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民国、大学时光——读杨静远的《让庐日记》

我对名人日记的喜爱始于中学时代。二战名作《安妮日记》曾陪伴我读过整个中学时光，与英国小说《呼啸山庄》并列成为我当时最爱的两本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品的《英语日记精品》不但是我了解英美文学的别样途径，也为我的英语学习助了一臂之力。到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来弗吉尼亚·伍尔夫、西尔维娅·帕拉斯、多萝西·华兹华斯的日记，课余翻上几页，对于练习英文写作大有裨益。
在英美，日记是一种文学形式，与作家们所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同等重要。多萝西·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妹妹，她的日记在英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历史价值当然是其一方面，但多萝西文笔优美，个性饱满，叙述生动流畅，很多篇幅都可独立成章，不逊于大作家的散文随笔。
英美文学界对于日记的推崇被民国早期的留学生们所学习并引入中国，率先身体力行的当属胡适。在他年轻时记下每一条日记的时候，就目的明确，每一个字都是写给将来人看的。与他并肩作战的有徐志摩，他还将这种推崇灌输给彼时尚是恋人的陆小曼。我们今天看到的陆小曼日记就是来源于徐志摩的要求和劝说，日记末篇还附有徐志摩的批语（见《陆小曼未刊印日记墨迹》）。
自民国始，中国对名人日记的整理和出版也颇见成效。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国内对日记的认知，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普通读者阅读保留下来的名人日记，首先怀着窥探名人私生活的心理，意图搜寻到大众史料中难得一见的幕后。而在学术界，日记是研究文学作品或作家历史人物一生的第一手资料，无论哪一方面，单纯以日记为文学读本的并不多见，也不流行于国内阅读视野。
杨静远的《让庐日记》同样是以历史读物面貌出现的。尽管她有深厚着的文学造诣，早年也曾发表过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并立志于从事文学创作，但从日记文本来看，尚不足以撑起一部文学作品，但史料充足，叙事多彩，是非常好看的历史复原读物。
                
                
《让庐日记》涉及的历史时间段是1941年到1945年间，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叙事地点是迁址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涉及到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家人、老师、同学和社团友人等。虽然人物和地点较为偏狭，但特殊年代所造成的人才大量汇聚以及杨静远较为特殊的出身，让我们从日记里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而在这群体之上，笼罩着的是战争、疾病、死亡等等令人窒息恐怖的大时代，一部学生日记所承载的内容便不再轻松。
杨静远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教授大学者。父亲杨端六先留日再留英，三十六岁才与英国留学生袁昌英结为夫妻，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熟悉民国文化的人大约对袁昌英了解更多些，她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女作家，先后留学于英法两国，发表过散文、戏剧、文学史等大量著作。关于袁昌英，张幼仪在口述历史《小脚与西服》中提到过她。当时张幼仪刚刚到英国，怀疑徐志摩有外遇。有一天徐果真领来一位穿着西服的女学生，据说在爱丁堡大学上学。这位女学生穿着洋装，说着英文，看起来很时髦，但张幼仪却注意到她是小脚，因此觉得她不伦不类，内心嗤之以鼻。注释里，这位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女学生就是袁昌英。她并非徐志摩的女朋友，来徐家做客只是出于社交和友谊，当时亦有其他朋友在场。袁昌英是中国女性中走出国门较早的一位，1916年即自费赴英国留学。生于旧式家庭的她曾缠足并不可耻，能毅然走出旧家庭，踏入陌生的新世界却令人钦佩。张幼仪对她并不了解，不充足的信息造成了错误的认知，她的评价只能视作个人意见，但也可以看做一则有趣的历史边角料。
                
                
有这样的父母，杨静远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日记开始的时候，杨静远刚刚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外文系，到日记终止，也就是日本投降之时，她刚好从武汉大学毕业。因为身在大后方的缘故，杨静远的大学时光不能算苦难曲折，较好的家境和优异的成绩也让她在武大中列居佼佼者行列。她笔下的民国，也可以叫做抗战岁月，与如今经过加工和想像的民国有很大区别。当今虽大兴民国热，但粉丝们可能并不真的了解整个民国的三十八年岁月变迁。
今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民国岁月，其实主要指北洋时期，所谓大师辈出，教授知识分子高工资之类，基本都属于这个时代。小资们热捧的民国是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这十年间，也就是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上海滩、资本家、阔太少奶、电影明星是这个时期的主流。但民国却不是到1937年便结束的，它还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是浸泡在鲜血、饥饿、死亡、贫困、战争、屠戮以及一切的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人间苦难中的。但这十二年时间却被今人一股脑地抹掉了，仅剩的一点都变成油头粉面的所谓地下特工，游走在沦陷区吃香喝辣，做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下工作”。以及美化女作家与汉奸的恋爱情事，连汉奸文人的酸言腐语和玩弄女性等等下作事都被看做民国风雅，实在令人不堪。
从一些战后出版的回忆录和日记中我们看到，抗战到民国结束中的这十二年时光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倍感痛苦的。相当一部分人经历着肉体的折磨，而那些所幸保留着完整生命的人们则承担着巨大的精神折磨。无论是留在孤岛的名医陈存仁（见陈存仁出版的相关回忆录）还是与大部队一路撤退，在没日没夜的轰炸中成长的的齐邦媛（见《巨流河》），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工作上的磨难与精神痛苦仿佛没有尽头。读着这些文字，难免也会想像假如自己就生活在那个年代，结果总是不寒而栗。那不是电视剧里的俊男靓女，那是物价崩溃、物资匮乏，没有尊严、没有话语权，任人欺凌却不敢做声反抗的岁月。苦难不见天日，时刻为生命担忧。对未来充满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是去是留。人在时代浪潮里被席卷，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可以改变一生乃至身后几代人的命运。我认同借古讽今，或以前人的事迹来激励今人的成长。但我不不能看好盲目追捧，更不喜欢过度美化。
说起齐邦媛，她是杨静远的学妹，也是谈得来的朋友。两人在南开读书时曾是室友，又都进入武大外文系读书，杨的日记中多次提到齐邦媛，赞赏有加。《巨流河》的前半段对抗战岁月以及南开武大的学生生活有很详细的记载，从齐邦媛的记述里我们感受到了艰苦岁月中不屈的抗争精神，看到了名校老师的精英风采，也体味到了受不同政治思潮影响的学生群体间的矛盾和纠葛。齐邦媛敬重武大的老师，但对武大的学习环境以及学生素质颇有微词，杨静远的《让庐日记》里也说到齐邦媛不喜欢武大，渴望转学。但从杨静远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武大环境与齐邦媛所述较为不同，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是出身不同。杨静远出身教授家庭，而齐邦媛出身国民党高官家庭。杨的家庭出身让她感到学校与家庭的密切联系，还未入武大，武大就已然是半个家了。学者家庭出身也让她的社会环境较为温和，所接触的人多半是父母在武大的同事朋友，也是武大内影响较大的人物，比如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等。同学们知道她的身份，也是她父母的学生，碍于此，对待她的态度也会较为温和。而较好的出身也让她结交了素质较高的群体，无论是人际交往还是思想碰撞都居于一个较为理想的环境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没有遭到别人一只白眼。环绕着我的是温情是友善。人世间的冷角落，我是连窥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写给恋人》）与之相比，齐邦媛的官僚家庭背景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她在武大内没有根基，是与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入校的普通学生。因此交往范围相对多样化，同学对待她无须更多考虑，也不用碍于长者身份，多为直来直去。我们在齐邦媛的回忆里常常看到锐利的面孔，甚至有人面孔转变极大，原本温和的态度突然间就变得尖冷刻薄，让年少的齐邦媛深受伤害，晚年亦不能忘怀。
另一个原因是年龄所对应的时代。尽管在今人看来，杨静远与齐邦媛应该属于同一时代，仅有两年的时间差距根本算不得什么。但这是和平年代的认知，在动荡不安，社会思潮激烈变化的四十年代，差一年就可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境。在《让庐日记》里，所有地下党员都隐藏的极好，杨静远身边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知识分子也较为客观冷静。与他们讨论中国的未来也仅限于思想上的沟通交流，并没有影响个人生活。人们对国民政府仍旧抱有一定的信心，认为大家能偏安后方是有这个政府存在的缘故。但随着抗战岁月的拉长，民众对国民党的腐败痛恨益深。特别是在欧洲反法西斯形势大好的1944年，国外频传捷报，而中国军队却在抵抗日本大规模侵略战役中一溃千里。后方也不再安宁，每一个人的情绪都是焦虑的，每天都在考虑着日本人杀进来后是生存还是死亡。对政府也就更添不满。人们对新政权的诞生愈发渴望，国共在新时代的角逐也日渐明显。持不同见解和政治立场的学生们也在小天地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有官僚背景的齐邦媛便无形中成为同学中的众矢之的，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换了个形式发泄在她身上。
与齐邦媛的直面淋漓的鲜血不同，杨静远的大学时光有着一定的浪漫色彩。她写作、翻译、画画，参加合唱团、英文会，观看戏剧演出，阅读文学名著，交友恋爱，从这一层面看，她的大学时光与今人所经历过的没有什么不同。她也有着许多浪漫的幻想，尽管面对残酷的现实，总难免为自己的幼稚而自责。但二十岁年轻人的热忱并未被现实磨损。她的大学时光更像我们所能够理解的那种，对各种校内活动充满热情，积极地参与社会服务（组织识字会并担任老师），对未来有想法（留学，到农村去普及教育），对与异性间的交往有自私和迷茫，但一旦认定心中所爱便义无反顾，直至一生的相伴相随。杨静远是特殊的也是普通的，特殊中蕴含着历史和时代的缩影，普通中引发文字以外超越时代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