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外史（元明清篇）
元朝，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被放逐时期，汉人地位下降，第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西夏人与西域各族人士，三等为契丹、女真，及少数北方汉人，四等为南方汉人。读书人的作官之路科考也被废止，虽在1313年又恢复，但分人放榜，蒙汉难易的现象继续歧视着汉族知识份子。儒家文化在这一时期并无甚大发展，儒家知识份子的精力全发泄在杂耍剧场里的元曲上去了。
忽必烈去，朱元璋来。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度专制的封建政权，开始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黑暗时代。明朝统治的三百年，是愚昧的三百年，是退化的三百年，它对中国及中国人人性的伤害，触远极深。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1对人权的摧残。
稍稍有些理性人，都会认识到对人性的蹂躏，那怕是对个人的蹂躏，无疑也是对人类整体的犯罪。但在一个只有皇权思想的社会里，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认识呢？明朝时期，大规模的建立起摧残人权的的政务机构，诏狱系统成立。在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外，先是创立了锦衣卫，而后又创立了东厂，西厂，内厂。
锦衣卫完全脱离司法控制，认定罪犯后，就逮捕拷打，逼出口供，然后内部处决。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理性机构，朱氏家族都认为还有理性存在。已是发展出更为恐怖暴力的特务机构。全国布满了秘密警察，任何蛛丝马迹，一举一动，早上发生晚上就可至皇帝耳朵。
另一种直接对人权进行摧残的，就是廷杖。所谓廷仗，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罪人用木棍对进行拷打。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无人能于幸免。施刑时，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陪坐两旁。宣判诏书后，即被伏倒在地，用麻布从肩绑住，使之不能转动。再把双足捆绑，四方拉定，只露出臀部腿部。击打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脑撞地，尘灰满口，胡须全部磨脱，惨不忍睹。至于其它内部酷刑，更是令人发指。这一套，朱元璋用来对付全体中国人。
而在英国，却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
2绝对专制体制的完成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到极致。绝对专制体制，由此形成。在政府机构上，进化形成到极权顶峰。
同在英国，建立起国会，约束君主权力。
3文字狱
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是否有这种现象，但即使有，恐怕也难以与我国相比。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国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惧怕老百姓言论写作思考的权利。朱元璋出身卑微，做了帝王后心里估计有些扭曲。所以看到有些文字时，要比一般人更多玩味。须知文字的解释不在于客观的表达，而在于当权人物的主观认定。如此一来，国人又背负了一个文字的十字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则本是则，无奈朱元璋要想成“贼”，讽刺他曾做过小偷。许元奏章上有“体士法坤，藻失太平”，但朱元璋要想成法坤为“发髡”，藻失为“早失”，意为讽刺他曾当过和尚，早失太平，这谁也没有办法。许元又成为一个刀下鬼。
同在西方，却已是进入文艺复兴，挣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枷锁，进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
以上所说，就是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朝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明朝时期，我们主要说一下八股文、明朝学制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及王阳明的学说。
历史发展到明朝，知识份子的进仕之路已唯有科举一条，而这华山一条路，却是越走越窄。朱元璋规定考试范围只以四书五经为限，四书五经又以朱熹所注解的为限，试卷格式也有规定。到朱棣时，又进一步加以约束，只以八股文为范。
我没做过八股文，不知道做起来是怎么回事，但根据资料，解释是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者四个完整的句子。形式严格，不能改变，稍稍一动，就不是八股。但八股文的严厉更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按规定，写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意见，只能有儒家圣人的语言，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空洞无一物。实际上就是严厉禁止个人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
于是，无数的读书人都走入了这条异化的道路，不仅之于顺从，更与之融为一体。本应该是大哭大悲的事，却被弄成了大喜大乐，世情之荒唐，让人叹息！从此中国人，绝大多数已不是思想的主人，而是成为思想的奴隶。
八股文已是悲哀，学制更是哀上加哀。明朝教育完全官办，纯粹是培养奴隶的基地，这里举些例子以论：
学生上课时无椅子，全部站着听。有不懂的问题问老师，必须跪下听解。
违反了校规，就得打屁股，重者就充军。宋纳升得朱元璋赏识，执行起规定来异常认真，许多犯规学生活生生被饿死，还有些学生不堪学业重负上吊自杀。
学生不准擅入学校厨房，不准品论学校伙食，不准在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它衣服；不准在吃饭时喧哗；不准……
当然也有反抗的，赵麟就为其中之一。曾因繁重的学习压力和严酷的校规，贴出一个大字报。事发不久，就被棒打一百，充军发配云南。但此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于是一声令下，砍头挂于校门前示众。并对学生训话如下：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贴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
钦此。
儒学在明代，也出了一个宗师级人物，这就是王阳明。理学从宋时的身体力行，已成为了现在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面对这种情况，王阳明的“心学”发展了起来。王阳明的学说承传于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大致说来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致良知，另一个是知合一。致良知就是实行心理上的自觉，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而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道。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一生不顺，屡受打击，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留下了自己伟岸的一页。
王阳明的心学后期渐入空幻渐界，逐转衰弱。
清朝，是我们要来叙述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满人的入侵而败落，相反，在康乾盛世，又得了复兴，这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儒文化也成了满人治汉的一个武器。康熙亲自主编了《朱子大全》与《性理精义》，把朱程理学定为官学。儒学又有了回光返照时的神采。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朝的文字狱，规模之大可创纪录。比较有名的有如下：
刘正宗出诗集，张晋彦写序有“将明之材”。清政府认为此句诡谲难测，刘正宗绞死，张晋彦处斩。
最大的文字狱庄廷珑的《明史》案。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
查嗣庭的“维民所止”案。
邹汝鲁的《河清颂》案。
轰动一时的曾静案等等等………这个名单开下去，恐怕还要开很长。而文字狱所造成的影响，却深远莫及，国人的在严酷的环境里，那里还敢说什么真话，马屁精神一统天下。儒家知识份子，更是一头埋在古书里，两耳不管窗外事，潜心钻研，搞考据训诂工作去了。
不过总还是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戴震，就大彻大悟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颜元也说道：“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而袁枚却更为突进，对欺世盗名的的朱程理学，他大加鞭挞。对风行的经学考据，他嗤之以鼻。但个别人的呐喊，怎能抵得过众余人的强音？在大环境的逼迫下，到道光年间，我们连这个别人的呐喊也几乎不闻了。
清代儒家知识份子，曾国藩也可一说，面对着声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国藩充分利用了儒文化向心力，来打赢这场可以说是文化形态上的战争。
戊戍三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乖着儒家知识份子的良知道义，面对家国危难，也毅然挺身而出，救国难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后，我想用于成龙的一句话来作结尾：“经史子集千卷万本，无非仁义礼智；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地良心。”读书至此，无话可说！
至此，这一篇“儒学”外史，我想可以划上了句话了。虽然在清后，中国为正统的儒家知识份子已经断绝，但儒家的精神，却仍浸透在国人的灵魂当中。如何来面对这样一种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如何来面对文化传承的问题？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又如何来协调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关系？若我这一篇小文，能让诸位对儒家文化有个大致了解，更能促使各位进行思考，其幸大矣。
忽必烈去，朱元璋来。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度专制的封建政权，开始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黑暗时代。明朝统治的三百年，是愚昧的三百年，是退化的三百年，它对中国及中国人人性的伤害，触远极深。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1对人权的摧残。
稍稍有些理性人，都会认识到对人性的蹂躏，那怕是对个人的蹂躏，无疑也是对人类整体的犯罪。但在一个只有皇权思想的社会里，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认识呢？明朝时期，大规模的建立起摧残人权的的政务机构，诏狱系统成立。在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外，先是创立了锦衣卫，而后又创立了东厂，西厂，内厂。
锦衣卫完全脱离司法控制，认定罪犯后，就逮捕拷打，逼出口供，然后内部处决。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理性机构，朱氏家族都认为还有理性存在。已是发展出更为恐怖暴力的特务机构。全国布满了秘密警察，任何蛛丝马迹，一举一动，早上发生晚上就可至皇帝耳朵。
另一种直接对人权进行摧残的，就是廷杖。所谓廷仗，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罪人用木棍对进行拷打。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无人能于幸免。施刑时，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陪坐两旁。宣判诏书后，即被伏倒在地，用麻布从肩绑住，使之不能转动。再把双足捆绑，四方拉定，只露出臀部腿部。击打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脑撞地，尘灰满口，胡须全部磨脱，惨不忍睹。至于其它内部酷刑，更是令人发指。这一套，朱元璋用来对付全体中国人。
而在英国，却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
2绝对专制体制的完成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到极致。绝对专制体制，由此形成。在政府机构上，进化形成到极权顶峰。
同在英国，建立起国会，约束君主权力。
3文字狱
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是否有这种现象，但即使有，恐怕也难以与我国相比。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国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惧怕老百姓言论写作思考的权利。朱元璋出身卑微，做了帝王后心里估计有些扭曲。所以看到有些文字时，要比一般人更多玩味。须知文字的解释不在于客观的表达，而在于当权人物的主观认定。如此一来，国人又背负了一个文字的十字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则本是则，无奈朱元璋要想成“贼”，讽刺他曾做过小偷。许元奏章上有“体士法坤，藻失太平”，但朱元璋要想成法坤为“发髡”，藻失为“早失”，意为讽刺他曾当过和尚，早失太平，这谁也没有办法。许元又成为一个刀下鬼。
同在西方，却已是进入文艺复兴，挣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枷锁，进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
以上所说，就是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朝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明朝时期，我们主要说一下八股文、明朝学制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及王阳明的学说。
历史发展到明朝，知识份子的进仕之路已唯有科举一条，而这华山一条路，却是越走越窄。朱元璋规定考试范围只以四书五经为限，四书五经又以朱熹所注解的为限，试卷格式也有规定。到朱棣时，又进一步加以约束，只以八股文为范。
我没做过八股文，不知道做起来是怎么回事，但根据资料，解释是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者四个完整的句子。形式严格，不能改变，稍稍一动，就不是八股。但八股文的严厉更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按规定，写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意见，只能有儒家圣人的语言，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空洞无一物。实际上就是严厉禁止个人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
于是，无数的读书人都走入了这条异化的道路，不仅之于顺从，更与之融为一体。本应该是大哭大悲的事，却被弄成了大喜大乐，世情之荒唐，让人叹息！从此中国人，绝大多数已不是思想的主人，而是成为思想的奴隶。
八股文已是悲哀，学制更是哀上加哀。明朝教育完全官办，纯粹是培养奴隶的基地，这里举些例子以论：
学生上课时无椅子，全部站着听。有不懂的问题问老师，必须跪下听解。
违反了校规，就得打屁股，重者就充军。宋纳升得朱元璋赏识，执行起规定来异常认真，许多犯规学生活生生被饿死，还有些学生不堪学业重负上吊自杀。
学生不准擅入学校厨房，不准品论学校伙食，不准在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它衣服；不准在吃饭时喧哗；不准……
当然也有反抗的，赵麟就为其中之一。曾因繁重的学习压力和严酷的校规，贴出一个大字报。事发不久，就被棒打一百，充军发配云南。但此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于是一声令下，砍头挂于校门前示众。并对学生训话如下：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贴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
钦此。
儒学在明代，也出了一个宗师级人物，这就是王阳明。理学从宋时的身体力行，已成为了现在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面对这种情况，王阳明的“心学”发展了起来。王阳明的学说承传于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大致说来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致良知，另一个是知合一。致良知就是实行心理上的自觉，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而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行合一。仅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道。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一生不顺，屡受打击，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留下了自己伟岸的一页。
王阳明的心学后期渐入空幻渐界，逐转衰弱。
清朝，是我们要来叙述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满人的入侵而败落，相反，在康乾盛世，又得了复兴，这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儒文化也成了满人治汉的一个武器。康熙亲自主编了《朱子大全》与《性理精义》，把朱程理学定为官学。儒学又有了回光返照时的神采。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朝的文字狱，规模之大可创纪录。比较有名的有如下：
刘正宗出诗集，张晋彦写序有“将明之材”。清政府认为此句诡谲难测，刘正宗绞死，张晋彦处斩。
最大的文字狱庄廷珑的《明史》案。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
查嗣庭的“维民所止”案。
邹汝鲁的《河清颂》案。
轰动一时的曾静案等等等………这个名单开下去，恐怕还要开很长。而文字狱所造成的影响，却深远莫及，国人的在严酷的环境里，那里还敢说什么真话，马屁精神一统天下。儒家知识份子，更是一头埋在古书里，两耳不管窗外事，潜心钻研，搞考据训诂工作去了。
不过总还是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戴震，就大彻大悟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颜元也说道：“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而袁枚却更为突进，对欺世盗名的的朱程理学，他大加鞭挞。对风行的经学考据，他嗤之以鼻。但个别人的呐喊，怎能抵得过众余人的强音？在大环境的逼迫下，到道光年间，我们连这个别人的呐喊也几乎不闻了。
清代儒家知识份子，曾国藩也可一说，面对着声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国藩充分利用了儒文化向心力，来打赢这场可以说是文化形态上的战争。
戊戍三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乖着儒家知识份子的良知道义，面对家国危难，也毅然挺身而出，救国难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后，我想用于成龙的一句话来作结尾：“经史子集千卷万本，无非仁义礼智；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地良心。”读书至此，无话可说！
至此，这一篇“儒学”外史，我想可以划上了句话了。虽然在清后，中国为正统的儒家知识份子已经断绝，但儒家的精神，却仍浸透在国人的灵魂当中。如何来面对这样一种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如何来面对文化传承的问题？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又如何来协调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关系？若我这一篇小文，能让诸位对儒家文化有个大致了解，更能促使各位进行思考，其幸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