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时代的法学教师——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读品】93辑）
贺卫方：时代的法学教师——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怎么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第一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第一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第一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最后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完全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然而每个人都清楚江老师去职的显而易见的背景。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后，安排了江老师的讲话，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他。虽然没有记录，我还是能够大致记住他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学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出席会议的全体教师再一次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向老校长表达敬意……
这则日记曾经在一些网站上以“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长职务”为题刊登，在“法天下”网站上，一直是点击数最高的一篇文章。到今天，我再读，当天小礼堂里的场景仍然有如昨日一般清晰。想来有些后怕的是，假如江老师早两个月被免职，我当年会去向何方？算命的人喜欢说某人有贵人相助，江老师是否正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那位贵人？
五、外国法律文库
回到学界，当然要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经历了这次“下海”，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人必须有所不为，或必然有所不能。此后外面风云再变换，自己也完全不为所动，心如止水。除了在大学工作外，不再有任何旁骛之想。到研究所报到，连原来的办公桌都没有改换，重作冯妇，继续自己的研究和编辑工作。由于那场大事件的警醒，我个人的关注领域逐渐转向本国制度，尤其注意一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先是从历史入手，研究《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南宋时期的司法判决，并与英国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回归后的当年底，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之后，又跟夏勇、高鸿钧、张志铭、刘广安等同道合作，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权利观念以及维护权利机制的变迁与现状。我的研究对象是法官以及司法制度的现状，并结合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己私心也把这类成果作为向厚爱自己的江平老师以及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等的一种微薄的汇报。
1990年代中期，江老师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套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丛书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涵盖法学各领域的大型翻译工程。由江老师来领衔编委会可谓一时之选。江老师邀请了沈宗灵、谢怀栻、郭寿康、冯大同、余叔通等同辈学人以及一些当时还算青年学者组成编委会，又邀请了四位国际知名的外国比较法专家担任顾问。我忝列编委，并担任具体的协调联络工作。在这项持续多年的项目推进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向江老师请益，不断地接受他的耳提面命。当出现了某些困难，可以看到江老师是如何举重若轻地化解冲突，通过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加快各项工作的进程，最终让这套丛书能够顺利地出版。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史上，“外国法律文库”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对中国法律学术与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丛书。丛书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毫无疑问，江老师的努力推动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江平精神”
后来的岁月里，我很荣幸跟江老师多次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记忆中包括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法社会学会议、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岸法治建设研讨会、江老师担任会长期间的历次比较法学会年会、刘桂明安排的多次律师论坛、在孙国栋主持的《律师文摘》历次座谈会、在多所大学共同参与的学术讲座以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个场合，我曾经对于江老师的风范作了一点归纳。2004年4月27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仪式，授予江老师该所荣誉研究员，时任所长的老同学夏勇请我在仪式上讲点感言，我发表了如下讲话：
能在这样一个仪式上致辞，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我有多重的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江平老师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能为自己的老师在74岁的时候被聘任为法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表达由衷的祝贺，想跟江老师说：祝贺您，祝福您！
我相信很多机构都想和江老师发生关联，许多人都特别愿意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份敬意。江老师在中国的法学界、教育界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没有来由的，重要的是江老师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在思考这种精神，甚至也有幸亲身体会这种精神。过去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自己有机会聆听江老师教诲，感受他的魅力。1988年，我曾经在一间公司作一个业务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在那里待不下去，就找到江老师求助，使我很快地回到了学术单位。可以说，在那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是江老师把我又拉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每念及此，我总是对江老师心存感激。
我觉得江老师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可以说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个环节。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我们都记得他为保护学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他又如何想方设法与某些邪恶势力抗争。他有一句名言，他也常常将此题给他的学生们：“只向真理低头”。1990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的江老师度过60岁寿辰，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地为江老师祝寿。在祝寿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江老师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坚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叫《我们绝不动摇》。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深受震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
第二，江老师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群体，他们只是要为某种阶级服务，自身决无独立的品格。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品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要面对的考验。江老师是著名学者，他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民商法，还在其他的许多领域，近年来尤其关注宪法问题。江老师意识到民法得以具有生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政环境。江老师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辈子研究宪法的学者，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显示了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
第三，江老师热情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在他70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积蓄，宣布成立“江平民商法学基金”，对于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出的学子加以表彰。同时，江老师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给各种各样的人讲课，这些人都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民商法的知识，还了解了江老师的精神，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认为江老师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后学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江老师内心充满着对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江老师也和年青人有同样的热情，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那样的精力充沛让年轻人也自叹弗如。今天，这样的仪式让我为江老师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也不免让我对于未来有一份企盼，希望将来我七十四岁的时候也能够受聘成为法学所的荣誉研究员，也有江老师这样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有江老师这样的精神。
一转眼，这次演讲已经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2007年，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的祝寿会上，江老师专门谈到过“思之精神”，这里我愿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讲话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补充。
首先要补充的是，他极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无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传播法治理念与知识的事业中。记得江老师曾经谦虚地说自己不是法学家，只能算是法律教育家。了解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何等认真而虔诚。无论是在哪里演讲，他都认真地做准备，绝不敷衍塞责。到了台上，他总是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讲授内容丰富而生动，令所有的听众都为所获得的知识与思想上的收益而兴奋不已。记得2007年5月，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宋振江律师在邯郸举办“燕赵律师论坛”，通过刘桂明邀请江老师为河北的律师就物权法发表演讲。10日下午六点，江老师刚从外地讲学归来，刘桂明和我就到他的楼下接他，马上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邯郸，草草吃了点东西马上就与当地的一些律师座谈到深夜。次日上午演讲三小时，不要说律师们，我也通过这三小时的听讲而进一步理解了物权法的原理及其在中国的独特困难。午饭后江老师立即赶到火车站乘车回京。在北京西站早有政法大学的学生等候，直接接到位于昌平的法大校区，匆匆忙忙吃了个汉堡包，就来到了学生辩论赛赛场，精神抖擞地为辩论赛进行点评。这样的节奏即便是年轻人恐怕都吃不消，但是这位77岁、一只腿还是假肢的老人却马不停蹄、一路奔波下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江老师尊重他人、尊重规则的风范。无论参加怎样的活动，江老师都会准时出席。在规定了发言时间的会议上，他的讲话从来都会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实际上，大家都特别期待他能够多讲一点），绝不拖泥带水。有些人——特别是某些知名学者——参加会议仿佛是一种对其他人的赏赐，讲完话立即走人。但是，在我也有机会跟他一起参加的会议上，江老师从来都是自始至终地认真开会，认真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在服饰方面，江老师也给予特别的注意。在重要的研讨会或仪式化的场合，他永远是西装领带，仪表庄重。记得在某大学校庆时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年轻学者上台发言，衣着过于随意。江老师马上悄声跟我说：“在这样的场合，如此衣冠不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那郑重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中国的未来
这些年来，江老师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治学领域，并作为法学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地开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许多人都记得他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之间的多次公开对话。很明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遭遇到的困难的越来越凸显，经济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学的知识和政策加以解决。1990年代中期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经济学家积极地组织开展对于政府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吴敬琏先生也在不断地强调仅仅依靠市场法则并不能带来合理的市场经济；一种足以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法治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法学家的江老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呼吁，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其中基本的宪政和法治正是题中应有之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频繁地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也是江老师超越法学，越来越经常地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发出独立声音的大背景。
后学们当然也受到这样的精神的感召。我个人由于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今的司法改革，因此也不得不触及到那些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和意识形态因素。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上频繁发言的结果，也会跟更多的社会问题发生关联，作出回应。这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自己与江老师间接或直接地合作、发声以及互动。例如关于律师政治参与的倡导，关于“《冰点周刊》事件”的公开信，就废除劳教制度的共同呼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江老师也在关注我，支持我，有时也担心我。
2006年3月4日，我参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的关于改革方向与途径的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真诚而直率的讲话。4月下旬，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上全文泄出，酿成轩然大波，俗称“‘新西山会议’风波”。左派人士如获至宝，抓住我的讲话不放，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讨伐文章。主持会议的高尚全先生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后来也不得不屈从，说某个学者在会议上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后来见到江老师，他也关切地问起我相关情况，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老师所持的立场较我要更温和，叮嘱我注意所提主张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确信，所谓渐进温和的变革路线或许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行动意义上固然应该温和，但是在学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当历史和逻辑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某种道路已经完全走不通，学者还虚与委蛇，出于策略的考虑，把言与行、名与实相分离，后果会不会更糟糕？
第二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又引起很大反响，左派人士在北京和杭州都举办过声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成为一条合理的道路？在谢韬先生和江老师都参加的一次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会议上，我也坦率地谈了心中的顾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我们心中明明知道那个旗号指向的是一条不通之路，却还是不说透，只是在旗帜之下把其他货色改头换面地塞进去，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么？为什么在其他民族中，有些具有吸纳一种学说中好的因素去改进制度，同时又足以拒绝其中有害因素的能力，有些则是当经验已经证明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时，具有幡然醒悟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视真理与现实，一味地沉溺在某种观念或主义的谬误中，缺乏基本的纠错能力？这跟我们知识界本身的缺陷是否也有一定的关联？也许自己遣词造句上有些过于直截了当，隐约觉察到一些老先生们有些不满的表情。
江老师怎么看呢？好像后来某个私下的场合我曾经跟他请教过。尽管他对于我的激进看法有足够的宽容，不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话题还是让他有一点不安。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历尽磨难，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主流学说由于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吸收而具有了某种活力。我猜测，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变革就会顺理成章。时机未到，社会条件不成熟，贸然提出过于激烈的观点，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姑且不论，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江老师内心里还是认同谢韬先生的观点，确信现行体制有脱胎换骨的内在转换机会。不过，江老师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怎样，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确认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有几分敏感的问题。
八、“信是明年春风来”
去年11月，江老师突然发病，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我曾和刘桂明、龙卫球一起到医院看望过。那时还没有手术，江老师却已经恢复得很好。听说刚发病时，居然说不出话，我心中很沉重。假如江老师不能说话，那简直是比贝多芬的耳聋更大的痛苦呢。后来知道手术很成功，除了打过一个问安电话外，自己也不敢多打扰他术后安静的调养生活。如今，在石河子的街头上，我不禁惦念：江老师情况怎样了？
7月中旬，回到了北京，参加在中国检察官学院举行的比较法学会年会。甫进会场，远远地就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老师，风采依旧，讲话还是那样既有清晰的条理，又激情不减当年，心中宽慰了许多。次日晚，承蒙浙大钱弘道君美意，在江老师家附近安排了一个饭局，又可以饭桌上听江老师谈时局，说学问，忆往事。不过，那天晚上，江老师谈笑风生之中，几次说到自己老了。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这场病也许对他的心理有某种负面影响，从前极少听到江老师发这样的感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以江老师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是乐观开朗的性格，八十初度——用比他还年长几岁的张思之先生的话，叫做“进入‘八零后’”——之后，一定会以他一贯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的事业继续前行的！
“信是明年春风来”。这是在人生经历最苦难岁月时，江老师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边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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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最后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最具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怎么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完美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第一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第一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第一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最后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完全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完全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然而每个人都清楚江老师去职的显而易见的背景。官方文件宣读完毕之后，安排了江老师的讲话，全体教师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欢迎他。虽然没有记录，我还是能够大致记住他的讲话内容。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象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学校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出席会议的全体教师再一次用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向老校长表达敬意……
这则日记曾经在一些网站上以“江平教授被免去校长职务”为题刊登，在“法天下”网站上，一直是点击数最高的一篇文章。到今天，我再读，当天小礼堂里的场景仍然有如昨日一般清晰。想来有些后怕的是，假如江老师早两个月被免职，我当年会去向何方？算命的人喜欢说某人有贵人相助，江老师是否正是我生命历程中的那位贵人？
五、外国法律文库
回到学界，当然要继续自己的学术事业。经历了这次“下海”，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胜任的，人必须有所不为，或必然有所不能。此后外面风云再变换，自己也完全不为所动，心如止水。除了在大学工作外，不再有任何旁骛之想。到研究所报到，连原来的办公桌都没有改换，重作冯妇，继续自己的研究和编辑工作。由于那场大事件的警醒，我个人的关注领域逐渐转向本国制度，尤其注意一种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司法制度的建立。先是从历史入手，研究《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收录的南宋时期的司法判决，并与英国司法制度进行比较。回归后的当年底，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之后，又跟夏勇、高鸿钧、张志铭、刘广安等同道合作，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中国权利观念以及维护权利机制的变迁与现状。我的研究对象是法官以及司法制度的现状，并结合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相关的改革方案。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成《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己私心也把这类成果作为向厚爱自己的江平老师以及我的导师潘华仿先生等的一种微薄的汇报。
1990年代中期，江老师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这套由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的丛书是1949年之后第一个涵盖法学各领域的大型翻译工程。由江老师来领衔编委会可谓一时之选。江老师邀请了沈宗灵、谢怀栻、郭寿康、冯大同、余叔通等同辈学人以及一些当时还算青年学者组成编委会，又邀请了四位国际知名的外国比较法专家担任顾问。我忝列编委，并担任具体的协调联络工作。在这项持续多年的项目推进过程中，我有很多机会向江老师请益，不断地接受他的耳提面命。当出现了某些困难，可以看到江老师是如何举重若轻地化解冲突，通过他巨大的个人魅力加快各项工作的进程，最终让这套丛书能够顺利地出版。可以说，在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史上，“外国法律文库”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对中国法律学术与教育最具影响力的丛书。丛书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毫无疑问，江老师的努力推动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江平精神”
后来的岁月里，我很荣幸跟江老师多次一起参加一些活动。记忆中包括在东京大学举办的国际法社会学会议、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岸法治建设研讨会、江老师担任会长期间的历次比较法学会年会、刘桂明安排的多次律师论坛、在孙国栋主持的《律师文摘》历次座谈会、在多所大学共同参与的学术讲座以及不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个场合，我曾经对于江老师的风范作了一点归纳。2004年4月27日，社科院法学所举行仪式，授予江老师该所荣誉研究员，时任所长的老同学夏勇请我在仪式上讲点感言，我发表了如下讲话：
能在这样一个仪式上致辞，我感到非常荣幸。在这里我有多重的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是江平老师的学生。作为学生，我们都能为自己的老师在74岁的时候被聘任为法学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表达由衷的祝贺，想跟江老师说：祝贺您，祝福您！
我相信很多机构都想和江老师发生关联，许多人都特别愿意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份敬意。江老师在中国的法学界、教育界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没有来由的，重要的是江老师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令人感佩。我一直在思考这种精神，甚至也有幸亲身体会这种精神。过去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自己有机会聆听江老师教诲，感受他的魅力。1988年，我曾经在一间公司作一个业务员，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在那里待不下去，就找到江老师求助，使我很快地回到了学术单位。可以说，在那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是江老师把我又拉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每念及此，我总是对江老师心存感激。
我觉得江老师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这种道德勇气可以说是延伸到他生活的每个环节。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我们都记得他为保护学生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他又如何想方设法与某些邪恶势力抗争。他有一句名言，他也常常将此题给他的学生们：“只向真理低头”。1990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的江老师度过60岁寿辰，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自发地为江老师祝寿。在祝寿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们都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江老师走路不太方便，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他步履的坚定，他用英文演唱了美国工会运动的一支歌曲，叫《我们绝不动摇》。看到这个场面，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深受震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脊梁，而江老师就属于这样的脊梁，而法治社会的建立靠的也就是这样的脊梁。
第二，江老师身上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群体，他们只是要为某种阶级服务，自身决无独立的品格。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然面临着政治威权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独立的品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要面对的考验。江老师是著名学者，他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民商法，还在其他的许多领域，近年来尤其关注宪法问题。江老师意识到民法得以具有生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宪政环境。江老师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困难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都超越了某些一辈子研究宪法的学者，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尊严，显示了面对政治以及商业逻辑所保持的独立品格。
第三，江老师热情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在他70岁的时候，拿出自己的积蓄，宣布成立“江平民商法学基金”，对于那些在法学学习和研究上成绩突出的学子加以表彰。同时，江老师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给各种各样的人讲课，这些人都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民商法的知识，还了解了江老师的精神，他博大精深的学问。我认为江老师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对于后学而言，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江老师内心充满着对生活和我们这个世界的热爱，他喜欢古典音乐，做格律诗，也是一个级别很高的球迷，对于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转播，江老师也和年青人有同样的热情，后半夜三点爬起来看球，第二天又兴致勃勃地参与学术研讨。那样的精力充沛让年轻人也自叹弗如。今天，这样的仪式让我为江老师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也不免让我对于未来有一份企盼，希望将来我七十四岁的时候也能够受聘成为法学所的荣誉研究员，也有江老师这样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有江老师这样的精神。
一转眼，这次演讲已经是五年多以前的事情了。2007年，在张思之先生八十华诞的祝寿会上，江老师专门谈到过“思之精神”，这里我愿意就自己理解的“江平精神”——在上面讲话的基础上——再做一点补充。
首先要补充的是，他极度珍惜自己教育家的角色，无私而勤勉地投入到教育和传播法治理念与知识的事业中。记得江老师曾经谦虚地说自己不是法学家，只能算是法律教育家。了解他的人都记得他对待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何等认真而虔诚。无论是在哪里演讲，他都认真地做准备，绝不敷衍塞责。到了台上，他总是精神饱满，神采飞扬，讲授内容丰富而生动，令所有的听众都为所获得的知识与思想上的收益而兴奋不已。记得2007年5月，河北浩博律师事务所的宋振江律师在邯郸举办“燕赵律师论坛”，通过刘桂明邀请江老师为河北的律师就物权法发表演讲。10日下午六点，江老师刚从外地讲学归来，刘桂明和我就到他的楼下接他，马上驱车三个多小时赶往邯郸，草草吃了点东西马上就与当地的一些律师座谈到深夜。次日上午演讲三小时，不要说律师们，我也通过这三小时的听讲而进一步理解了物权法的原理及其在中国的独特困难。午饭后江老师立即赶到火车站乘车回京。在北京西站早有政法大学的学生等候，直接接到位于昌平的法大校区，匆匆忙忙吃了个汉堡包，就来到了学生辩论赛赛场，精神抖擞地为辩论赛进行点评。这样的节奏即便是年轻人恐怕都吃不消，但是这位77岁、一只腿还是假肢的老人却马不停蹄、一路奔波下来，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
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江老师尊重他人、尊重规则的风范。无论参加怎样的活动，江老师都会准时出席。在规定了发言时间的会议上，他的讲话从来都会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实际上，大家都特别期待他能够多讲一点），绝不拖泥带水。有些人——特别是某些知名学者——参加会议仿佛是一种对其他人的赏赐，讲完话立即走人。但是，在我也有机会跟他一起参加的会议上，江老师从来都是自始至终地认真开会，认真地听取每一个人的发言。在服饰方面，江老师也给予特别的注意。在重要的研讨会或仪式化的场合，他永远是西装领带，仪表庄重。记得在某大学校庆时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年轻学者上台发言，衣着过于随意。江老师马上悄声跟我说：“在这样的场合，如此衣冠不整真是太不应该了。”他那郑重的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七、中国的未来
这些年来，江老师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治学领域，并作为法学界的代表人物，积极地开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许多人都记得他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之间的多次公开对话。很明显，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遭遇到的困难的越来越凸显，经济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经济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经济学的知识和政策加以解决。1990年代中期之后，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经济学家积极地组织开展对于政府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吴敬琏先生也在不断地强调仅仅依靠市场法则并不能带来合理的市场经济；一种足以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法治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法学家的江老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呼吁，现代市场经济离不开现代国家制度，其中基本的宪政和法治正是题中应有之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过去十多年间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频繁地交流与合作的大背景，也是江老师超越法学，越来越经常地对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发出独立声音的大背景。
后学们当然也受到这样的精神的感召。我个人由于主要研究方向是当今的司法改革，因此也不得不触及到那些制约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和意识形态因素。与此同时，在大众传媒上频繁发言的结果，也会跟更多的社会问题发生关联，作出回应。这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自己与江老师间接或直接地合作、发声以及互动。例如关于律师政治参与的倡导，关于“《冰点周刊》事件”的公开信，就废除劳教制度的共同呼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江老师也在关注我，支持我，有时也担心我。
2006年3月4日，我参加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的关于改革方向与途径的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真诚而直率的讲话。4月下旬，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上全文泄出，酿成轩然大波，俗称“‘新西山会议’风波”。左派人士如获至宝，抓住我的讲话不放，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讨伐文章。主持会议的高尚全先生也承受了很大压力，后来也不得不屈从，说某个学者在会议上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后来见到江老师，他也关切地问起我相关情况，我也趁机向他请教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江老师所持的立场较我要更温和，叮嘱我注意所提主张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只是我有些确信，所谓渐进温和的变革路线或许已经山穷水尽。或者说，行动意义上固然应该温和，但是在学理上需要更加清晰和明确。当历史和逻辑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某种道路已经完全走不通，学者还虚与委蛇，出于策略的考虑，把言与行、名与实相分离，后果会不会更糟糕？
第二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又引起很大反响，左派人士在北京和杭州都举办过声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成为一条合理的道路？在谢韬先生和江老师都参加的一次纪念李慎之先生的会议上，我也坦率地谈了心中的顾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如果我们心中明明知道那个旗号指向的是一条不通之路，却还是不说透，只是在旗帜之下把其他货色改头换面地塞进去，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么？为什么在其他民族中，有些具有吸纳一种学说中好的因素去改进制度，同时又足以拒绝其中有害因素的能力，有些则是当经验已经证明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时，具有幡然醒悟的能力，而我们却无视真理与现实，一味地沉溺在某种观念或主义的谬误中，缺乏基本的纠错能力？这跟我们知识界本身的缺陷是否也有一定的关联？也许自己遣词造句上有些过于直截了当，隐约觉察到一些老先生们有些不满的表情。
江老师怎么看呢？好像后来某个私下的场合我曾经跟他请教过。尽管他对于我的激进看法有足够的宽容，不过，这样直截了当的话题还是让他有一点不安。从不到二十岁开始，他就积极投身到这场以全新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虽然历尽磨难，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主流学说由于对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吸收而具有了某种活力。我猜测，江老师也许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更深刻的变革就会顺理成章。时机未到，社会条件不成熟，贸然提出过于激烈的观点，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姑且不论，更可能因为挑起很大争议而延缓变革的进程。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江老师内心里还是认同谢韬先生的观点，确信现行体制有脱胎换骨的内在转换机会。不过，江老师内心的真实想法究竟怎样，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当面确认一下。毕竟，这是一个有几分敏感的问题。
八、“信是明年春风来”
去年11月，江老师突然发病，在301医院住院治疗，我曾和刘桂明、龙卫球一起到医院看望过。那时还没有手术，江老师却已经恢复得很好。听说刚发病时，居然说不出话，我心中很沉重。假如江老师不能说话，那简直是比贝多芬的耳聋更大的痛苦呢。后来知道手术很成功，除了打过一个问安电话外，自己也不敢多打扰他术后安静的调养生活。如今，在石河子的街头上，我不禁惦念：江老师情况怎样了？
7月中旬，回到了北京，参加在中国检察官学院举行的比较法学会年会。甫进会场，远远地就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江老师，风采依旧，讲话还是那样既有清晰的条理，又激情不减当年，心中宽慰了许多。次日晚，承蒙浙大钱弘道君美意，在江老师家附近安排了一个饭局，又可以饭桌上听江老师谈时局，说学问，忆往事。不过，那天晚上，江老师谈笑风生之中，几次说到自己老了。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心。这场病也许对他的心理有某种负面影响，从前极少听到江老师发这样的感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以江老师良好的身体素质，尤其是乐观开朗的性格，八十初度——用比他还年长几岁的张思之先生的话，叫做“进入‘八零后’”——之后，一定会以他一贯的知识、智慧和勇气引领我们的法学研究、法律教育以及法治建设的事业继续前行的！
“信是明年春风来”。这是在人生经历最苦难岁月时，江老师洋溢着乐观精神的诗句，此刻仿佛在我的耳边响起。
本文刊于【读品】9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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