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智光秀——他的人生和濃尾故事（三）
京都六条遇襲的消息傳到岐阜城，織田信長在戰鬥結束過後兩天（正月初九），不等大軍跟上，就帶著僅僅九個隨從快馬加鞭連夜奔赴京都。
抵京的信長頭一件事就是為将軍足利義昭建造一座有防禦能力的小城堡，地點選在京城東北角更靠近大内裏（今京都御所）的二条大路和勘解由小路之間，二条室町御所舊址（烏丸通）上，是以称“二条城”。事情緊急，建築用材料來不及採辦，細川藤賢甚至把由他繼承的細川管領家宅邸拆了，以拖走一塊裝飾庭院用的巨大名石“藤戸石”，將之用來建造新御所。
明智光秀的生活也隨著定居於秩序恢復穩定的京都而安定下來。這時的明智光秀，應該有40來歲。這意味著他的一切決定，不僅關乎他自身，也關乎他的家庭。光秀早年的信息雖然很少，但仍可以相信他的婚姻屬於封建社會的普遍情況，那就是20歲前後就要與身份相符合的人家成婚，若無生理和感情方面的障礙，當不出兩三年就有了子女。所以，光秀很可能成家於逃離美濃，也就是弘治二年（1556年）之前。
光秀的正室妻木氏，出自從屬於明智家的美濃武士家族。關於他們的婚姻，留下了一個傳說：妻木氏女在婚前因為染天花，臉上留下了疤痕，容貌有損。妻木家決定用長相酷似的妹妹代姊出嫁。然而新婚之夜光秀還是發現了真相。得知原委的光秀毅然當即就把妹妹送回娘家，堅持只要娶姊姊。可想而知，經歷這番波折之後，光秀夫妻的關係是很好的。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將近20年），光秀都沒有納側室。記下這個封建社會的美好愛情故事的《明智軍記》說，這位光秀妻子的名字叫“熙子”， 而有傳統是長女從父得名，這就與《細川家記》說的其父名為“妻木勘解由左衛門範熙”相符合。然而正如語在前篇，“某氏某子”並不是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等級的女性的姓名風格。這個故事的流傳本身或許就帶著記述者的某種敬意。光秀作為一個此後數百年間依然以叛逆弑主被視為犯有最嚴重罪行之一的人物，卻在婚姻、愛情難以自主，且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社會中能留下這樣一個關於忠貞愛情和婚姻的美好傳說，想來當世以來之人稱羨的不少，庶乎難說無稽之譚。從這一方面來說，光秀似乎就不太可能會在拖家帶口的情況下還能到處流浪。 光秀與妻木氏女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兒。如同與光秀相關的其他信息，此女沒有可信的名字和生年記錄，除了《明智軍記》有說她在永禄十二年（1569年）經歷了第一段婚姻，夫家是摂津領主荒木村重的長男荒木村次，時齡16，而且這應該是虛歲，如此推算她可能生於天文二十三年（1554年）左右。但光秀的女兒們，因為夫家的緣故也就從這段時間开始陸續出現在歷史記錄中。 光秀也開始有了自己新的家臣團。其中的首要者當屬明智（三宅）弥平次秀満，這是一個信息比光秀更少，卻也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在《秀吉事記》（秀吉佑筆大村由己撰）、《川角太閤記》（秀吉部下田中吉政的家臣川角三郎右衛門撰）和《豊鑑》（竹中重治之子竹中重門撰）中被記為“明智弥平次”。又因其自稱的令制官職而以“明智左馬介（助）”之名廣為人知（《甫庵太閤記》）。關於他的名字，過去人們普遍以為是《明智軍記》的說法“光春”，但在今存的一些文件上，例如有他參加的連歌作品、由他簽署公證的產權證書，他的親筆署名則都是“秀滿”，如今這成為史學著作所普遍採用的名號。一說他是明智光安之子，光秀的從弟，但更可能的是，出自與明智家有親戚關係的家臣三宅氏。他在後來成為光秀的女婿和義子，所以得冠“明智”苗字。 除了類似明智秀満這樣的與明智家本就有親緣的“一門”，其他人可能是原來就從屬於明智家的美濃舊部，甚至還有一些美濃武士原本並不從屬於明智家。例如斎藤利三，名和斎藤道三僅一字之差，不過他非但跟斎藤道三沒有太近的血緣，而且據說他才是正宗的原美濃守護代斎藤氏的後裔。江戸時代的官修正史《德川實紀》說他是明智光秀的妹夫，但也有說與光秀是連襟，即都跟妻木氏有姻親，大概就是那位被光秀送回家的妹妹的夫婿。他原本從屬於“西美濃三人衆”之一稲葉一鉄，但與一鉄矛盾激發後改投有親戚關係的光秀。似這般公然擅自改投主家，自然是封建社會的道德不能容許的行為。信長都不得不親自過問，而光秀態度堅決的向信長要求之後，終於把利三留在了明智家。 永禄十二年（1569年）接下來的日子裏，光秀沒有參加會戰，而是從事京都和近畿各地的各項治理工作。擔當同樣任務的還有織田家的一些人，其中就有木下秀吉。 光秀和秀吉兩人曾在這一年的四月，一起行走於山城国和丹波国的各個庄園，進行一項關乎這個國家未來格局的政治工作：清查各處耕地的生產狀況，進行新的登記，為庄主和庄官們頒發新的產權證明，而這些產權證書明確了這些身為侍階級成員的庄官武士們的權利和義務。他們二人的這種職責，後來就演變成較為專門化的“検地奉行”。 例如一份光秀和秀吉在山城国賀茂庄的“下知”（下賜“知行地”，即封賞土地、分封）文書還保留至今：
「猶以、定納四百石宛ニ相定候也。以上。城州賀茂庄之内、自ニ先々落來候田畠、雖レ為ニ少分-任ニ御下知旨、賀茂賣買之舛にて、每年四百石宛可ニ運上、幷軍役百人宛可レ有ニ陣詰-之由、得ニ其意-候。聊不レ可レ有ニ如在-事肝要候。恐々謹言。 四月十四日 木下藤吉郎 秀吉（花押） 明知十兵衛尉 光秀（花押） 賀茂庄中」 正文大意：城州（山城国）賀茂庄，上面有旨，承認你們庄內自先前傳落來的田地上的原有權利（買賣所得等各種收益），從此要每年給上面交納四百石（糧食），如有陣仗之由（要打仗），出軍兵百人。切不可任性違抗。秀吉、光秀在此謝過。 信長和秀吉的故鄉尾張国那裏，“大名主”較為直接地統治著領地內的全部村落和上面的武士、農民，而少有中間剝削階層。畿內則不同，各種土地分成一個又一個的庄園。公卿貴族、寺院、神社都可能是庄園的所有權人。實際管理著這些庄園上社会和経済的，則是居住在農村裏級別有差的武士們。這些真正生於斯長於斯的人，基於本鄉本土的利益，與舊時代那些驕奢淫逸、腐敗無能的所有者和統治者比起來，他們從西元15世紀到16世紀，讓這些地方得到了更好的建設和發展。於是這些武士和名義上的所有者之間，甚至不同的所有權人之間可能發生利益衝突。這實際上也是畿内陷入“下剋上”和農民“一揆”暴動的社会與経済原因之一。 所以，這種重新訂立“政治契約”的工作，成為新的中央政權意志和強制力的體現。信長也不僅僅是簡單的主觀動機上搜刮一番錢財以充實義昭的幕府的錢庫，同時政治上迫使畿内各地武士們聽命於己。信長他們這些人來自商業發達的尾張，有著新的看待財富和價值的想法。從趨勢來看他們的意圖似乎是，其一，以送上金錢為主要形式來保證京都皇室、公卿貴族、貴族寺社的生活方式（生活水準），同時又逐步讓他們徹底脫離對庄園（土地）的管理，這一點因為日益發達的商品經濟和初步興起的都市化而得以實現——信長從治下的各個城市徵收工商業稅賦、各種名目的攤派費用（矢銭、札銭、家銭）和發放公債，特別是和泉国的大貿易港市——堺，於這一年春向他臣服後，信長獲得了一個號稱一座兩座金山都換不來的財富來源（信長並因此兼任和泉守護）；其二，對於庄園裏的住民們，則讓武士成為更專業的軍人卻脫離對生產的直接管理（不准他們買賣土地、制定地租數額），承認並承諾保障實際耕作的小地主和農民已經持有的土地權利，這也是對他們此前開發土地發展經濟之功的肯定，但他們必須要負擔起納貢的義務還不能擁有私家武裝，也就是在“兵”和“農”的身份之間必須二選其一。就這樣，隨著一個農本社会的統治階級的経済根本出現了變化，被納入一個執行能力更強的新政權治下，整個侍階級也將按新的架構重新編制。一個新局面即將打開。
這一農村工作的升級版，就是後來的“檢地”，同樣被光秀，尤其是秀吉的家臣們在日本各地重複進行。到了彼時連丈量土地面積、評估耕地產量的工作都是自上而下的進行的，而非由村莊自行上報各項數值。 也因此光秀和秀吉的巡視，並不是一個到別人家裡當當大爺、打打秋風的悠閒日常，而是武裝到牙齒的護衛隊隨身，在交涉的同時，全程隨時防備視這個稅負為苛雜、而且同樣有兵器有家臣的土豪們的突然襲擊——這是未來由於各種原因導致利益衝突加劇時即將發生的事。 從某種意義上，光秀和秀吉兼任稅吏、城市行政管理和警察隊長的職責，屬於京都這座都市里的中高級武士。對於京都貴族萬里小路惟房向織田信長投訴的另一起發生在丹波国山国庄的“違亂”之事（不向禁裏納貢好多年），蓋有織田信長朱印的裁決書，即當年四月十六日的“宛立入左京亮（宗継）書”和同十八日的“宛宇都右近大夫（頼重）書”上，末尾都有丹羽五郎左衛門長秀、中川八郎右衛門重政（織田一族，與信長確切關係不明，江戸期譜系稱為信長叔父之孫，但從年齡看或為信長從弟）、木下藤吉郎秀吉、明智十兵衛光秀四人連署。由此看來，雖說沒有具體信息可得知各人此時的俸祿是多少，秀吉在織田家的地位似乎已經只在柴田勝家和丹羽長秀之下——就在這不久之後他改苗字為“羽柴”，後世普遍相信《甫庵太閤記》的說法，這個前無古人的苗字得名於“柴田”和“丹羽”中各一字。而光秀應該可視為跟秀吉平級。 當然，這項工作雖然需要武裝的強力支援才能展開，但強硬、粗暴的手段並不是，也不會是首選，只要對方能夠爽快接受新政権開出的條件。事實上，至少在此時，新幕府對京都和近畿各方的利益平衡把握得還是穩健的，也是溫和而有耐心的。於是乎光秀和秀吉都同時展示了兩項能力，一是交涉，溝通，一是帶兵，練兵。當他倆順利完成任務後，這段經歷不僅使他倆同時得到了信長的肯定和器重，也使二人同時具備了標準的封建領主，即一城一国之主，或稱“大名”，該有的知識和經驗。 然而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新的國家政権的首腦，此時，到底是足利義昭，還是織田信長？ 信長一直在試圖全方位控制京都的政治。積極拉攏京都的公卿和高僧的同時，又把自己的人安插在京都。就如明智光秀的身邊有個木下秀吉，秀吉顯然是信長意志的代表，以保證如細川藤孝和明智光秀這些幕府的奉公人，或說足利家臣們，以幕府的名義作為權威存在的同時，一舉一動都還能夠與織田家的利益保持一致。 與信長征戰尾濃同時，即將邁入西元1570年代的日本，各地方都出現了某家大名統一大片地域的趨勢——“下剋上”和以郷、郡為地域單元的州內混戰開始逐漸退潮，和信長一樣勢力跨越多個州而且不是原任世襲本地守護的新興大名家族在多地相繼出現。這也是為何學界認為狹義的“戦国時代”至此已經走向結束。這既是混戰的成敗，也是勝利者不約而同地順應時勢調整政策的結果。日本全土在古代的行政區劃是分為“五畿七道六十六国（州）”（“六十六”只是圖個吉利數字，實際上有經過撤並、分置，至西元9世紀以後實有68個）。但隨著武家混戰曠日持久，是時各方勢力已經不是簡單地按照古代的區劃來劃分地盤和地位。從地理構造、経済水準和地緣政治等原因，在本州上，民間又習慣自東向西分為東北（奥羽）、関東（特指東海道東部八州）、甲信（東山道西部的甲斐和信濃，或包括飛騨、美濃稱中部）、北陸（北陸道，亦即“北国”）、東海（特指東海道西部的駿、遠、三、尾、勢）、近畿（“五畿内”之外，又稱“近国”的本州中央各州）、中国（本州西端的山陰、山陽兩道的各国，位於“遠国”和“近国”之間故得名）這幾大塊“地方”。這也是戦国時代造就的格局的一種表現。 每一片地方都有一家突出的霸主：九州上，剛剛襲封的島津義久接過先輩的家族中興事業，謀求重新一統本就由島津家世襲守護的薩摩、大隅、日向三州；豊後的大友義鎮（宗麟），因大内氏的家督大内義長實為其弟，接管了大内氏在九州的版圖（豊前、筑前）之後，勢力遍及九州北部的豊後国、豊前国、筑前国、筑後国，以及日向国一部；中国有安藝的毛利元就，他在信長、秀吉都還是頑童的天文年間（1540年代）就逐一擊敗安藝国內諸豪，接著兼併了備後国、石見国，1550年代末取代大内氏獲得周防国、長門国，永禄年間（1560年代）攻滅尼子氏吞併備中国、美作国、出雲国，隱岐島（亦別為一国）也被囊括在治下；甲斐的武田信玄在1560年代就佔有了信濃国加上野国一部，攻滅今川氏之後又有了駿河国和半個遠江国（今川氏真本人投奔相模北條家）；北陸有越後的上杉謙信，兼領有佐渡島（別為一国），講究大義名分的他沒有肆意擴張佔地的野心，卻幾次為了“討伐不義”南下攻打信濃或関東，最遠直到北條氏康的主城相模国小田原城，幾乎是要從北方海岸到南方海岸，橫穿了整個島的概念；相模的北條氏康在其祖伊勢早雲、其父北條氏綱的基礎上，已經基本支配関東六州的大部（相模、伊豆、武蔵、下野、上野、下総）。 跟以上的地方霸主們比起來，織田信長不是年齡更輕，就是根基更淺。比較算是例外，卻也不能跟上述人等量齊觀的還有一家，就是他的盟友德川家康，即松平元康，此時已經統一了三河，又與武田信玄聯手消滅了今川家，獲得原今川領的遠江半国。他乘信長勝利上洛跟朝廷申請改名，稱自己為12世紀的武士得川義季苗裔，亦即“清和源氏義家流”的兩大分支之一“新田氏流”的後代。另一大分支就是足利氏流。 當然，以上並不是全部的大名，這些大勢力的夾縫間依然有些州，因為各種原因，有的僅求得自保一隅，有的依然在混戰，或者州內諸家不約而同地選擇向強鄰名義上附屬以圖保全，但這通常只是根據西元7、8世紀模仿唐朝中國官制設置、如今已經形骸化的朝廷令制官位高低結成的一種鬆散形式的聯合，算不上穩固的政治共同體。 正是因為這種情勢，足利義昭立即要採取一些行動顯示幕府的存在。幕府派使者到各地方，向有力大名們正式通告新將軍上任的同時，要求他們為將軍建造新二条御所的花費買單，以錢（金銀）或建材的形式都可，或者把拖欠多年的應上繳京都的“御料地”、“幕府料所”的收入給補交乾淨。遠国大名們出於各種考慮也紛紛派出使者前來京都拜賀新將軍，其中也有薩摩国的島津義久（其四弟島津家久為使）、肥後国人吉城主相良義陽、繼承“奥羽探題”職的出羽国米沢城主伊達輝宗、西六国之主毛利元就這樣的大勢力，而且他們趁機向幕府獻上了不薄的禮物。這是信長樂意看到的，顯然他擁立義昭上洛，就是希望達到這樣一種目的。 但有些情況就令信長不快了。義昭打算按自己的意願任命一批新的近国守護。如是為了對付三好三人衆和本願寺——本願寺為領袖的一向宗因為拒絕補交越中、加賀各處幕府料所的貢賦，與新幕府關係迅速惡化——那是共同的敵人，信長也還同意，例如讓和田惟政、池田勝正等鎮守摂津国，畠山秋高、三好義継鎮守河内国，松永久秀鎮守大和国。然而當西国頭號雄主毛利元就，態度恭順地向義昭保證上繳“幕領料”等原屬幕府的利益，而義昭以將軍命令的名義促使大友宗麟跟毛利家和解（此前兩家因毛利家攻佔大内家領地而交悪），又號召毛利家攻打四国島以剿滅足利家的讐敵三好三人衆之後，這意味著義昭可能不再把信長當成唯一的依靠，信長與義昭的矛盾迅速浮現於表面。就在這一年初，信長還與義昭訂立了所謂的《殿中御掟》，意即殿中的規矩，共有九條，其中對幕府的奉公衆（武職）、奉行衆（文職）乃至側近衆（勤雜服務員）等將軍直屬機關工作人員的編制、出身、待遇、工作安排等人事都做了細緻的規定，希望義昭能從早日實現“天下靜謐”的大局著想，不可拋開信長單獨做決定。這等於大大削弱了義昭在任免人事和支配幕府財政方面的權力。反過來，信長雖不要“管領”或“管領代”之名，卻也要有管領之權。 信長的政治要求，由於說是為了“天下”，甚至得到朝中公卿的支持。此前從未在京都生活過很久的義昭一當上将軍，以對“永禄之変”負有責任又協助三好家扶植足利義栄，彈劾関白近衛前嗣並將他攆出京都，一些公卿也受牽連。而近衛家其實還是義昭的外祖父家，也是故将軍足利義輝的妻家。又題請二条晴良再度出任関白，晴良曾於天文十七（1548年）至二十二年（1553年）間擔任過関白，就是他幫助逃亡中的義昭獲得“左馬頭”一職，還在義昭的元服禮上為他加冠。但同為攝家的近衛家也是京中有威望的人物，還是當世文化名人。這一人事變動，既導致近衛、二条兩家交惡15年，也讓公家對義昭產生了某種微妙的情緒。相比之下，跑進朝廷各省部給他們進獻錢物的信長，實在是更可愛多了。権大納言山科言継的日記《言継卿記》有載，三月間，朝廷認真地表示過，正親町天皇的勅旨都準備好了，要特別任命信長一個並不常設（也是後無來者）的“副将軍”職。可見為了讓信長権力的“名正言順”，他們比信長和義昭都更操心。信長得知後又謙辭不受。 光秀和秀吉在京共事的日子一直延續到八月。這一段時期裏，兩人之間有什麼互動和影響，相互的印象和情感如何，那是大概會存在的情況，卻沒有留下太多信息。八月二十日，信長以總共號稱七萬人的大軍（織田軍嫡系，即尾濃江之衆大致三萬而已，但加上已向信長表態效忠的伊勢諸豪而得），自北向南攻入尾張的西鄰伊勢国，意圖迫使北畠具教、北畠具房父子為首的伊勢諸家降服。然而，儘管都說春秋無義戰，但這次信長可真謂“師出無名”：並無理由可稱北畠家有什麼大罪，也沒有朝廷和幕府的批准。北畠家系出名門，家督時為北畠具房，但其父北畠具教健在，隱退前還曾經擁有“従三位権中納言”的高位。此時距信長上次離京已有四個月，當時義昭還依依惜別。從地緣來看，信長此戰的目的很明顯：伊勢不僅挨著尾張和美濃，也是東海道進出畿内和南海道的重要關口鈴鹿關的所在，還是文化上有著特殊地位的伊勢神宮的所在，伊勢的領主都因之地位不凡。信長這一回更像是一場冒險的挑戰，嘗試拋開義昭單獨發動一場對著“名門”的戰爭，以樹立自己的威命。作為信長親信，秀吉所部被調來參加這場戰役，還作為主力參加了二十六日攻打阿坂城的戰鬥。光秀則留在京都。 儘管織田軍人數空前而且佔有優勢，但圍攻北畠家主城大河内城的戰鬥非常激烈而持久。北畠具教雖然在基本支配伊勢、志摩兩国之後就沒有更大的擴張，卻也是重視武備之主。他自身的武藝（劍術）也修煉得非常高強。直到十月，這場戰爭才以信長的次男信雄娶具教之女為妻並入嗣北畠家，此外信長的三男信孝、弟弟信包也分別繼承北畠家的分家神戸氏、長野氏，達成協議和解。這個過程中，義昭擔當了斡旋者的角色。但這樣的結果似乎令信長非常懊惱。 信長回京都向朝廷報捷之後三天，就不辭而別，匆匆返回岐阜。這一舉動引起了朝廷的疑惑和不安。朝廷不僅意識到義昭、信長兩人失和。正親町天皇甚至派侍女官給信長送去一封親筆信，表示不意信長歸国，甚是驚詫。幾天後又派同織田家有老交情的公家山科言継来到岐阜接收信長的回話。從信長的立場，則意味著朝廷希望無論如何，都能與此時官位還不算太高的信長保持一種緊密的聯繫。而信長感受到這一點時，或許有些竊喜。他後來的方針很明顯，只要跟朝廷，確切說是皇室搞好關係，就無需顧忌幕府或別的任何權威。 沒有信長在身邊，義昭仍然積極介入大名間的紛爭。而當上杉謙信與北条氏康達成和解（六月），隨後武田信玄對小田原城的報復攻擊又以退兵告終之後——這意味著不僅是西国的毛利家，連在東国三足鼎立的幾家雄主或許都會停止相爭而隨時上洛。於是，信長一手積極主動向上杉、武田兩家示好，另一手對義昭終於要採取更為分明也更為嚴厲的限制。 永禄十三年（1570年）正月二十三日，信長和義昭又簽下了一份新的兩人之間的權力分享議定書，因為是以列出條條的形式，所以俗稱“条書”，還因為是去年《殿中御掟》的補充，又稱《殿中御掟追加》。
（黑印、印文「義昭寶」） 条々
一、諸國へ以ニ御内書-被ニ仰出-子細有レ之者、信長ニ被ニ仰聞-、書狀を可ニ添申- 事。 一、御下知之儀、皆以有ニ御弃破-、其上被レ成ニ御思案-、可レ被相定-事。 一、奉レ對ニ公儀-忠節之輩ニ、雖被レ加ニ御恩賞•御褒美-度候、領中等於レ無之ハ、信長分領之內を以ても、上意次第ニ可ニ申付-事。 一、天下之儀、何樣にも信長ニ被ニ任置-之上者、不レ寄ニ誰々-、不レ及レ得ニ上意-、分別次第可レ為ニ成敗-之事。 一、天下御靜謐之条、禁中之儀、每事不レ可レ有ニ御油斷-之事。
已上
永祿十叁 正月廿三 （朱印、印文「天下布武」） 日乘上人 明智十兵衛尉殿 字裏行間看來，信長的口吻是毫無矯飾而不容拒絕的，這在日本已屬少見，何況還是對堂堂大将軍，內容更是對將軍權力的範圍做了條條框框：第一，要求義昭若有對諸国的書面指令（御内書），須先同信長相商並附有信長的指示方能發佈；第二，義昭已有的下賜“知行地”（封地），即所謂“下知”的命令皆作廢（棄破），以後有這方面的心思也要同信長相商而定；第三，義昭若要恩賞褒美對幕府忠節之輩（功臣），則不可用信長領內的土地和財產（還特意強調從將軍自己的地盤上出。而眾所周知還有哪裏算是義昭“自己的地盤”呢？）；最後兩條則是“天下之大事（ 重要的人事任免、要處置誰）”、“天下靜謐（日本統一）”之事、禁中（皇宮）之事，咸決於信長就好，不用將軍操心，而這意味著“幕府”並不是信長與朝廷聯繫的唯一通道。 這份“條書”中的見證人之一日乘和尚，原籍出雲国佐陀，其先為尼子家臣，因尼子家亡於毛利元就而出家為僧，原苗字朝山，故又通稱朝山日乘。他擔任著信長和朝廷、寺社之間的聯絡者，從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京都的行政官，“京都所司代”。如“條書”的末尾顯示的，明智光秀在其中是足利家方面的見證者，也是信長和義昭之間的聯絡人。這表明光秀對於信長和義昭，都是關係特殊的存在，應該能說同時擁有信長和義昭的某種肯定，或說“熟識”，甚至堪稱為“信任”。《言継卿記》有載，二月末至三月初，信長再次從岐阜來京時，就暫住在光秀家中。 光秀看起來似乎是一人同時侍二主，既是幕府的直臣，又是信長的部下。事實上大抵如此。無論在往昔還是當時，他並非孤例，也不難解釋。光秀到這裡也還沒有太多該受當世道德指責之處。17世紀發生的原赤穂藩士為故主淺野氏報讐刺殺幕府大員的事件，後世許多人以此相信這事跟歴史上的群雄混戰一樣，表明的是下層武士似乎從來對自己所屬的主家和地域的忠誠要高於幕府將軍。然而，那是江戸時代武士階級的“家格”制、將軍家與“外樣大名”間的固有藩籬形成的身份固化、加之浮於字面的說教和謳歌，在泰平年代的背景下造成的光景（其實不單沒這麼絕對，大名藩內的人事並非完全不受江戸掌控的，否則德川家也不能維持泰平這麼久）。戦国期的武家之中，無論幕府還是地方大名，出於團體存亡興衰大事的實際需要，人事要更靈活得多。“直臣”和“陪臣”之間身份相互轉換是司空見慣的，甚至可以說“上司”和“主家”的區分會是模糊的。而信長又通過這些的協議書，擁有了指揮幕府兵馬的権力。 這一來，信長和義昭雖然還不算正式翻臉（如果比照“永禄之変”），卻也都心知肚明，他們兩個人已成一山二虎，貌合神離。 畿内初定，朝廷遂改元“元龜（亀）”。進入幕府實際統治的年代後，日本的政治文化裏形成了一個潛規則：即使天皇沒換人，每有一個新將軍就任，都要改用一個新年號。“元亀”典出《詩 魯頌 泮水》的最後一句：「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亀象齒，犬賂南金。」，又《文選》：「元亀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都表達出諸侯咸服，戰亂平定，恢復社會秩序的願望。而這一年又恰好是西元的1570年，一個新年代的開始。 話說這“元亀”年號的出典《泮水》，《春秋》等記載表明，魯僖公對淮的征伐，並沒有詩裏講的那麼順利和輝煌，相反，僖公自己都一度被俘。這一來，這裏面豈不就有了高看自己，活在自己想像中的虛假威望的意思。提出此議的公卿和義昭是真不曉得這一段嗎？ 朝倉宗滴，是朝倉義景之祖朝倉孝景的八男，西元1540至50年代的越前朝倉家頭號名將，正是他在天文十三年（1544年）以總大將的身份，以支持土岐頼純回歸美濃的名義，領軍攻打剛剛取得美濃支配的斎藤道三。有一部《朝倉宗滴話記》，據說是他留下的言論集，其中有一段是講述他認為的“日本持国之人（大名）”當中，可能成就大事者，列出了“今川殿”（今川義元）、“甲斐武田殿”（武田信玄）、“三好修理大夫殿”（三好長慶）、“長尾殿”（原名“長尾景虎”的上杉謙信）、“安藝毛利”（毛利元就）、“関東正木大膳亮方”（上総国里見家的頭號武將正木時茂），還有就是“織田上総介”，即信長。“上総介”是30多年前公家山科言継，就是那位作《言継卿記》的，以代表國家拜拜熱田神宮和左馬頭義朝卿的名目來到尾張時，接待他的織田信秀趁機給朝廷獻上“修理料”（修理皇宮的費用）為信長換來的官職。不知道逝於弘治元年（1555年）的宗滴，是如何得到信息而如此高看當時還沒有牢固團結自家的信長，若這確實，或許他也從道三和信長在正德寺的會見中知道了些什麼，或許是信長戰勝了織田大和守家，更證實了道三和他對信長的判斷。 朝倉宗滴沒有提他的侄子義景。也不知他是否有預計到，勢力日盛的信長下一個攻擊的，就是朝倉家。早在永禄十一年（1568年），信長、義昭揮軍進京時，朝倉義景雖然一直沒有奉義昭上洛，義昭依然要請朝倉家派兵加盟。但義景沒有行動。入京的當年還未過，幕府要求諸家大名上洛覲見新將軍的命令中，自然也包括了朝倉家。再一次，義景又沒有積極回應。普遍對義景反應的讀解是，義景是出於對信長的蔑視，或許還有見到信長勝利進京贏得威望而生的懊惱。義景此前消極應付逃亡中的義昭，卻又任由義昭離開越前，乃至義昭上洛時都沒有共同出兵，此時見到信長得了好處，表現則又堪稱偏執，所以後世對朝倉義景的眼光和器量評價都不高。然而，或許不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需要他這樣。 對於信長而言，不過多了個要討伐的“不臣者”，是又一個給麾下的武士們找事做，以鞏固威信的契機。與此同時，若狭国內幾家抗拒朝倉家統治的国人，也早已熱切盼望著信長的介入和支援。永禄十三年，即元亀元年（1570年）的四月下旬，信長調動美濃、尾張、伊勢、近江、五畿内的幾乎全部兵馬，還有德川家康之兵加入，三萬大軍進攻越前，企圖一舉攻滅朝倉家。 朝廷正式宣旨改元號為“元亀”其實是在信長離京後兩天。信長最初是反對改元的，明的理由即是當今天皇還在位上，不用改，但暗裏肯定是想破壞這個“新將軍新元號”的潛規則，削弱將軍的特権。而針鋒相對的，義昭就顯然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存自己的角色。但義昭挑戰信長的動作還不止這一點。差點釀成信長真正危機的，是浅井家的背叛。 此時的日本，戦国時代的混戰格局未遠，這意思是濃尾以外各地的參戰領主，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獨立。他們都是從自己的領地上自帶人員和裝備參戰。對於信長，或說室町幕府名義的軍令，他們是可能愛理不理的，就如此前朝倉義景所做。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信長還未能實現整支沒有充分磨合的大軍在財政、後勤等方面的統一，對他們的支配能力也就還很有限。所以信長此戰必須調動優勢兵力的同時，率領濃尾親兵破釜沉舟，一鼓作氣。 然而就在信長的大軍直逼越前主城一乗谷城下時，傳來了浅井長政與他決裂，還準備從後路與朝倉家夾擊他的消息。浅井家原本就與朝倉家是盟好，靠著朝倉家的支援擺脫了南近江六角家的控制，因此以長政之父浅井久政為首，国內有力家臣當中過半數主張親朝倉而遠織田，甚至兩年前就反對同織田家聯姻。浅井領正好處在北国路（從近畿進出北陸道的主要国道）通往中山道和美濃的途中，長政的這一舉動等於直接切斷了信長的補給線和後路。織田軍頓時仿佛甕中之鼈，再也不可能在越前持續作戰。信長是因為妹妹於市，即長政之妻“小谷之方”派人送來信物而得知這一令他難以置信的事情的。於市的表達方式據說非常隱晦，是一個袋口被繩子紮了死結，裏面裝著豆子的小袋，意為袋中之物，指信長，已被困死（《朝倉家記》）。但對於浅井家而言，其實消息傳得越開對他們和朝倉家就越有好處，近江境內的反信長勢力聞風舉動，其中包括六角承禎父子殘部。而從征各家也頓時變得不可靠。信長甚至不敢走大路逃回本據了，經近江国西部的朽木谷（貫穿高島郡和滋賀郡高地的一條谷間通道）回京，於四月三十日到達。只剩下濃尾親兵為他殿後。 這場退卻發生在織田軍攻下越前国的金崎城（金ヶ崎）之後，並且以金崎附近為戰場阻擊了追來的朝倉軍，故稱“金崎退卻”。在秀吉為主角的傳記中，往往又稱“金崎殿後”，因為秀吉在這場戰鬥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甚至被說成是一場秀吉指揮下的，以少勝多的戰役。然而在可以查證的人物中，明智光秀所部也在這些殿後的部隊當中，此外還有大和半国守護松永久秀，級別最高的將領則當是摂津半国守護池田勝正。而《德川實紀》則說還有同樣遠道而來無路可逃的德川家康及其部眾，但此說缺乏原始史料支持而生疑。這場差點變成歴史轉捩點的戰役中，如《信長公記》這樣的事後記述除了大讚織田軍嫡系展示的空前勇敢頑強，關於光秀等秀吉以外諸將在應戰過程中各自的策略和作用，卻沒有太多詳細信息留下來。朝倉軍也確實沒有發揮出以他們的兵力應有的表現。負責殿後的織田軍並沒有遭受重創。而秀吉且戰且退，在完成阻擊朝倉軍，並率部回到畿内之後，得到了信長十數枚金幣的獎賞。然而秀吉之外其他參戰將領的敘功，包括光秀，又沒有信息留下來。 五月間，信長派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森可成、中川重政、中川左馬允（即津田信勝，中川重政弟，或為信長從弟）等將分別駐守近江的滋賀郡、野洲郡、蒲生郡內各城，確保京都到美濃之間道路的安全通暢之後，才於五月下旬回到岐阜。即使如此仍遭到敵方的甲賀忍者用鉄砲行刺未遂。 從此開始，信長陷入了周圍大小勢力的同時圍攻中，今史學通稱“信長包囲網”。而明智光秀，也被信長調來調去，參加了幾乎每一個方向的戰鬥。佈下這張包圍網的人，後世普遍相信就是希望擺脫信長控制的将軍足利義昭，甚至相信似乎從朝倉家引信長來戰越前開始，以及隨後淺井長政陰襲，就一直是義昭暗中謀略。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織田信長就對淺井家発動了報復之戰。六月二十一日，信長親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等將，仍幾乎都是濃尾親信，重兵包圍近江国坂田郡的横山城，兵力大致有三萬，引浅井長政全力來戰。二十六日，德川家康也如約率部眾到來與信長會合。浅井長政認識到這一戰將決定未來他與信長的盛衰存亡，所以也向他的盟友朝倉家求援。但朝倉義景卻似乎沒那麼當回事，只派來同族大将朝倉景健以下八千兵馬。於是浅井朝倉聯軍不得不在二十八日出動時，制人先機已失，總兵力也少於織田德川聯軍。兩軍主力於浅井郡境內一條叫姉川的小河流岸邊相遇，所以後世普遍稱這場戰鬥為“姉川合戦”。儘管浅井軍的戰力並不遜於織田軍，一度突破織田軍先陣，以致姉川成了“血川”，甚至有要殺到信長眼前之勢，但還是因兵力不及信長，特別是戰場的另一側德川軍對朝倉軍的殺傷超乎他們的預計，待德川軍擊破側翼，又在稲葉一鉄、木下秀吉等織田軍後備隊的強力反攻下，以折損多位大將並失去横山城的代價告終。明智光秀有否參戰，存在爭議，同樣的還有和田惟政，因為不是全部史料都有提到這兩人出場和表現。提及光秀出場的是《三河物語》和《松平記》，還說光秀與柴田勝家同為織田軍一番先陣的位置，其二番是德川家康。但這與其他文獻共同顯示的織田德川聯軍佈陣有出入。時間上有疑問的是，就在這場決戰發生之前幾日，光秀被信長派到若狭国去接收幾家新臣服的土豪送出的人質。 無論明智光秀有無在姉川出場，他確實是幕府賴以防守京都的幹將。他的封地也在山城国內，久世郡的下久世庄。正如信長和義昭之間的協議書規定的，光秀的封地有著將軍和信長的雙重承認。 六月，趁著織田軍主力因淺井、朝倉的緣故放在濃、江之間，退守四国島的三好長逸，通過拉攏摂津池田家的高級家臣池田知正和荒木村重——光秀的大女兒就是他的兒媳，趕走了義昭和信長任命的摂津守護池田勝正，並迅速在淀川三角洲的一座島嶼中島建築起野田、福島兩城，遙相呼應，宛如雙子，作為再次進攻畿内的據點。儘管三好家嫡流的家督三好義継已經服從足利義昭和織田信長的新幕府，但三好家本就是細川京兆家的家臣，而前管領細川晴元之子細川聡明丸六郎（初名不詳）還在四国，四国三好一族得以繼續凝聚力量。他們的行動，因此前一直對信長保持守勢的石山本願寺終於跟他們聯合而得以順利進行。 八月中旬，足利、織田一方的三好義継、松永久秀、畠山秋高（“三管”之一畠山家的家督，也是義昭任命的河内南半国及紀伊国守護）沒能抵擋住三好三人衆軍對河内国的進攻。這種情況下，義昭只能還要信長來支援。仍以美濃為本鎮的信長，也趕緊調來三萬大軍與義昭會合，攻向河内、摂津兩国。這顯然已經幾乎是信長的全部主力。儘管親家荒木村重成了敵人，身為幕府“奉公衆”的明智光秀自然也得從軍。 八月二十三日，進兵摂津的途中，信長留宿在京都四条的本能寺中。此時沒有任何人知道，這座寺院對於信長和光秀兩人的意義，還不止於此。 二十六日，信長停駐在摂津的天王寺，此地與本願寺和野田、福島兩城所在地中島之間大致相等距離，以能同時應付三好三人衆和本願寺。足利義昭和細川藤賢、一色藤長、明智光秀、三淵秋豪等幕府奉公衆幾日後到達。三好三人衆的近萬人的部隊也從阿波国陸續渡海來援。這之中又有一色龍興。但這一次四国三好氏內部的不合則更為凸顯。首先是三好為三（即後世俗說的“伊三”），在交鋒之前終於決定率部倒向信長。為三被三好家其他人排擠，遂心生變，一說（《二条宴乗記》）是因為其兄“三人衆”之一的三好宗渭早在去年已死，沒了照應（但江戸時代至現代更流行的傳說是，宗渭後來還侍奉秀吉和其子豊臣秀頼，甚至說與為三同為所謂“真田十勇士”中的兩人）。這一來信長於九月初向野田、福島兩城發起總攻。 然而，儘管織田軍集中著優勢精銳，挨個拔除三好軍週邊據點的攻城戰持續了數日，而且就在九月中旬之後，信長意外的狀況接連不斷發生。先是一直沒有動靜的一向宗法主顕如發佈檄文譴責信長（九月六日），號召各地門徒舉動，並在幾日後親自帶領石山的本願寺軍主力趁夜從織田軍側背方向襲來。另一方面，雖然幕府有畠山秋高擔任紀伊守護，卻無法牢固地統制紀州各地土豪武裝。有部分紀伊国人支援幕府，其中最大者是信仰新義真言宗的“根来衆”，他們名義上還是高野山根来寺的僧兵。但紀伊国內也有許多一向宗信眾，收到顕如上人的號召，海部郡的“雑賀衆”則在他們的首領鈴木孫一（佐太夫）的率領下，經過海路參加到野田、福島兩城的守衛戰中。他們來自近畿最大的鉄砲產地之一，裝備有大量的鉄砲。於是此役成為史上鉄砲數量空前的一戰。《信長公記》描述，敵方的鉄砲響徹日夜天地。可見不止是火力密集，頻率也高，這意味著“雑賀衆”每次射擊的間隔時長很短。織田軍不僅久攻不下，還遭受了不小的損失。可能的情況是，“雑賀衆”是靠分組交替進行填充、瞄準、擊発的動作，來做到不間斷開火的。未必可信的猜測是，信長和織田軍眾將也是經過了這一戰，才學會了如何讓他們的鉄砲隊也做到這一點，即“三段打”、“三段射擊”。之所以不見得可信，是因為正如語在前篇，信長對鉄砲隊的重視和建設，並不萌生於這一兩日，所以難說是遭此棒喝才悟出此道。他們後來對付其他強敵時，確實使用了這種戰術，即使不能斷言為“首創”。 最令信長震驚和憤怒的，大概還是淺井長政。他趁信長和義昭出征摂津之際，再次聯合朝倉軍，還有琵琶湖南比叡山延暦寺的幾千僧軍（這座寺院的宗派屬於歷史更悠久的天台宗，因織田信長拒絕承認他們聲稱擁有所有權的山門領地，對信長有著同淨土真宗的本願寺一樣的敵意），數萬兵馬突襲琵琶湖西岸坂本地區，攻打扼守通向京都道路的宇佐山城。信長之弟織田信治和美濃豪族出身的守將森可成以寡敵眾力戰至死（九月二十日），拖延了敵軍。這一戰的消息傳開，成了“浅井、朝倉要上洛”，失去了主城観音寺城但在近江国甲賀郡和伊賀国還有餘部的六角承禎和六角義治應長政之約北上近江，一度臣從的若狭豪族武田元実（實）、武藤友益加入朝倉一方，更傳聞有著“德政一揆”傳統的山城各荘也要響應。明智光秀和尾張老臣村井貞勝，奉信長命令率部回師京都，同柴田勝家、前田利家守衛二条城，並穩定山城国各地局勢。 二十三日，腹背受敵的信長接受了親自趕來摂津陣中的柴田勝家的建議——勝家帶來的建議書上有二条城留守諸將連署，所以也是明智光秀的主意，決定撤收畿内之兵，不過不是退據和休整，而是一邊請朝廷出面調停與四国和本願寺的紛爭，一邊令大軍直接轉進近江坂本。明智光秀與佐久間信盛一道，在這次反攻中擔當了先鋒，迫使淺井朝倉聯軍退守比叡山。原本鎮守湖東的木下秀吉和丹羽長秀突破江南六角軍的堵截之後，率部跟信長會合，令信長大喜過望。他們料定淺井軍主力已經在湖西，肯定不會進攻横山城，祗由竹中重治率少部軍兵留守。滅了今川家之後暫時沒有敵人為鄰的德川家康也趕來增援。然而這次信長的圍困又持續了兩個月，十一月中分兵對比叡山東北的淺井軍所據的堅田砦的進攻，也被神速領軍趕來的朝倉家臣前波吉継挫敗，美濃出身的織田軍大將坂井政尚死之。與此同時根據地在伊勢尾張交界處的長島一向宗也趁機舉事，信長的另一個弟弟織田信興被困而自盡。信長只得又再請義昭和朝廷來斡旋。 過往的一些信長傳記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所有這些“信長包圍網”的大名都是收到了足利義昭密令的鼓動。浅井、朝倉或如是。但對四国三好氏，義昭依然心存戒備。篠原長房率領的四国三好軍趁織田軍東調，就攻陷了山城国久世郡的御牧城。靠木下秀吉和德川家康來援，細川藤孝等幕府奉公衆協同，才在十月下旬奪回。另一邊，由於正值歲末隆冬，又遠離領地時長太久，朝倉義景、淺井長政也同意休兵。十一、十二月間，信長相繼與六角承禎父子、三好軍的實際指揮篠原長房、朝倉義景、浅井長政各方達成和睦。 雖然從軍事上看來，元亀元年的信長無論在哪個方向都沒有得勝，但他敏銳地察覺和巧妙地利用了各方敵人的弱點與相互間的不合，將他們逐一分化、拉攏。在接下來的元亀二年（1571年）裏，一些過去的敵人接連倒向信長，確切地說還是義昭的幕府：三好三人衆之一的岩成友通，細川管領家嫡裔細川聡明丸六郎（他因此按室町幕府傳統受領義昭偏諱，改名“昭元”），曾經在姉川一馬當先的淺井家臣佐和山城主磯野員昌，一直與松永久秀爭奪大和国且從未被消滅的該国豪族筒井順慶，一度背叛而且還就在這一年夏還攻滅和田惟政以獨佔摂津（白井河原之戰）的池田知正，与知正一同重新歸附義昭和信長的，還有明智光秀的親家荒木村重。 話說這個荒木村重，也是這個時代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和光秀有很多相似之處：一樣的在當時堪稱文武雙全，擁有令包括信長在內的人都珍惜的才能。作為一個統治者，也沒有出格無道竟至殃及領民的行徑。但就是對“背主”、“謀反”似乎成癮。光秀的大女兒雖然身在荒木家，但沒有因此遭殃。事實上沒有任何她在荒木家活動的記錄留存。關於她所謂的丈夫，村重的長男荒木村次，他的具體生歿年和此時的年齡也都不清楚。按江戸時代家系譜的說法，他活過了慶長年間，即西元17世紀以後，但享年只有38歲，那麼此時還是個未滿十齡的孩童。 光秀在這期間，作為受義昭和信長同時倚重的“奉公人”，為新歸順的三好為三和岩城友通的分封從事具體工作（因一度退到四国的他們向信長提出恢復自家先前位於河内国的領地）：勘定領地的規模，以土地的農業產出來衡量其價值——過去一段時期普遍採用以錢幣的單位“貫”來計算，即所謂“貫高制”，正是從信長時起逐漸改用以稻米產量和體積單位“石”來計算，即“石高制”——再按照這個價值分配土地，明確封地的範圍和產權，並代表幕府為領主頒發新的“所領安堵朱印狀”。這跟兩年前他和秀吉在山城国所做的“下知”工作相似，但工作物件到了“大名”的級別，涉及的土地範圍也更廣。這是大名同更高級權威之間訂立新的契約，明確了權利和義務的範圍，這也是建立新國家権威的起始一步。明智光秀在元亀二年（1571年）裏還擔當了筒井順慶和信長之間的聯絡人，而他與順慶之間親密的私交也由此開始。 理論上，一旦接受了來自幕府的“安堵朱印狀”，就服從於新中央政権的統治，領主從此再為個人恩怨或是爭奪地盤擅自攻伐就是犯罪。但現實中這還不夠。信長開始覺得讓一大幫武士散落在各地大大小小的田舍中，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他們遠離他的視線和人際圈，忠心難以確保，一旦轉向敵對則神出鬼沒，即使任命了新“守護”也是其無能為力之事，例如“野田、福島城之戰”中紀伊等處的“一向一揆”，又如六角父子和追隨他們的甲賀、伊賀地侍——他們就是“忍者”的原型，六角承禎因此在今日被稱為“遊擊隊大名”。 元亀元年還是信長性格的轉捩點。14年前處死胞弟勘十郎信勝，看來是他極度艱難做出的決定。信長的庶長兄信廣（織田信秀的側室所生），其實也曾經在14年前受美濃的一色義龍鼓動謀反，儘管比弟弟信勝更不成勢，但獲得信長的寬恕之後，走向了跟信勝不同的結局。從另一個角度看，信長並非從一開始就缺乏寬仁之心和起碼的人情，至少值此還可以這麼說。或許是因為兩個親弟弟信治和信興相繼戰死，或許是因為妹夫長政的背叛和決絕，顯然從這時起，他對待敵人，確切說包括敵方領地上的人民，變得更加殘酷無情。 因有同各家的和約在，元亀二年（1571年）的信長專注於對付領內的一向一揆，特別是近江境內的，他們傾向淺井家，又威脅到美濃到京都之間道路順暢。對一向一揆的戰鬥，也同樣發生在德川家康和上杉謙信的領內。信長從此往後對各類“一揆”的征伐，不再僅僅是一個迫使對方承諾，妥協，或說宣誓服從這樣陳詞濫調而已的簡單結果，而是消滅，摧毀的既是這其中的人命和物質基礎，也是其存在的形式——獨自的武裝和大名控制之外的拠點。 更大的事件發生在九月中旬，信長為報復去年延暦寺僧兵聯合淺井、朝倉，重兵包圍了比叡山。明智光秀所部在這之中還算是先鋒。信長下令徹底摧毀這處由曾經留學唐代中國的最澄大師開基，至此已有近八百年歷史的佛家聖地，凡山上逃出之人一律當場殺死，旨在殲滅比叡山僧兵。儘管延暦寺各處的破敗非在這一時，永享七年（1435年）六代將軍足利義教，明応八年（1499年）幕府管領細川政元都曾經攻打和火燒叡山。但還是信長的程度更令當世人震驚。時任比叡山座主的覚恕，還是正親町天皇之弟，親王為僧，被稱為“法親王”。 在織田家中都引起譁然。因其時尾張人還普遍信法華宗。《信長公記》的有關部分甚至看起來不止是一場激烈攻堅戰，還是一場單方向的屠戮，被斬下首的死者中包括應該不會武藝的“上人”，“智者”，“美女”（生活條件優越的僧侶的女性伴侶），“子供”（孩童），而俗家的女性被另外列為一項，這意味著包括了山下為寺院從事農產和各種雜役的俗家住民。關於死者數，路易斯•佛洛伊士的記述稱約千五百人，《言継卿記》則稱三、四千。伴隨著這樣高級別的寺院被摧毀的，也是一處數百年來許多文物和典籍的所有者和保存地，還是文教並不普及的亂世中傳承文化的地方。 信長這一系列對多個宗派僧團的鎮壓，或稱大虐殺，還有他對神聖的藐視，使他終於成為一個極富爭議的人物。後世評說的功與罪，肯定或是否定，“必要”還是“不必要”，取決於讀者和寫作者的思想色譜——更簡單點說，喜歡把自己放在（想像）什麼地位來思考政治問題和制度設計，或者，覺得（自以為）現實中的自己更像這番情景裏的誰，希望擁有什麼和不希望遭遇什麼，至今依然。 所謂的“教”，是伴隨著“經典”存在的意識形態。所謂“經典”，意思又是後人從中學會什麼是好，什麼不好，由此可見人性的各種元素。而當“經典”承載的價值觀，道德，與文化，遭受質疑，不受敬畏，乃至直截了當地否定時，結果，要麼是一種更燦爛的新文明誕生，要麼，是一個充斥著新鮮謊言和人格缺陷者的群魔亂舞的世界。兩者在人類歷史中都不乏事例。所以説至今這仍然是一個幾乎無解的問題。 肯定的結論產生在一個世俗的，並以“社會前進發展論”為前提的背景下：客觀上舊權威的勢力，貴族寺社和地侍集団遭到不可逆轉地摧毀。而寺院中居然有美女和兒童，又恰好表明有貴族淵源的寺社勢力的虛偽和腐壞，這是信長討伐之的道德依據之一，也是後世肯定信長的理由之一。這是革命精神的源泉。結果，排除了寺社乃至公家在政治中的實際影響，對武士階級更嚴明的統制，對領域更深入的支配，更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也就是今日史學通稱的“近世社會”、“近世國家”、“近世日本”，由此建立。 然而，這樣的一個結果，或許並不是一直都那麼受所有人喜愛，不論是在當時，還是西元1870年代以後，甚至是1945年以後。依靠征戰建立並以軍事官員階級集権制來維持的“近世國家”，也是在300年後的另一場激烈而強硬的運動中被打倒的。 “佛滅”這個詞作為口語中大恐怖、大劫難的意味，據說由此推廣開來。 信長也被普遍認為確實夠離經叛道。不久之後，本與織田家有聯姻的武田信玄，他當時已經是全國最大的大名之一，聽聞覚恕法親王的泣告，譴責信長是“天魔變化”，以“護法”、“興佛”的名分向他開戰，果然在元亀三年（1572年）冬向南攻入德川家康的領地三河、遠江，從中山道奪取了美濃東部的要衝岩村城。城主遠山氏的遺孀、也是實際上的城主於艶之方（信長的姑姑，日本謂“叔母”，即“おばさん”，“歐巴桑”）投降武田家。身在岩村城中，原本過繼給遠山氏的信長五男御坊丸（勝長），也落入武田家手中。佛教文化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許多大名政治的思想基礎。武田信玄本身就算是一個受過戒的修行人，“信玄”是他的法名。信長則針鋒相對，乾脆在回應信玄的信中落款“第六天魔王”—— 欲界第六天，即“他化自在天”，第六天的魔王波旬，又名“自在天王”，奪人造化以娛樂。儘管信長的這一表述可能有多重意思，例如說“奪人造化”只是表明他敢於迎戰號稱兵強馬壯首屈一指的武田軍，但經過並不信佛的佛洛伊士的傳播，這在後世被傳為他以魔王自命，特是要幹些同別人的品德觀對立的事。
同樣伴隨的爭議，就是作為執行者的明智光秀，當時到底是怎麼看待信長這些所作所為的。但無論如何，光秀參與了戰後對延暦寺所有財產的處理，負責沒收各處寺領。比叡山及周圍所屬的土地被一分為四，信長將琵琶湖西岸滋賀郡一部封給光秀。光秀在此建築起坂本城，作為新居城和要塞，扼守湖西連接北国和京都的道路。 完整内容见blog 夏夜竹林（简体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