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译 《Less Is Enough 》之一
《Less Is Enough 》（豆瓣读书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769138/）是Pier Vittorio Aureli 于2013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作者既是建筑师也是作家，并在伦敦AA建筑联盟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地执教。这本书也是他继《The project of Autonomy》（2008）和《The possibility of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2011）之后的又一著作。 在本书中，他对于“Less is more”（“少即是多”）这一现代主义以来近乎教条的美学标注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认为当今流行的极简主义美学虽源自哲学乃至早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但在当下已然丢失了其本质——对自我的了解和控制，以及对一切现存习俗和社会状态的挑战——而沦为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虚伪的形式美学。 他提出即使今天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似摧枯拉朽无可抵挡，我们仍然可以从极简主义美学的本源处汲取力量，从而找寻到属于自身个体的更富意义的生活方式。“Less is enough”（“少即是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或宣言，更不是什么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仅仅是每个个体对于自身生活的重新定义。 ---------------------------------------------------------------------------------------------------------------------------------- Introduction 概要 多年以来，“Less is more”（“少即是多”）早已成为了极简主义设计的至理名言，这与德国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及他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密斯作品的外在形式被简化到了极致，暗示着只有去除一切并非严格需要的建筑构件和元素，美才会显现。而这句话其实源自于 Robert Browning 的一首诗歌作品，密斯在1959年做的一次访谈中引用了这句话来阐述自己的设计理念。 在近几年，尤其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少即是多”的理念又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如果说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建筑界在疯狂的房地产繁荣下，不断生产出一座又一座的标志性（Iconic）建筑；那么随着经济的衰退，建筑界的形势也开始改变。那些曾经宣扬甚至创造“奇奇怪怪的建筑”的人，现在竟反过来抱怨起建筑浪费资源和预算的可耻。 在这种转变之中，引发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些建筑师开始尝试把简朴节约的精神转译为纯粹的建筑形式语言；另外一些建筑师则提倡打破建筑传统的边界，寻求一种更加关注社会公益的实践。尽管第二种可能比第一种更加值得赞赏，但是他们似乎都认为当下的经济危机是一次实践“以少做多”的机遇。 因此，“少即是多”此时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美学原则了，而是“某种其他东西”的核心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之下，节约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策略，更是一种经济规则的必然需要。上述的两类建筑师，无一例外都是追随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而“某种其他东西”便是“资本主义”（Capitalism）。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少即是多”阐释着资本家对于“减少成本，增加利润”的永恒追求。因此，资本主义并非简单地追求产量增值，而是始终伴随着对于生产效率优化的无尽渴望。新技术的发明从来都是在这种降低生产成本的渴望驱使之下诞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便是资本主义逻辑之下的产物。 如前所述，工业化的最终目的便是：花费尽量少的投入，而得到尽可能多且好的产出。由此可见“创造力”（Creativity）是工业化的核心和根基。因为所谓“创造力”不仅仅是合理分配和使用资源，更是处理突发情况和全新问题的应变能力。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无论是发明机器还是合理统筹与灵活应变，都是源自于人类的“创造力”。 因此，“创造力”是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资本主义利用和剥削的根本对象。 当经济危机爆发时，资本主义所宣扬的“节俭精神”（Ethos of austerity），其本质是要求人“以少做多”，即：得到更少的收入，付出更多的劳动；得到更少的社会保障，付出更多的创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少即是多”的原则开始演变为对于节俭精神和降低社会公益预算的一种犬儒式的颂扬。 事实上，无论是在设计领域，还是在提倡节俭的政治宣传之中，“少即是多”的态度都是包含在“禁欲主义”（Asceticism）的传统之中的。他们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于世间欢愉的节制。而今天，“禁欲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利用，丢失了其内在本质，成为当下节俭精神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共同来源。 在早期基督教中，“禁欲主义”其实也是每个个体提供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源泉。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早起基督教之下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是个人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因此具有内在性和主观性。而资本主义则是通过不断地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以及道德绑架，来达到它永不停息地增长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人逐渐丧失其自主性，而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基督教信仰中，我们获得了上帝的无限恩慈，唯有向基督牺牲自我才有可能获得最终救赎（Salvation），而避免毁灭人类的末日决战（Armageddon）；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于削减公共开支的宣传中，我们已经过度透支了未来的生活，因此唯有降低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才能获得经济的最终救赎，避免经济的末日决战。 同样的，在基督教信仰中，我们生而有罪。这种“负罪感”是持戒修行的道德源泉——为了赎罪；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活而有债。“负债的人”（Indebted Man）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根本性特征。负债不仅仅意味着亏欠某人某物，也意味着“负罪感”。这种负债的“负罪感”便成为了人们节衣缩食专心劳动的道德源泉——为了还债。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禁欲主义”——出世禁欲主义（Other-worldly）与入世禁欲主义（Inner-worldly）。在第一种中，禁欲意味着离弃世俗生活（出世），正如和尚和修道士们那样；而在第二种中，禁欲变得世俗化（入世），并且强调排除各种干扰而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生产之中的存在状态。韦伯提出，入世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伦理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在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出现以后，禁欲主义开始慢慢走出了修道院的围墙，发展成为一种城市生活中普遍的精神。这种入世禁欲主义依附于一种纪律严格的道德理性，要求人们抑制自己的自然本能。 韦伯认为，这种道德理性不仅为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也为资本主义精神打下了根基。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他的经济功利主义（Economic utilitarianism）中所宣扬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不仅仅是通过理性地实践达到实用的目的，其自身更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目标。因此，韦伯认为禁欲主义为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长足发展铺平了道路。正是这种主观能动性让人们能够持续的进行内在的自我调整，从而胜任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任务，尽管这些任务是永远无法全部完成的——无论是对个人需求的牺牲还是资本积累的过程本身，都是永无止境的。 尽管韦伯对于禁欲主义做出了非常深刻有力的解读，在这本书中，Pier另辟蹊径，对于禁欲主义的潜力进行了再一次的挖掘。他认为，既然禁欲主义的实践强调自我的控制和转变，那么它就不仅仅可以推动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如韦伯所说），而更加可以成为一种压制甚至抵抗当下资本主义强权的方式。 当我们谈及对于强权的抵抗时，我们往往会从意识形态（Ideology）或者信仰（Belief）的角度去理解，然而很少从生活习惯、风俗、甚至最卑微的日常生活的角度去看待。Pier认为，禁欲主义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允许人们将关注个人生活作为他们实践的核心。每个个体可以通过选择特殊的习惯以及制定特殊的规则，建构起仅凭个人选择的生活形式。 这一凭自我思考进行选择的过程，作为自我限定的一种手段，广泛地存在于建筑和设计之中。因为禁欲主义要求以“自我”（Self）作为实践的核心，那么在这样的实践之中建造起来的建筑便不是注重表现（Representation），而是聚焦于生活本身，聚焦于生命（Bios）——最最基础的人类存在。 尽管现代主义的发展，亦是受到一种“生命政治”（Biopolitical）逻辑的驱动。（现代主义强调卫生、舒适和社会控制）然而，在禁欲主义之中，这种对于生活形式的限定才变得明确起来。例如，在隐修运动（Monasticism）的历史之中，修道院建筑的设计便是用来定义修道院的生活方式的，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有其明确的意图。这样的明确限定反映出禁欲主义最初的主要目的，即，在那些从既定强权制定的社会契约中脱离出来的个体之间，建立一种互惠的、共同生活的形式。尽管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修道院作为一种空间原型，发展出了具备这种纪律性和压抑性的其他建筑类型，如：酒店、医院、要塞、监狱甚至工厂等等。 在今天，这种禁欲主义的传统将继续作为一种范式存在，尤其是当资本主义不仅仅日益体现出其压迫性，而且也越来越难如同福利国家的黄金岁月那样照顾好他的子民。我们将看到，禁欲主义并非仅仅存在于修道院中，相反，它充斥着从资本主义的自身逻辑，到社会住宅（Social Housing）的概念，以及极简主义设计的意识形态修辞等各种事物。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禁欲主义能否带领我们走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非现状之中强迫我们接受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