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府县级城池中的并置“双城”现象
明清时期的府县级城池大多为单中心城池。府衙和县衙在城池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出于防御考虑，府衙和县衙外还可能建设了城墙，继而形成重城结构。学宫区，商业区和居住区围绕县衙外围布置。而在城墙之外，城池还拥有大片的开阔土地可作为农业生产和城市拓展空间使用。
然而有一些城池却特立独行，采用并置的双城制。明清两代留下了几乎全国各府县的城池图。在这些图志中，这种城池格局虽然凤毛鳞角，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数量。如瑞州府城，余姚县城，光州府城，安康县城，大庾县城等都是这样的双城格局。因而这样一种”并置双城”的建城方法应当也是一种值得重视且不同于单中心城池的独特的城市建设模式。 这些城池大多并非从建城之初就确立了双城格局。它们最初绝大部分也都是从单城发展而来。随着人口进一步集聚和军事上特殊的防御形势，这些城池面临着扩张和新的守卫需求。然而它们最终选择的方式并不像一般的城池一样不断向四围拓展。也许是受到地形的限制，单纯的“摊大饼"式的扩张方式受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在旧城之旁，建起另一个也具有独立城墙的城池。从当代的角度来看这些城池恰似中国古代版的卫星城，因而研究这些城池的形态规制和功能对我们这个正在经历城市大规模扩张的时代来说有着很深远的意义。 浙江余姚县城北城初建于东汉，至元末方国珍为防朱元璋扩建北城，城外环以城壕，将龙山包入其中，奠定了明清两代余姚北城的轮廓。南城始建于嘉靖三十六-三十七年。“江南城嘉靖三十六年以比岁患倭，各乡震恐避兵者北城不能容且江之南生齿繁衍，学宫在焉，邑人少保吕本疏请城江南。”（1）至此余姚县城在姚江南北形成了双城格局，两城仅以通济桥陆上相连。自余姚双城建成后，可双城夹击，大大加强了自姚江东边而来的倭患防御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余姚双城的建立最主要原因是军事防御和城外人口入迁的考虑。姚江跨度较大，且有水灾威胁。双城池也具有防御水患的功能。若像一般的城池扩张那样将北城往南扩大，并把姚江包入其中，那么势必对城内造成很大的隐患。2013年，一场台风之后水几乎将拆光城墙的余姚城淹没。如果姚江两岸仍有明清时期的城墙，也许对水灾的威胁可以有很大的削弱。 余姚双城北城分布着县衙和龙山，是绝对的商业贸易经济文化中心，尤以虞宦街最为热闹。南城则分布着学宫和孔庙，尤以直街最为繁华。虞宦街和直街以通济桥相连，形成一道贯穿南北双城的城市中轴线。北城是核心，南城依附于北城。
这种格局也被大庾县城所采纳（今江西大余县）。这座双城亦是先有北城，后有南城，两城也仅以一桥在陆上相连，一条章水横穿两城之间。南城的加建也是为防盗贼而起的。而大庾城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可使用的平整腹地极少，跨江发展是必然的结果。
瑞州府城（今江西高安县）也是类似于余姚县城的划江建双城的格局。同治版《瑞州府志》记载“瑞郡建城之初跨锦水两崖，中通以桥，此北城南城所由名也。城之建既殊他郡，故自汉迄隋建城义或有取。但唐以前代远失考志载，武德间安抚使李大亮始撤土筑城，环以濠。”（2）正如县志记载，此地汉代设县，唐代始建城，宋代设瑞州府，元代城墙废弃，明代重建，后屡有废弃和修筑。这座城从建城之始便跨锦水南北筑双城。至清同治年间，北设有五城门，南设六城门。北城为府衙，县衙，书院，县学所在的行政区，而南城为商贸和居住区。两城在陆路上以双桥相连。 瑞州府城所在为锦水中游，锦水河面平均宽200米，锦水向东汇入赣江。赣江往北直抵南昌城，两城相距仅60千米。（2）在古代社会，锦水对瑞州府城来说实乃交通要道所在。明正德版的《瑞州府志》中留存的一张瑞州府城图更可以形象地说明锦水之重要。
在这张府城图中，南城和北城并不像清代那样是独立封闭的回形城墙。两城皆采用C形城墙，三面围合，沿江一面却“围而不合"，留出豁口。这种格局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罕见的。但足可以说明锦水对南北两城的至关重要程度。从中可以推测当时的锦水两岸边正是城中最繁忙之所在。而取得最便利的交通和最优美的城市江景，并将其最大化利用也许正是瑞州府双城格局的重要动因。所以它并不像其它双城一样是城市扩张中诞生的形式，而是最初就被精心布置的。最初的建城者极为具有远见。瑞洲府也借锦水之便利在古代社会兴盛了千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这种明代格局在军事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实际上瑞州府城所在的军事地位是很重要的。若取下瑞州府城，敌军可直抵南昌城下。在清代两城都改成了封闭格局。 但从当代的角度看，明代瑞州府城的城池与水系无缝连接，一江两岸，极富活力与魅力。 广东惠州府城原也仅为一座城池，其府署和县署都在府城之内。“明嘉靖四十四年痒生乡民黎俸等请建东平民城，万历三年城成，六年知县林民止迁县遂为官城。”（4）惠州多山，明代流寇频发，因而当地乡民为防卫和安全需要，于府城之东建东平民城。最开始这座东平民城仅是一座郭城。两城关系是主辅关系。万历六年起知县将附郭县-归善县（即惠州首县）从府城迁出至东平民城，这座城亦变为官城。惠州府城与归善县城以水东街与府城相连。由此形成了“一府两地”，“一街挑两城”的独特格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城虽然也隔西枝江相望，但在西枝江之东县城之西也就是水东街区域有一块很大的腹地。原先这块地是这一带丰富水系网中的圩区（围水造田）。两座官城分列东西的格局形成后，水东街区域占据天时地利愈加繁盛，成为最兴旺的商贸区。 这座双城是东西双城制，防卫是功能性需求，但水网才是决定这种布局形态的主因。东枝江东西流动，连接珠江，西枝江南北流动，连接南海。此处正是贸易中转之地，交通便利，兴旺所在。府城北面跨东枝江枕象头山，西面五山连绵，五山东侧则是西湖。惠州府城就是一个被两江和西湖包围的岛形城池。归善县则选址于西枝江东白鹤峰下，亦取双江汇合要冲之地了，延续了府城的选址思路。 借水道之便，商贸繁华，自然人民富庶，人口巨增。而这也进一步促成了惠州府城城市扩张。“一府两地”实质上是这种城市人口扩张，影响范围变大之后在管理上的变通。
如果说大部分的双城池是环境地形使然，那么河南光州城就是一个刻意追求双城格局的奇葩城。就连它今天横贯两城的潢河也是改道拓宽而成。 光州城在淮河之南，是兵家必争之地。“襟带长淮。控扼颖蔡，面山负野，四望平舒”（5）与前几例南方多山地形不同的是光州可算为一座平原城池。它原先仅有一座南城。清光绪版《光州志》记载“今镇潢桥河，原止一支流小沟，古志土城四门。洪武初，河至沙沟转而东，郡兵部尚书张安仁以形家言，议改今河，人文遂盛，河流始大，遂筑北城五门，南城六门，甃以砖石。”（6）乾隆版的《光州志》称“潢水由州治南沙沟转东，后宋庆元中，知州事梁季泌议改筑两城，导河贯城东去。其河之㲼支，今犹自西南循沙沟故道。绕南城而东，分为大闾河小闾河。”（7） 两志记载稍有矛盾，但都有筑双城，改潢河走向和宽度的记载。由此可以证明光州一河双城的格局是刻意经营的结果。平原城池由于没有山川地形的阻碍更能适合建造能适应建城思路的理想之城。因而这座平原双城的建造更能反映“双城”形制是基于文化，水路交通要素的一种建城模式。
陕西安康北临汉江，南面赵台山。这座双城并不像其它双城那样跨江分城，而是建于南山北水之间。两城原也只有临江的北城，然而汉江常年发大水，给安康百姓带来了无数灾害。万历年间筑南城于赵台山之阴，以备不时之需。“新城之害在山,旧城之患在水,观施陈二沟源流及赵台山逼处城南可以明其利害已。.”（8）当时赵台山上匪寇横行，而北面又灾害频发，筑双城相互互补。北城城墙亦堤亦墙，集防洪排涝和军事防御于一体，因而今日沿汉江处城墙犹存。
双城制格局虽然在明清全国城池来看所占比例较少。但这种格局却有很深的渊源。在笔者看来，它源起于西周的“西城东郭"（9）制。虽然古代社会后期常见郭城包围官城的内嵌式双城制，但在历史上并置的城郭亦曾作为都城流行过。虽然都城和府县城级别不同，但它们亦受到皇城的很大影响。 西周的都城有王城和大郭之分，其诸侯国则为单城制，而随后西周王权旁落，至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效仿西周形成双城甚至多城格局。如燕下都城，战国邯郸城，齐都临淄，楚都郢城。这些双城个别是受到了地形的影响，但更多的是礼制的影响。这种”西城东郭“制也影响了秦汉城池形制。 并置双城制亦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建城池提供过一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如辽上京城据考古发掘表明即是一个典型的双城格局。它的皇城在北，汉城在南。辽代城池以及后来的金，清前期满城和汉城之分亦都类似于这样的格局。 明清时期府县级城池中的双城关系，大部分就像当代所谓的“卫星城”与主城的关系。 卫星城，“就是指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其规模的扩大导致环境恶化、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等多种城市病。为对大城市进行调控，而通过在大城市周边规划新城以疏散大城市的人口、产业等，这种旨在调控大城市规模的新城即为卫星城。”（10）这一理论是“1915年美国学者泰勒在《卫星城镇》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11） 然而在中国这种“卫星城”早已被实践过。明清时期大部分府县级双城的建设都是在原单中心城池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而来。这些城池没有盲目的选择”摊大饼式”的扩张模式，而是极富远见的选择了在旧城近旁择址建新城。两城的关系有主有辅。大部分双城也都是一条江水横贯两城之间，不仅最大化利用交通，也最大化了沿江景观。而卫星城理论中最核心的思想即是在主城与卫星城之间插入自然景观，营造田园城市的景象。 当代的卫星城与主城之间以快速交通连接。而在明清双城中这一交通为桥梁代替，特别是随水面涨落的浮桥。“浮桥在郡城东。惠州之东江谿合流，有桥多废坏，以小舟渡,罗浮道士郑守安始作浮桥，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蹬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20）
这些跨江而建的明清”卫星城”亦是今日跨江，跨河，跨湖城市发展观的先声。然而那力与美，功能与景观的统一却再难见到了！ 民国年间的老照片见证了这些双城最后的繁华。今日的这些双城在历次的战火，运动和当代的大拆大建之中，已难觅当年恢宏独特的城市景象。陆路交通也取代了水路交通，而它们原本地理经济中的有利地位亦被削弱。同时如光州，惠州，瑞州这些府城的行政级别上的削弱亦是它们逐渐颓败的另一个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当代的中国城市正以飞快的速度地毯式发展，这些双城也难以幸免，虽然亦有新的发展机遇，但它们百年千年以来所形成的独特的城市形态在今日都已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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