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婚礼
查看话题 >红包进化史
我作为受邀人参加的第一个婚礼，是张二狗的。
二狗在高三那年就出国了。混了三年之后回到上海，在上海找个媳妇儿。我们大学还没毕业，他就结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学校还没放假。因为我和他关系最铁，于是我只身一人，冒着挂科的风险从学校回了老家。然后从我的衣柜底下掏出的了我最后仅存的五百块压岁钱放进了一个红包，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我递上我那五百块钱的红包的时候，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虽然在婚礼上没有遇到一个熟人。新娘我也不认识。
但是还是憋不住那个高兴劲儿。一高兴，我就多喝了几杯。
走出酒店的时候，天都还没黑。我一路走一路笑。
心想着，我最好的朋友结婚了。真幸福。他长大了。我也长大了。瞧，我连压岁钱都没有了，一分都没有了。我也长大了。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二狗离婚了。
他离婚这件事儿，证明了我和他当年都错了。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其实只是一个幻觉。
大学毕业一年后，我第二次收到了婚礼的请帖。这次是大仙儿的婚礼。
大仙儿和他媳妇儿我们都熟。刚毕业的时候还去他们租房的楼下吃过几次夜宵。
后来大仙儿家里给他们在成都买了房子，搬家的时候我还去帮了忙。大仙儿一边搬东西，一边骂骂咧咧地。一旦女朋友不在旁边，他就开始给我数落他女朋友的坏。说着：过不下去了。肯定要分手。必须分！
结果搬家之后一周，请帖就到了。
日子选在元旦节，之前的周末约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出来小聚。讨论婚礼当天我们要怎么配合，怎么帮衬。
等大仙儿走了，朋友们开始商量着要给多少彩礼。我按着裤兜里的三个硬币，心里想着，我就这三个钱了。你们给多少，我就听听。
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给一千。
我的天呢，我一个月就挣一千二。给一千，我吃啥？
后来事实证明，两百块其实也可以过一个月。
当然，还有一个教训：红包都是给自己以后的婚礼包的。想给多少，自己有数就行了。
这个教训当然不是自己总结的，是我妈在资助我生活费的时候说的。
第三个请帖来的时候，我学聪明了。
听着朋友们讨论着。他们说包两千的时候，我都微笑着点头。
我心想，我应该不会包一个二十的红包。不然太扁了，红包会难看。
婚礼当天，走到接待处。掏出红包递上去。
接待的人接过去，当场撕开！
她从红包里掏出五张十元的钞票。然后不甘心地把红包掰开了，探着脑袋往里看了看。发现里面的确没有黑洞之后，才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请问怎么称呼？
一边说，一边拿着笔，翻了一下登记来客以及彩礼金额的彩礼薄……
我愣了半天，说：张二狗！
接待的人看着我。
我说：张二狗。你这样写，他们知道我是谁。
接待人一脸严肃地看着嬉皮笑脸的我。我的脸已经红得发烫。两个耳朵好像要烧燃了一样。
那次婚宴我没有等到新人过来敬酒就撤了。
以至于我都忘记了那次婚宴的新人到底是谁。我估计要是我没有被当场撕开红包的话，我甚至都会忘记那次婚礼。
但是从那之后，我才知道，有些请帖根本就可以不去。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张二狗的时候，他说：我是真把他当朋友了。不是真朋友，不会在那种危难时刻脱口而出朋友的名字。
我听着他那样为我辩解，也由衷地觉得他是把我当真朋友了。不然一个常人是不会原谅别人这样冒充自己的。
就在那个高兴劲儿里头，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告诉你一件喜事。我要结婚了。
我说：又？
他一呲牙，说道：别又！我这次真的要结婚了。你别给彩礼，来主持我的婚礼吧。我媳妇儿你也认识。
我一愣。把我们高中班上的女同学想了个遍。
他微微一笑，说道：就是以前介绍给你的那个小薇薇。
原来他的离婚之前给我介绍过一个女朋友，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居姑娘。后来我和这位小薇薇没怎么联系。没想到，他这就把人家“又”结婚了。
这次，我没有包红包。
在这个“又”结婚的现场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朋友。似乎张二狗并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自己“又”结婚了。
可是我还是高兴。我喝着酒，心里想着：这家伙“又”结婚了。我也“又”长大了。我也该结婚了吧。到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让大伙儿都不要给红包。就请最亲的人。就像他这次“又”结婚一样。那样一来，每个人脸上扬起来的微笑都会是这样的真诚。他们都是真高兴。
没想到在这之后的受邀的那个婚礼，就真是那样的了。
有一天，同事刘德顺给我打电话。说下周日到白天鹅酒店来一趟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我问：什么事儿？
他说：事儿。
我问：工作上的？
他说：嗯。
我去了，一看。
婚宴。
两口子穿着T恤站在门口。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在假装没有路费回家的驴友呢。
来的人不少，工作上的朋友多。十几桌。大家聊工作。聊饭菜。唯独没怎么聊二位新人。
吃到一半儿了，刘德顺才举着杯子说：这是我们的婚宴。婚礼那一套留在老家搞。家里的老人要搞，就伺候一下他们。我们这边都是工作上的朋友。还有就是同学，伙伴。我们不讲那套。你们不准给红包，因为我以后也不会给红包了……
说到这儿满场喧哗，有人嘘的，有的鼓掌。但是哪怕是嘘的人，也都十足地高兴，鼓着两个通红锃亮的腮帮子，表情夸张地笑着。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没给红包，高兴吧。
倒不是缺钱。到那个时候，已经工作那么些年了，早就没有了刚入社会时的经济压力。朋友的喜事儿，真要给包个大红包，其实也不会是障碍了。
不过似乎红包这种本来应该是拉近人和人关系的物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某种盘杂着诸多杂念的滥俗套路了。
红包变成了一门学问了。它将复杂的社交博弈带进了私人化的生活仪式。一桩幸福的婚礼本应是私人化的。是简单的浪漫和祝福。而不是伴随着复杂的社交博弈的。
说到底，大家并不喜欢这种复杂。
刘德顺和他老婆，真的从此之后没有给过红包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给过红包了。
当然，我那么有底气的原因是我还没结婚，我不担心欠的红包没有还。
再有就是，我不想有人觉得欠着我一个红包。
我想，我结婚的时候，也会学着刘德顺的办法，哄着我的朋友们，放下红包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毕竟放下红包来参加婚礼的人，一定都会带来最真诚的祝福。
二狗在高三那年就出国了。混了三年之后回到上海，在上海找个媳妇儿。我们大学还没毕业，他就结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学校还没放假。因为我和他关系最铁，于是我只身一人，冒着挂科的风险从学校回了老家。然后从我的衣柜底下掏出的了我最后仅存的五百块压岁钱放进了一个红包，去参加了他的婚礼。
我递上我那五百块钱的红包的时候，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虽然在婚礼上没有遇到一个熟人。新娘我也不认识。
但是还是憋不住那个高兴劲儿。一高兴，我就多喝了几杯。
走出酒店的时候，天都还没黑。我一路走一路笑。
心想着，我最好的朋友结婚了。真幸福。他长大了。我也长大了。瞧，我连压岁钱都没有了，一分都没有了。我也长大了。
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二狗离婚了。
他离婚这件事儿，证明了我和他当年都错了。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其实只是一个幻觉。
大学毕业一年后，我第二次收到了婚礼的请帖。这次是大仙儿的婚礼。
大仙儿和他媳妇儿我们都熟。刚毕业的时候还去他们租房的楼下吃过几次夜宵。
后来大仙儿家里给他们在成都买了房子，搬家的时候我还去帮了忙。大仙儿一边搬东西，一边骂骂咧咧地。一旦女朋友不在旁边，他就开始给我数落他女朋友的坏。说着：过不下去了。肯定要分手。必须分！
结果搬家之后一周，请帖就到了。
日子选在元旦节，之前的周末约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出来小聚。讨论婚礼当天我们要怎么配合，怎么帮衬。
等大仙儿走了，朋友们开始商量着要给多少彩礼。我按着裤兜里的三个硬币，心里想着，我就这三个钱了。你们给多少，我就听听。
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给一千。
我的天呢，我一个月就挣一千二。给一千，我吃啥？
后来事实证明，两百块其实也可以过一个月。
当然，还有一个教训：红包都是给自己以后的婚礼包的。想给多少，自己有数就行了。
这个教训当然不是自己总结的，是我妈在资助我生活费的时候说的。
第三个请帖来的时候，我学聪明了。
听着朋友们讨论着。他们说包两千的时候，我都微笑着点头。
我心想，我应该不会包一个二十的红包。不然太扁了，红包会难看。
婚礼当天，走到接待处。掏出红包递上去。
接待的人接过去，当场撕开！
她从红包里掏出五张十元的钞票。然后不甘心地把红包掰开了，探着脑袋往里看了看。发现里面的确没有黑洞之后，才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请问怎么称呼？
一边说，一边拿着笔，翻了一下登记来客以及彩礼金额的彩礼薄……
我愣了半天，说：张二狗！
接待的人看着我。
我说：张二狗。你这样写，他们知道我是谁。
接待人一脸严肃地看着嬉皮笑脸的我。我的脸已经红得发烫。两个耳朵好像要烧燃了一样。
那次婚宴我没有等到新人过来敬酒就撤了。
以至于我都忘记了那次婚宴的新人到底是谁。我估计要是我没有被当场撕开红包的话，我甚至都会忘记那次婚礼。
但是从那之后，我才知道，有些请帖根本就可以不去。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张二狗的时候，他说：我是真把他当朋友了。不是真朋友，不会在那种危难时刻脱口而出朋友的名字。
我听着他那样为我辩解，也由衷地觉得他是把我当真朋友了。不然一个常人是不会原谅别人这样冒充自己的。
就在那个高兴劲儿里头，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告诉你一件喜事。我要结婚了。
我说：又？
他一呲牙，说道：别又！我这次真的要结婚了。你别给彩礼，来主持我的婚礼吧。我媳妇儿你也认识。
我一愣。把我们高中班上的女同学想了个遍。
他微微一笑，说道：就是以前介绍给你的那个小薇薇。
原来他的离婚之前给我介绍过一个女朋友，是他青梅竹马的邻居姑娘。后来我和这位小薇薇没怎么联系。没想到，他这就把人家“又”结婚了。
这次，我没有包红包。
在这个“又”结婚的现场也没有看到太多的朋友。似乎张二狗并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自己“又”结婚了。
可是我还是高兴。我喝着酒，心里想着：这家伙“又”结婚了。我也“又”长大了。我也该结婚了吧。到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让大伙儿都不要给红包。就请最亲的人。就像他这次“又”结婚一样。那样一来，每个人脸上扬起来的微笑都会是这样的真诚。他们都是真高兴。
没想到在这之后的受邀的那个婚礼，就真是那样的了。
有一天，同事刘德顺给我打电话。说下周日到白天鹅酒店来一趟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我问：什么事儿？
他说：事儿。
我问：工作上的？
他说：嗯。
我去了，一看。
婚宴。
两口子穿着T恤站在门口。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在假装没有路费回家的驴友呢。
来的人不少，工作上的朋友多。十几桌。大家聊工作。聊饭菜。唯独没怎么聊二位新人。
吃到一半儿了，刘德顺才举着杯子说：这是我们的婚宴。婚礼那一套留在老家搞。家里的老人要搞，就伺候一下他们。我们这边都是工作上的朋友。还有就是同学，伙伴。我们不讲那套。你们不准给红包，因为我以后也不会给红包了……
说到这儿满场喧哗，有人嘘的，有的鼓掌。但是哪怕是嘘的人，也都十足地高兴，鼓着两个通红锃亮的腮帮子，表情夸张地笑着。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没给红包，高兴吧。
倒不是缺钱。到那个时候，已经工作那么些年了，早就没有了刚入社会时的经济压力。朋友的喜事儿，真要给包个大红包，其实也不会是障碍了。
不过似乎红包这种本来应该是拉近人和人关系的物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成了某种盘杂着诸多杂念的滥俗套路了。
红包变成了一门学问了。它将复杂的社交博弈带进了私人化的生活仪式。一桩幸福的婚礼本应是私人化的。是简单的浪漫和祝福。而不是伴随着复杂的社交博弈的。
说到底，大家并不喜欢这种复杂。
刘德顺和他老婆，真的从此之后没有给过红包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给过红包了。
当然，我那么有底气的原因是我还没结婚，我不担心欠的红包没有还。
再有就是，我不想有人觉得欠着我一个红包。
我想，我结婚的时候，也会学着刘德顺的办法，哄着我的朋友们，放下红包来参加我的婚礼吧。
毕竟放下红包来参加婚礼的人，一定都会带来最真诚的祝福。
来自 豆瓣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