上的污渍她始终遮遮掩掩。
那时候我特别不理解怎么就一定得去东莞呢？姑娘们出门经常被抢，在出租屋里洗澡也会被陌生男人趴在窗户上看，去工厂打工还会被无端扣压工资。碰上能处对象的人，人家只关心你究竟还是不是处女。
正值春节期间，所有在外务工人员都携带“巨款”一窝蜂回到家乡。原本狭窄的县城变得更加拥堵，尤其在网吧、茶馆、广场等这类人流量大的地方。
刚念高中，我仍然每天和这群社会小青年混在一起。每当三五个女人窝在一个装潢破烂的水吧时，所有人都呈现出烂泥的状态，想使劲把画花的墙壁给补上，但后来发现自己根本就没那个能力。
阿青有了一些闲钱，兴趣爱好也从网吧游戏升级为茶馆麻将。四川人，天生具备耳朵听麻将也能学会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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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我在家里睡觉，迷糊中接到阿青的电话，“喂，你赶快别睡了。来万福小区三单元二楼，差你一个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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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你什么时候过去。”我原以为阿仁也去玩，便一脸状况外地问她。
“千万别去，她妈的想把你给卖了！”
我脑袋一懵，听见「卖」这个字瞬间睡意全无。 “我草，到底怎么回事？”
“过两天见面说，这两天在家呆着，哪也别去。”
下床后我明显感觉自己双腿发软，听阿仁的话，在还未搞清楚状况前，我拒绝了阿青的麻将邀约。她很生气，说我没拿她当朋友。我无法解释，但在心底仿佛早已做了判断，她再不是需要我时刻陪在身边的小女孩，而我也终究告别组织。
后来我才知道，阿青染上毒品，急需用钱。她和本地几个地头蛇以及广州老乡做起了人口贩卖生意，她在其中帮忙介绍年轻姑娘，按人头算每个4000块。他们将县城女孩分别送往偏远乡镇，过几月再统一打包发往广州。
阿仁说，日马想钱想疯老，自己不球去卖。还敢把手伸到学生妹崽这来！
我从未听阿青提起过父母，只知道他们在广州的不同城市打工。有时逢年过节能见上一面，有时好几年也见不上。家是什么，她好像从来没有概念。阿青甚至从不羡慕我们这些一日三餐能在家里吃饭的小孩，她总是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来，孤独且强撑着。她嗓门大，无比尖锐，在那个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年纪，我们好像只能通过夸张的言行和另类的着装才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最后一次接到阿青的电话，她说自己要走了，就一起出来吃个饭吧。
我和阿仁准点来到那家我们曾经经常一起光顾的小店，三人点了一桌子凉粉凉面酸辣粉，还有冰粉、圆子汤。我们很拮据，但那天却吃的比往常都要开心。
阿青打算回去广州，这一去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依旧对于大多敏感的话题闭口不谈，聊天内容也只捡那些开心的，搞怪的。好像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才能更好地麻痹自己，你还是那个你，我还是那个我。
最近一次看见阿青，是在上一个夏末。我和朋友从一家饭厅里走出来，一辆出租车嗖地一声从我们身旁经过，停在正前方的黄果树下。车里下来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从身高来看，小孩大约一岁半，是男生。光线太暗我看清不人脸，但很快我便识别出阿青的声音，尖锐、燥辣，那种整条长廊都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发出的声音。
阿青穿着大红粗高跟，头发同样是波浪大卷，只是转眼间就被她打理到头顶梳成了髻。暗夜里某些星星点点的东西在她指尖飞速窜动，小孩朝马路中间跑，她猛吸几口后便立马将烟头扔进草堆里，如发着电报一般快步上前抓住小孩。“幺儿咧，老子给你说了好多遍，不要往中间跑！不听话妈妈不要你哦！”
她把头凑到孩子脸边，佯装生气地在他脸蛋上吐了一趴口水：噗！
阿青把小孩抱在胸前，原本纤长的身影在路灯的映衬下又高出来一大截。我没敢上前，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拐进我并不太熟悉的下一个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