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自然哲学：并非（现代）科学
一、古希腊哲学观念简述
在理解古希腊所谓「自然哲学」之前，让我们先对古希腊「哲学」做一简单考察与论述，以使我们更好的接触那个时代的哲学观念，从而为理解其自然哲学观奠定一个观念基础。
苏格拉底宣称哲学追求旨在发现“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把哲学定义为“通过语词和论证来获得幸福生活的活动”。在伊壁鸠鲁派看来，哲学的确涉及语词和论证，但这些仅仅是获得幸福的手段。斯多亚派也有类似的看法，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塞内卡（Seneca，约3－65）认为有必要提醒其同时代人，哲学并不仅仅是熟悉各种教理（doctrines）或逻辑论证技巧。他坚称，哲学“塑造和构建灵魂；指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行为，向我们表明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他的继承者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同样指责那些“只在言语上拥护哲学的人”。他认为，哲学并不承诺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因为它关注“生活的技艺”，其原材料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
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与追求智慧或幸福有关：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将其精炼地表述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的教理内容（doctrinal content）从属于生活的技艺。
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自然——宇宙的道德秩序
诚然，苏格拉底似乎认为，研究宇宙与哲学家真正看重的事情基本无关。但是在他的一些继承者看来，有一种道德秩序内嵌于宇宙的结构之中，这种看法将自然研究与哲学生活联系了起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确认的各种神性本原促进了一种普遍看法，即宇宙为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提供了一个善的模型。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主张，哲学家必须沉思“万物根据理性运动”的天界的秩序，从而遵照那种模式过一种“有序而神圣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虽然与柏拉图有各种差异，但也同样认为，宇宙有一种特殊的和谐与秩序，人的自然组成部分对应于宇宙的那些组成部分。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把数学与“真和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哲学的目标是获得那些能使人“极为幸福”的道德德性。
三、斯多亚学派的自然哲学观：心灵修炼
众所周知，斯多亚派认为幸福生活是依照自然来生活。斯多亚派的创始人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约前334－约前262）宣称，有德性的生活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依照自然来生活”是塞内卡书信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主题。爱比克泰德也解释说，神把我们引入这个世界，既作为其作品的旁观者，又作为其作品的诠释者。生活的目的“在于沉思和理解，在于与自然相一致地生活”。因此，认识自然能使哲学家的生活与渗透于宇宙各处的理性原则相一致。
斯多亚派认为，依照自然生活需要了解自然及其运作。原因之一在于，要想确定什么东西处于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之内，什么东西处于自然的能力之内，研究自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这样，人才能看出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什么东西需要平静地接受。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的进程，但却可以控制我们对待自然事件的态度。因此，对自然原因的认识为生活变迁提供了一种缓冲，使真正的幸福成为可能。19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正确地指出，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内卡关心自然哲学，并“强调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问，为什么？“并非因为它能减轻痛苦，增加生活的便利，扩大人对物质世界的支配；而是因为它能使心灵关心较高的东西，使之离开肉体，用它的微妙性来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他最后说，自然哲学纯粹是一种“心灵修炼”（mental exercise）。
四、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然哲学观：教理问答
伊壁鸠鲁派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模型，表明自然研究如何有益于幸福生活。不过与斯多亚派不同，伊壁鸠鲁派并不认为有一种道德秩序渗透于宇宙各处。
在伊壁鸠鲁看来，自然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正本性，就不会惧怕死亡和死后的受罚，因此将会自由地追求真正的幸福。自然哲学的目的是使我们摆脱非理性的恐惧。因此，在西塞罗的《论善与恶的界限》（De finibus）中，伊壁鸠鲁学说的代言人宣称：“了解自然事实可以解除迷信对我们的负担，使我们从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抗击无知对我们的干扰，无知往往本身就是导致恐惧的原因。”伊壁鸠鲁本人曾经认为，治疗这种恐惧的一个实际办法是演练一种熟记的“教理问答”（catechism），其内容是物理学的教理：“既然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所有从事自然哲学（physiologia）的人都有用，而我一直致力于这门学科并且能够宁静地享受生活，所以我为你们准备了所有这些教理的一部梗概和手册。”这些有特效的教理一旦被记熟，就成了第二个自然。它们将使精致的灵魂原子稳定下来，防止其受到外界形象和印象的影响。
五、新柏拉图主义：从自然哲学到「神学的物理学」
在古代晚期的哲学流派中，将“科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关切融合在一起的趋向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234－约305）坚称，哲学既与“论证的积累”无关，也与表露“博学的知识”无关，而是关乎人自身生命的转变。针对从自然研究发展到更高的沉思活动和宗教虔敬，波菲利的弟子辛普里丘（Simplicius，约490－560）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物理学[或自然哲学]（phusiologia）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非常有用，因为它为医学和力学（首先被理解为制造战争武器的技艺）等技术提供了原理；有助于引导灵魂的较高部分即理智趋向完善（对此神学研究尤其有价值）；是道德德性的一种辅助；是通向关于神和理念的认识的阶梯；最后，它激起我们的虔敬，对神感恩。
应当注意，尽管有这些虔敬的情感，辛普里丘对基督教并不友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辛普里丘谈到了物理学的“功用”，并且按照重要性递增的顺序作了列举。强调科学的功用一直是为科学所作辩护的一部分，但我们将看到，什么被看作功用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技术应用和日常生活事务在现代开始优先于道德教化时，辛普里丘所给出的优先次序开始倒转。辛普里丘的阶梯比喻也提醒我们，物理学常常被视为心灵上升到神的第一阶段。
六、小结
至此，我希望已经表明，古希腊人关于自然的讨论虽然常常被奉为现代科学的先驱，但却充满了神学和道德的要素，以至于它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非常复杂。不仅天文学和自然哲学还有一些边缘性的、现已遭到忽视的伦理要素，而且自然研究被认为在一种拥有道德目标且往往拥有神学预设的更广的哲学事业中发挥着作用。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研究与现代科学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旨在转变自我的修炼。宣称我们的科学诞生于古希腊，是忽视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这种修炼的要旨。
在理解古希腊所谓「自然哲学」之前，让我们先对古希腊「哲学」做一简单考察与论述，以使我们更好的接触那个时代的哲学观念，从而为理解其自然哲学观奠定一个观念基础。
苏格拉底宣称哲学追求旨在发现“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把哲学定义为“通过语词和论证来获得幸福生活的活动”。在伊壁鸠鲁派看来，哲学的确涉及语词和论证，但这些仅仅是获得幸福的手段。斯多亚派也有类似的看法，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塞内卡（Seneca，约3－65）认为有必要提醒其同时代人，哲学并不仅仅是熟悉各种教理（doctrines）或逻辑论证技巧。他坚称，哲学“塑造和构建灵魂；指导我们的生活，引导我们的行为，向我们表明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他的继承者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同样指责那些“只在言语上拥护哲学的人”。他认为，哲学并不承诺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因为它关注“生活的技艺”，其原材料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
古希腊时代的哲学与追求智慧或幸福有关：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将其精炼地表述为，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哲学的教理内容（doctrinal content）从属于生活的技艺。
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自然——宇宙的道德秩序
诚然，苏格拉底似乎认为，研究宇宙与哲学家真正看重的事情基本无关。但是在他的一些继承者看来，有一种道德秩序内嵌于宇宙的结构之中，这种看法将自然研究与哲学生活联系了起来。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确认的各种神性本原促进了一种普遍看法，即宇宙为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提供了一个善的模型。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主张，哲学家必须沉思“万物根据理性运动”的天界的秩序，从而遵照那种模式过一种“有序而神圣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虽然与柏拉图有各种差异，但也同样认为，宇宙有一种特殊的和谐与秩序，人的自然组成部分对应于宇宙的那些组成部分。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把数学与“真和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哲学的目标是获得那些能使人“极为幸福”的道德德性。
三、斯多亚学派的自然哲学观：心灵修炼
众所周知，斯多亚派认为幸福生活是依照自然来生活。斯多亚派的创始人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约前334－约前262）宣称，有德性的生活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生活”。“依照自然来生活”是塞内卡书信中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主题。爱比克泰德也解释说，神把我们引入这个世界，既作为其作品的旁观者，又作为其作品的诠释者。生活的目的“在于沉思和理解，在于与自然相一致地生活”。因此，认识自然能使哲学家的生活与渗透于宇宙各处的理性原则相一致。
斯多亚派认为，依照自然生活需要了解自然及其运作。原因之一在于，要想确定什么东西处于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之内，什么东西处于自然的能力之内，研究自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这样，人才能看出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什么东西需要平静地接受。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的进程，但却可以控制我们对待自然事件的态度。因此，对自然原因的认识为生活变迁提供了一种缓冲，使真正的幸福成为可能。19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正确地指出，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内卡关心自然哲学，并“强调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问，为什么？“并非因为它能减轻痛苦，增加生活的便利，扩大人对物质世界的支配；而是因为它能使心灵关心较高的东西，使之离开肉体，用它的微妙性来解决非常困难的问题。他最后说，自然哲学纯粹是一种“心灵修炼”（mental exercise）。
四、伊壁鸠鲁学派的自然哲学观：教理问答
伊壁鸠鲁派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模型，表明自然研究如何有益于幸福生活。不过与斯多亚派不同，伊壁鸠鲁派并不认为有一种道德秩序渗透于宇宙各处。
在伊壁鸠鲁看来，自然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正本性，就不会惧怕死亡和死后的受罚，因此将会自由地追求真正的幸福。自然哲学的目的是使我们摆脱非理性的恐惧。因此，在西塞罗的《论善与恶的界限》（De finibus）中，伊壁鸠鲁学说的代言人宣称：“了解自然事实可以解除迷信对我们的负担，使我们从死亡恐惧中解脱出来，抗击无知对我们的干扰，无知往往本身就是导致恐惧的原因。”伊壁鸠鲁本人曾经认为，治疗这种恐惧的一个实际办法是演练一种熟记的“教理问答”（catechism），其内容是物理学的教理：“既然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所有从事自然哲学（physiologia）的人都有用，而我一直致力于这门学科并且能够宁静地享受生活，所以我为你们准备了所有这些教理的一部梗概和手册。”这些有特效的教理一旦被记熟，就成了第二个自然。它们将使精致的灵魂原子稳定下来，防止其受到外界形象和印象的影响。
五、新柏拉图主义：从自然哲学到「神学的物理学」
在古代晚期的哲学流派中，将“科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关切融合在一起的趋向变得更加明显。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菲利（Porphyry，234－约305）坚称，哲学既与“论证的积累”无关，也与表露“博学的知识”无关，而是关乎人自身生命的转变。针对从自然研究发展到更高的沉思活动和宗教虔敬，波菲利的弟子辛普里丘（Simplicius，约490－560）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物理学[或自然哲学]（phusiologia）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中非常有用，因为它为医学和力学（首先被理解为制造战争武器的技艺）等技术提供了原理；有助于引导灵魂的较高部分即理智趋向完善（对此神学研究尤其有价值）；是道德德性的一种辅助；是通向关于神和理念的认识的阶梯；最后，它激起我们的虔敬，对神感恩。
应当注意，尽管有这些虔敬的情感，辛普里丘对基督教并不友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辛普里丘谈到了物理学的“功用”，并且按照重要性递增的顺序作了列举。强调科学的功用一直是为科学所作辩护的一部分，但我们将看到，什么被看作功用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技术应用和日常生活事务在现代开始优先于道德教化时，辛普里丘所给出的优先次序开始倒转。辛普里丘的阶梯比喻也提醒我们，物理学常常被视为心灵上升到神的第一阶段。
六、小结
至此，我希望已经表明，古希腊人关于自然的讨论虽然常常被奉为现代科学的先驱，但却充满了神学和道德的要素，以至于它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非常复杂。不仅天文学和自然哲学还有一些边缘性的、现已遭到忽视的伦理要素，而且自然研究被认为在一种拥有道德目标且往往拥有神学预设的更广的哲学事业中发挥着作用。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研究与现代科学中的任何东西都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旨在转变自我的修炼。宣称我们的科学诞生于古希腊，是忽视了古希腊哲学家所认为的这种修炼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