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带电影 余华 zz （这才是文字:）

可能是在1988年的某一天，那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我从北京东部的十里堡来到了北京西部的双榆树，挤进狭窄和慢速的电梯，然后用手指的关节敲响吴滨的家门。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现在我已经忘记了自己当时转了几次公交车，忘记了是在秋天里还是在冬天里从东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记得自己是独自一人，还记得自己那时留着胡须，而且头发遮掩了耳朵。我坐在并不比电梯宽敞多少的客厅里，从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记了和吴滨刘霞说了什么话，也忘记了这对十多年前就分了手的夫妇请我吃了什么，我只记得中间看了一部让我铭心刻骨的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这是我有关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录像带电影美化了我此后两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朱伟在白家庄的家。当时朱伟是《人民文学》的著名编辑，后来他去三联书店先后主编了《爱乐》和《三联生活周刊》。白家庄距离鲁迅文学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认识朱伟以后，我就不愿意再去遥远的双榆树欣赏录像带电影了。我曾经在街上遇到刘霞，她问我为什么不去看望她和吴滨，我说太远了。然后我问她：你们为什么不来看望我？刘霞的回答和我一样，也说太远了。
　　那时候我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这时候他的声音总是神秘和兴奋。到了晚上，我就和朱伟盘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伟将白天借来的电影录像带塞进录像机以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见到了心仪的明星一样盯着电视屏幕。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我和朱伟是当时录像带电影的绝对粉丝。我们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我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但我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当我们看到电影里的一个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看着自己和一个女人做爱时，我们会喊叫：“牛！”看到电影里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枪战，另一些人却是若无其事地散步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看书时，我们会喊叫：“牛！”当格非来到北京时，盘腿坐在朱伟家地毯上看录像带电影就是三个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个人了。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第一次见到苏童，那是1989年底的时候，朱伟打电话给我，说苏童来了。我记得自己走进朱伟家时，苏童立刻从沙发里站起来，生机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苏童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感觉是他们街上的孩子来了。回想起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和苏童第一次见面时已经29岁了，苏童那时26岁，可是我们仿佛是一起长大的。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的录像带电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把八部革命样板戏看了又看，把《地雷战》和《地道战》看了又看，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和《勇敢的人们》等等，还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和《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者让我哭肿了眼睛，后者让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后期，罗马尼亚电影进来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让我在少年时期开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抱起来，虽然他们是夫妻。那个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时说的一句台词“我要把你扔进河里去”，是那个时代男孩子的流行语。少年时期的我每次说出这句台词时，心里就会悄悄涌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结束以后，大量被禁的电影开始公开放映，这是我看电影最多的时期。文革十年期间，翻来覆去地看样板戏，看《地雷战》《地道战》，看阿尔巴尼亚、朝鲜电影，文革结束后差不多两三天看一部以前没有看过的电影。然后日本电影进来了，欧洲电影也进来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脱险》我看了两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电影，可是当我在1988年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野草莓》时，我震惊了，我第一次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表达的，或者说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那天深夜离开吴滨的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我一个人行走在北京寂静的街道上，热血沸腾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那天晚上，应该说是凌晨了，录像带电影《野草莓》给予我的感受是：我终于看到了一部真正的电影。
　　
　　日本印象
　　
　　去年八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我和家人访日十五天，去了东京，和东京附近的镰仓；北海道的札幌、小樽和定山溪；还有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和大阪。
　　这是十分美好的旅程。二十多年前，我开始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时，就被他叙述的细腻深深迷住了；后来又在其他日本作家那里读到了类似的细腻。日本的文学作品在处理细部描述时，有着难以言传的丰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变化，这是日本文学独特的气质。
　　在阅读了二十多年的日本文学作品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了日本，然后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细腻，而且这细腻又是如此丰富的日本文学。因为对细节的迷恋正是日本民族的独特气质。在我的心目中，日本是一个充满了美妙细节的国度，我在日本的旅行就是在美妙的细节里旅行。
　　在镰仓的时候，我去了川端康成家族的墓地。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不知道有多少人长眠于此。我们在烈日下沿着安静的盘山公路来到墓园的顶端，站在川端家族的墓地前时，我发现了一个秘密的细节，就是我四周的每一个墓碑旁都有一个石头制作的名片箱，当在世的人来探望去世的人时，应该递上一张自己的名片。如此美妙的细节，让生与死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或者说，名片箱的存在让生者和死者的继续交往有了现实的依据。然后，我在晴空下举目四望，看到无数的墓碑依次而下，闪耀着丝丝光芒。那一瞬间，我觉得墓园仿佛成为了广场，耸立的墓碑们仿佛成为了一个一个在世者，或者说是一段一段已经完成的人生正在无声地倾诉。我看着他们，心想我和他们其实生活在同样的空间里，只是经历着不同的时间而已。
　　在京都的清水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戏台，从山脚下支立起来，粗壮的树干如同蛛网一样纵横交错，充满了力量。高高的戏台面对着寺庙里的佛像，这戏台是给佛搭建的，当然和尚们也可以观看。可是他们只能站在另一端的山上，中间隔着悬崖峭壁，还有鸟儿们的飞翔。我去过很多寺庙，对佛像前供满食物的情景已经习以为常，可是让众佛欣赏歌舞，享用精神食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京都的这个晚上令人难忘。那里有几十家寺庙连成一片，道路逶迤曲折，高低起伏，两旁商店里展示的商品都是那么的精美，门前的灯笼更是赏心悦目，脚下的台阶和石路每一尺都在变化着，让人感到自己是行走在玲珑剔透里。一位名叫寺前净因的大和尚带着我们在夜色里参观了他的高台寺，精美的建筑和精美的庭院，还有高科技的光影作用。在一个静如镜面的池塘旁，我们伫立良久，看着电脑控制的图像在水中变幻莫测，有一种阴森森的美丽让我们嘴里一声声赞叹不已。接下去，寺前和尚又让我们观看了另一种阴森森的美丽。我们来到一片竹林前，看着电脑图像在摇动的竹子上翩翩起舞，那是鬼的舞蹈。当美丽里散发着恐惧时，这样的美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在一个又一个寺庙里安静地行走，一直来到川端康成《古都》里所描绘过的那个大牌坊前，看到了京都喧嚣的夜生活。我们身处的大牌坊仿佛是分水岭，一端是冷清的寺庙世界，另一端是热闹的世俗世界。我们站在属于寺庙的安静世界里，看着街道对面川流不息的人流和车流，霓虹灯的闪烁，声音的喧嚣，甚至食物的气息阵阵飘来，仿佛是站在天上看着人间一样。
　　然后，寺前和尚带着我们走上了一条没有一个游客知道的石屏小路，带着我们走在了京都人间生活的精华里。石屏小路静悄悄的没有别人，只有我们几个人，我们悄悄地说话，赞叹着两旁房屋的精美变化，门和窗户的变化，悬挂门前灯笼的变化，就是里面照射出来的灯光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每一户人家都精心打扮自己，每一户人家都不雷同。我十三岁的儿子感慨万千，他说：“这不是人间，这是天堂。”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一直想写一篇很长的散文《在日本的细节里旅行》，准备从东京的小树林开始。东京是一个属于摩天大厦的城市，可是只要有一片空地，那就是一片树林。由于道路的高高低低，有时候树林在身旁，有时候树林到了脚下，有时候树林又在头顶上了。树林在任何地方都会给予人们安静的感受，在喧嚣的大都市东京，树林给人的安静就更加突出。就像在轰轰烈烈的现代音乐里，突然听到了某个抒情的乐句一样。生活在东京的喧闹里，时常会因为树林的出现，让自己烦躁的情绪获得一些安静。这个属于城市的细节，其实表达了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风格。
　　在这篇短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在札幌的一个晚上，北海道大学的野泽教授等几个朋友带着我来到了一个“新宿以北最繁华的地方”，那是札幌的酒吧区，据说那里有五千多家酒吧。我们来到了一家只有十平米左右的酒吧，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年妇女站在柜台后面，我们在柜台外面坐成一排，喝酒聊天唱歌大笑，老板娘满嘴的下流俏皮话。我心想为什么大学的教授们喜欢来到这里，因为在这里可以听到大学里听不到的下流俏皮话。这个酒吧名叫“围炉里”，老板娘年轻时当选过北海道的酒吧小姐，墙上贴满了当时选美比赛过程的照片。看着照片上那位年轻美丽的北海道酒吧小姐，再看看眼前这位已经山河破碎了的老年妇女，我难以想象她们是同一个人。
　　墙上还挂着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送给她的一幅字。我说起中曾根的时候，她不屑地挥着手说：“那孩子。”然后拿出纸和笔，要我也像中曾根那样写下一句话。我看了看眼前这位老年妇女，又忍不住看了看墙上照片里那位年轻美人，写下了我当时的真实感受：在围炉里，人生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