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对话 | 一枚校徽勾连武汉医疗发展史
写在前面——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参与“拾光知音—寻找城市记忆”活动，有幸接触到了一些“有故事”的人，他们手中见证武汉这座城市发展的老物件，和它背后的故事让我和小伙伴们震撼、惊讶和感动。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记忆，也是城市的遗产。它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不应该被埋没，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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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一生，我们总要和医院，和医生、护士打几回交道，生命的某个阶段也必关注必吐槽必感激医疗事业的发展。
这枚小小的校徽，不是一般的校徽，它见证了武汉公共医疗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勾连起武汉的医疗教育史。
“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已经珍藏了几十年。“
这枚校徽的持有者董玉梅说。
董玉梅老师，是武汉著名地方志专家、文史专家，也是我们本次”寻找城市记忆“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婆婆1948年考入普仁护校，当时学校设在协和医院内。婆婆毕业后，分配在协和医院工作，在医院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听婆婆说，普仁护校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协和医院和普爱医院内。“
1928至1949年，普仁护校只招生24期，仅毕业学生410名，董玉梅的婆婆正是其中之一。
“这枚校徽让我对武汉早期医疗发展史产生兴趣。”董玉梅说，据她了解，普爱医院候诊大厅左侧墙壁里，有一块灰色大砖，是普仁护校首任校长斯蒂芬小姐从英国“请”来的南丁格尔砖。
原来，1936年，普仁医院扩建时，英国南丁格尔住宅正在拆除，斯蒂芬即向英国护士学会提出申请，以寄托对南丁格尔的崇敬。
在清理婆婆遗物时，董玉梅看见婆婆获得的医疗奖章和好几本优秀证书。
她听丈夫说，婆婆当护士时获奖很多，但时间久远，很多奖状已无从找寻。“这枚小小的校徽勾连起武汉的医疗教育史，见证武汉的公共医疗事业从无到有。”
董玉梅老师提到的老医院，如今在武汉依然存在。
普爱医院建立之初，就叫这个名字，但在建国后改名为“武汉市第四医院”。2003年，武汉市第四医院与武汉市第十医院重组合并，重新恢复百年老院名“普爱医院”。
这所武汉最早的西医院之一，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是英国人费波特·史密斯和他夫人共同设立的。
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里这样写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纷至沓来……”
在纷至沓来的洋人里，来自英国基督，具有医师资历的传教人员费波特·史密斯医师就在其中。
史密斯早年求学于英国唐顿卫斯理学院，继而从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
1863年12月，史密斯在妻子的陪同下启程，飘洋过海，后又顺江而上，历时5个月，夫妇二人抵达汉口。
5月25日，抵汉第8天，夫妇俩就在金庭公店一间民房内正式开始行医。几天后，他们在在热闹的汉正街上的一间平房里设了8张病床，并在门前挂上“普爱医院”四字的招牌。
西医入汉由此开启，这是汉口正式开埠通商的第3年。
另外一家对武汉医疗发展影响更深的西医院叫做仁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协和医院前身。同样，它也是英国人创立的。
汉口开埠后，英国传教士格里菲斯·约翰，从上海来汉口，后改中文名杨格非，是最早来汉的传教士之一。
1866年，杨格非受同行启发，在教堂旁买了块地办了一家医院，取名汉口伦敦会医院，又名汉口仁济医院。
最初医院只有一名兼职医生，两间病房。在杨格非的努力下，越来越多顶级医生从英国派来。
据说“一开始周围居民都叫他‘鬼子’。可不久后，有人从他窗下路过时，都不知道里面是他，因为里面那个人说的一口地道汉口话。”
杨格非在汉时，他的医院诊所从不收病人一分钱，无论是门诊开药还是住院手术。外国医生们起初都很反对，觉得这样让医院经费太过拮据。杨格非说：“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赚钱，以后就不会再愿意做没钱的工作了。”面对教会拨款不足的问题，汉口仁济医院几乎都是他自掏腰包在维持。
在当时，因为这两家医院的存在，武汉的医疗水平在全世界都是领先地位。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参与“拾光知音—寻找城市记忆”活动，有幸接触到了一些“有故事”的人，他们手中见证武汉这座城市发展的老物件，和它背后的故事让我和小伙伴们震撼、惊讶和感动。这些故事不仅仅是某个人的记忆，也是城市的遗产。它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不应该被埋没，所以我想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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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一生，我们总要和医院，和医生、护士打几回交道，生命的某个阶段也必关注必吐槽必感激医疗事业的发展。
这枚小小的校徽，不是一般的校徽，它见证了武汉公共医疗事业从无到有的过程，勾连起武汉的医疗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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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普仁护士学校校徽—正中有红十字标志，有“生命之役”字样 |
“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已经珍藏了几十年。“
这枚校徽的持有者董玉梅说。
董玉梅老师，是武汉著名地方志专家、文史专家，也是我们本次”寻找城市记忆“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婆婆1948年考入普仁护校，当时学校设在协和医院内。婆婆毕业后，分配在协和医院工作，在医院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听婆婆说，普仁护校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位于协和医院和普爱医院内。“
1928至1949年，普仁护校只招生24期，仅毕业学生410名，董玉梅的婆婆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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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普仁护校第一届毕业生。 |
“这枚校徽让我对武汉早期医疗发展史产生兴趣。”董玉梅说，据她了解，普爱医院候诊大厅左侧墙壁里，有一块灰色大砖，是普仁护校首任校长斯蒂芬小姐从英国“请”来的南丁格尔砖。
原来，1936年，普仁医院扩建时，英国南丁格尔住宅正在拆除，斯蒂芬即向英国护士学会提出申请，以寄托对南丁格尔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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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爱医院南丁格尔砖。 |
在清理婆婆遗物时，董玉梅看见婆婆获得的医疗奖章和好几本优秀证书。
她听丈夫说，婆婆当护士时获奖很多，但时间久远，很多奖状已无从找寻。“这枚小小的校徽勾连起武汉的医疗教育史，见证武汉的公共医疗事业从无到有。”
董玉梅老师提到的老医院，如今在武汉依然存在。
普爱医院建立之初，就叫这个名字，但在建国后改名为“武汉市第四医院”。2003年，武汉市第四医院与武汉市第十医院重组合并，重新恢复百年老院名“普爱医院”。
这所武汉最早的西医院之一，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是英国人费波特·史密斯和他夫人共同设立的。
作家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里这样写道：“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本形成的商业基础，使得汉口成为洋人眼中的热土。一经开埠，洋人纷至沓来……”
在纷至沓来的洋人里，来自英国基督，具有医师资历的传教人员费波特·史密斯医师就在其中。
史密斯早年求学于英国唐顿卫斯理学院，继而从英国皇家医学院毕业。
1863年12月，史密斯在妻子的陪同下启程，飘洋过海，后又顺江而上，历时5个月，夫妇二人抵达汉口。
5月25日，抵汉第8天，夫妇俩就在金庭公店一间民房内正式开始行医。几天后，他们在在热闹的汉正街上的一间平房里设了8张病床，并在门前挂上“普爱医院”四字的招牌。
西医入汉由此开启，这是汉口正式开埠通商的第3年。
另外一家对武汉医疗发展影响更深的西医院叫做仁济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武汉协和医院前身。同样，它也是英国人创立的。
汉口开埠后，英国传教士格里菲斯·约翰，从上海来汉口，后改中文名杨格非，是最早来汉的传教士之一。
1866年，杨格非受同行启发，在教堂旁买了块地办了一家医院，取名汉口伦敦会医院，又名汉口仁济医院。
最初医院只有一名兼职医生，两间病房。在杨格非的努力下，越来越多顶级医生从英国派来。
据说“一开始周围居民都叫他‘鬼子’。可不久后，有人从他窗下路过时，都不知道里面是他，因为里面那个人说的一口地道汉口话。”
杨格非在汉时，他的医院诊所从不收病人一分钱，无论是门诊开药还是住院手术。外国医生们起初都很反对，觉得这样让医院经费太过拮据。杨格非说：“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赚钱，以后就不会再愿意做没钱的工作了。”面对教会拨款不足的问题，汉口仁济医院几乎都是他自掏腰包在维持。
在当时，因为这两家医院的存在，武汉的医疗水平在全世界都是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