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朋友展开了一场关于先锋戏剧的讨论

15年10月底的时候，完成了一场准备许久的演出。从观众评价来看，大家纷纷对我试图延伸演出时间和延展舞台空间，以及运用各种舞台元素增强戏剧表现力的大胆尝试作出了肯定，也对剧本呈现、后台调度等各方面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受益匪浅。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我没有刻意去选择，但恰好为之奋斗过的所有剧目，都多多少少带有了某些先锋的性质。先锋本来是个军事概念，特指军队中的一小部分排头兵，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而冒险前进。后来它就慢慢经由政治，拓展到了文艺的领域。在文艺领域中的先锋，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浪漫主义较之现实主义可以叫做先锋，现代主义较之前两者也可以叫做先锋。它更像是一种永远怀疑、永远反叛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对其日益陈腐的主流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的颠覆性表达，对如何用崭新的审美形态来反映代表性的时代议题的探索。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对于先锋的定义。大抵词汇都是具有多义性和含混性的，因此之前也跟朋友展开了一些讨论，关于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是否属于先锋戏剧的问题。朋友认为，相比起孟京辉早期排演的《等待戈多》等荒诞派戏剧，《恋爱的犀牛》不过是打着先锋旗号的迎合大众的作品。无非展现了俗套的他爱她，她不爱他；她又爱他，他却不爱她的多角恋情，外加主角坚决抗争这个虚无时代的一点情怀作以点缀。若说先锋，最多体现在各种创新的舞台形式上，可是建立在平常内容上的形式上又像是种炫技。

到底什么才是先锋戏剧呢？个人认为，我朋友对于先锋戏剧的理解，几乎将它与荒诞派戏剧等同。毫无疑问，继承了存在主义戏剧哲学思想，以及超现实主义戏剧表现形式的荒诞派戏剧，无论从反映人的异化主题的思想深度、批判力度上，还是从文本语言和舞台动作的超乎现实的怪异表达上，都充满着十足的先锋感。但这并不代表，《恋爱的犀牛》就像我同学说的，“其对主流爱情故事的套用和诙谐有趣桥段的运用，是孟京辉在先锋戏剧创作中的一次倒退，商业化浪潮下的一次妥协。”

且不说孟京辉在留学日本后，要走人民戏剧路线的创作观念的转变，且不说中国的先锋戏剧从九十年代以来运作上的举步维艰，单单从戏剧本体上去谈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像色彩和线条是绘画的语言，音符和节奏是音乐的语言，戏剧尽管存在可供赏读的文本，但它本质上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在这门艺术下，文本根本就不是首要性、必须性的东西，最多是与演员的表演、舞台的布置、灯光的运用等各种元素等同的重要存在（我在近年新上演的舞台剧中，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这点，在此不作过多例证）。戏剧存在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下任一元素的革新的理解，都不应仅仅停留在“技”的翻新层面，而应视之为戏剧观的重要转变。

犹如《恋爱的犀牛》中的重要角色，一头黑犀牛。如果在传统的斯坦尼戏剧体系中，即便无法搬一头真犀牛上台，也必定会出现犀牛的模型。因为斯坦尼强调的就是一种再现的真实，极力要在舞台上还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细节。而孟京辉是怎么做的呢？他不过借助主角与一块飞舞的大绸布的种种互动，就生动呈现出犀牛的种种神态。这便是对新发展起来的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灵活运用。在追求表现的真实，承认舞台空间具有假定性的前提下，令人意想不到地这样呈现出犀牛角色。乃至种种通过朗诵演唱、道具展示、灯光变化直喻人物内心激烈的活动的手法，都是先锋戏剧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即内容”的最佳注脚。

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在先锋戏剧、乃至先锋作品里面，形式不能看作跟内容同样重要，甚至是更为关键的要素。那么剥除了寓言化、符号化、叙述圈套等手法后的先锋作品，其思考人生、批判社会的思想内容和传统作品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当然，或许一定程度上，《等待戈多》即便是从形式上，也要比有现实背景、具体人物、主线情节的《恋爱的犀牛》更具实验性和探索性。但这只是从文本层面去比较的，而就像我说的，文本在戏剧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决不能单从文本角度去评判一部戏剧的先锋性。

再来谈谈先锋戏剧应有的内容。在近代西方，先锋戏剧历经了多种戏剧流派的演变，但集中探讨的都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孤独、隔膜、异化这些主题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我还是比较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不可能脱离所处时代政治、经济的影响而孤立存在。在经历过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的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人们普遍处于迷茫虚无、消极苦闷的状态，自然会生成反映相关主题的戏剧作品。

但是在中国，戏剧本身就是个引进百余年而已的舶来品。先锋戏剧，或者也可以模糊地称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戏剧，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渐开放的新事物。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国人面临的是反思文革伤痛、应对商品化浪潮等问题，总体上还是处于积极向上，寻回被泯灭的个体价值的状态。即便随着社会资本化的深入和消费文化对大众的渗入，某些人也确实存在表面的生活丰富与内里的精神空虚的悖谬，但应该不如西方，让异化成为了整体性的时代性的印记。

如果从世界的横向对比上，一定要说《等待戈多》反映的主题比《恋爱的犀牛》更先锋，我不置可否。可如果从中国的纵向对比上，从《恋爱的犀牛》创作于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上来讲，那时候的孟京辉，就通过对当时流行广告、电视剧、电影等种种经典桥段的戏仿和拼贴，来旗帜鲜明地反庸俗的社会学观念，表达对理想主义的执着与坚守，我认为是很具有前瞻性的。

所以还是回归到我说的，我认为先锋是一种批判的精神，不指向特定的主题和形态。不是像《等待戈多》，以两个高度抽象化的角色日复一日等待一个缥缈的人物出现，这种形而上的表达才叫先锋。《恋爱的犀牛》以人们熟知的爱情故事构成叙事线索，通过细致刻画主角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外显动作，来反映人们在反抗迷乱时代时的偏执和疯狂的形而下的表达，也力戳时代痛症，呈现先锋的尖锐性。

在这十几年来，更多的新的时代问题出现了，人的情绪、人的思想有了更多元的发展，对于商业化、物质化的批判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了，《恋爱的犀牛》思想主题的先锋感确实就没那么强了，但也不能因此苛责这部作品。就我前些日子看的15年版的《恋爱的犀牛》来看，孟京辉依然在用他极富创意的戏剧语言，在为这部经典先锋之作，注入新的生命力。依然通过富于变换的舞台调度，给予我们新鲜的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对其思想内容的思考，我觉得这就够了。当然，我也依旧期待他能够继续创作一些更加先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