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早晨半梦半醒之间想起了我的外婆。因为想起了外婆给我做的糯米饭团，说是饭团实际上是一种长条形的糯米卷。里面卷上的是芝麻和白砂糖。这种糯米饭团是外婆家乡里的早饭。外婆是南京人，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还记得她亲口告诉我南京遭到日本屠杀时，她作为一个小孩子和大人们“跑反”的记忆。在往农村跑的时候她掉进了农家的土粪坑，那种粪坑和泥巴地相差无几，作为一个孩子在那种匆忙的逃亡时刻很难分辨。她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一把就把她抱起来了。她说天气很冷，但是也只能将身上的棉袄脱掉，扔掉了。后来我看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才知道那是在12月份，确实是在冬天。我想外婆“跑反”的原因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吧。1937年12月，这样推算外婆也就是四五岁的样子。至于她说的把人绑起来拉成一排一排的去长江边上枪毙，红色的血液把江水染红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所见还是听闻了。因为总觉得四五岁的孩子好像是不能看到那么残忍的现场画面的。
    外婆和外公都是南京人，外公在铁路上工作，是一名技术相当精湛的焊工。之后好像也做过工会主席这样的领导。外公13岁就开始工作，一直到退休之后还工作了很多年。外公一只耳朵是聋的，他说是当年在城门没有向日本人行礼，被日本人一巴掌给打聋的。由于在铁路上工作，他们的家根据工作不断的搬迁，从南京去了蚌埠，从蚌埠又到了合肥。
     而从我记事起外公外婆便住在一栋前后都有院子的红砖房子里。那也是我觉得最理想的居所。小时候我觉得房子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前后的院子，简直是天堂。前院有一棵像腰一样粗的榆树，所以即使在盛夏，太阳也不会直辣辣的晒下来。而最得我心的是大榆树旁边用干树枝子架着的一棵葡萄树。夏天开始，葡萄藤子就一下子爬满了架子。我和我的表兄弟表姊妹们就都盼着秋天结的葡萄。葡萄通常都是很酸的，也不大。所以我们只能剥好皮伴着白糖吃。如果哪一年葡萄特别甜，那真是比中了彩票还要高兴。前院子是不是还有些石头敦子和石头桌子，记忆模糊不确信了。后院子更是精彩，左边是一片空地，空地是专门用来洗洗涮涮的，所以一直是湿漉漉的，黑漆漆的地面上还长着深绿色的苔藓。空地的后面是一株一人多高的栀子树，花季到来的时候满树洁白。而且那种浓郁的香气简直让人无处躲藏。外婆有时候会摘下来一朵给我，但是一定会嘱咐我不要凑近鼻子去闻，因为洁白的花朵里面有很多比蚂蚁还要小的黑色小虫子，会钻进我的鼻孔里。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对那种花还是又爱又怕。哈哈。栀子树边上有几株矮一点的月季，月季开的不大，花瓣也是单层的并不繁复。粉红色的花瓣有时候称着白色的栀子，显得有点独树一帜的特别和孤单。院子右边的大片泥土地都被铁皮镂空的栅栏圈了起来，里面是一棵三层小楼那么高的柿子树，我们平时不太关注柿子树，倒是喜欢柿子树下面养着的几只笨笨的母鸡。现在把老土鸡叫笨鸡，其实真是形象，拖着圆嘟嘟的肚子迈着两条小短腿被孩子逗弄的土黄色老母鸡，看上去真是笨极了。这是一种很科学的种植养殖方法，鸡会吃掉落的叶子和柿子，然后鸡拉出的便便又是柿子树天然的肥料。鸡活动的地方虽然被圈子拦住，可是它们活动的地方还是很大，甚至有几只胆大的会扇动翅膀飞到树的矮杈上看看远方。柿子我不爱吃，可是我喜欢仰望它们成熟变化的样子。秋天的时候橘红色的果子在枝头总是很诱人的。舅舅们有时候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子，竹竿的最前头绑着网兜，竹竿捣下来的果子掉进网兜里面。栅栏边上倚着别家的墙是一张挺高的单面铁管做成的梯子。我的哥哥们会爬的很高坐在上面，我不知道上面的景色是怎么样的，其实也是期待的。
        外婆在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她不认得我，也不认得我刚出生的孩子。那时候外公也在几年前患病过世了。每天妈妈去给她做饭收拾家，那个家也已经搬到了一栋公寓的三楼小房子里，没有院子没有果树，只有一个逼仄的2平方的阳台。外婆的腿不能走，前几年得了脑瘤手术后就无法行动了。她坐在客厅的大藤椅上，脸朝着大门的方向。身旁的桌子还是那张在旧房子里的老方桌。桌上摆着干净的茶盘，玻璃茶杯整整齐齐的排在茶盘里，上面盖了一方雪白的纱布。我帮她用小小的木梳梳理着短短的自然卷曲的头发，她的头发花白，她一生爱干净，甚至洁癖。她的头皮没有老年人的油脂气味，只有淡淡的洗发水的味道。她人生的最后几天是在养老院旁边的医院病床上度过的，她紧闭着双眼，时长时短的不均匀的呼吸着。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两手中间，她的手很温暖，手上的皮肤也不很皱，手背上有着不规则的斑纹。她的手指很干，很粗糙。那只手好像一个健壮的女人的手，手的力气应该很大，能够杀鸡宰鱼为一大家子做一桌子的美味佳肴，能够帮我们洗满满一大盆的衣服。那只手也很温柔，能够抱起年幼的孩童，抚摸着他们柔软的头发。我最后一次把这只温暖的手放在怀里，然后又轻轻的搁在白色的被子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