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文科、“慢就业”的一点感想 | 随笔
一、工作与价值实现 某次聊天，朋友开玩笑半对我说：“以后有孩子，还是让TA学理科好了，这样就不会那么痛苦。”我哈哈表示赞同。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电脑里还存着下午刚写完的阅读笔记，她的案头放着一套社会学家的全集，它们都是真实的。 大概一个多月前，一篇名为《一名非典型985毕业生的大学简史》文章在我的朋友圈刷屏了，不久之后，《大学空心病：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成了新的爆款文章，一夜之间，似乎全国人民都觉得北大学生“价值虚无”“抑郁症”“不想活”了。 当然，这种标签式的炒作让人厌烦，人们各有各的痛苦，凭什么认为985学生的痛苦就更高级，还值得大写特写呢？懒得跟风讨论。但是从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一阵子，就是很奇怪：原来一直想做学术的人（包括我）或许忽然就动摇了；而想找工作的朋友们，要么是在不断切换阵地，要么就是在旁人看起来似乎已经日落西山的纸媒中摸爬滚打着。这年头，文科生，“找”工作，为啥就这么难呢。 大学生的问题有其独特性。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尤其优秀”，而是在于他们特殊的处境，那就是：“不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生了，也不是像父母那样的中年人，而是在此之间。必须要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己，和一个充满界限的世界之间做出选择。这个选择非常简单和现实，其实就是一份工作，一个career。”而一个理想的状态是，这份工作能够让自己实现价值。 可是这太抽象了，什么叫实现价值呢？ 当然首先是“价格”，工资或社会地位要对得起自己的学历和所受的教育。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过教育来实现“向上流动”或者维持家庭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点的困难，“南柯太守”在《“预备中产”之殇》中已经提过了，作者说今天的优秀大学生相当于“预备中产阶级”，在已经接受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文化之后，却由于户口和房产的限制，无法顺利实现“转正”。 但是除了阶层流动之外，还有另一种自我价值。毕竟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意识到要把教育当投资，只权衡未来收益。在我看来，这方面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真正的“幻灭感”或者“精神危机”（如果有的话），或许更多的是来自于此。 人们试图在心理学或哲学当中找到病根子，进而将“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没有想做的事情”“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概括为“空心病”或“价值虚无”。但是在一场概念的营销和传播之后，仍然只是留下缥缈的印象而已。 这毕竟是一个契机，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与社会、劳动与个人尊严之间的关系。但抛开所有这些观念，这也关乎到我们如何理解受教育的自己和更广阔的现实。 二、在我们和法国的70后之间 布迪厄在《区分》（Distinction）的第二章，关注的是法国的“70后”，他称作是“受骗的一代”。高等教育普及的同时，学生的文凭遭到贬值，同等学历的就业机会反而减少了，整个社会中弥漫着一种“幻灭感”。布迪厄的具体分析很复杂，但在这一代人的众生相中，有几点十分引人注目，我觉得也是有助于我们跳出自身来理解自身的： 1、过渡：作为 "gap year" 的工作 “尽管他从事广告业，却继续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并且抗议说，‘这个唯利是图的职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一旦赚到足够多的钱能够保持经济独立时，就会放弃这个职业。’这类模棱两可的职业使得从哲学家到哲学教授，从画家到广告设计师或者艺术老师的转变被省去，至少被无限地推迟。这类转变要求人停止自我教育的投入，而是以一种新的身份投入职场。” 这样的选择，在今天的中国也丝毫不陌生，似乎可以看做是另一种形式的gap year。旅游，继续教育和找一份工作先做着，似乎都有相近之处。如何去理解这种选择呢？指责它庸俗或者闲得慌没有帮助。布迪厄敏锐地看到了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十分矛盾的关系。 在经济领域、阶层流动之外，高等教育意味着一种状态，是与社会存在张力的。它强调一种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就是continuing education，这种理念鼓励人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你永远有潜力变得更好，未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轨迹，你可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改变和提升自己。读完了本科还有硕士，读完了硕士还有博士，简言之，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无限的未来”，是属于青春时代的，属于艺术家的。 但教育的这个方面是与激烈竞争的系统截然对立的：毕业了就是毕业了，走出学校，意味着你准备好去迎接一个明确的职业生涯。 高等教育普及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布迪厄所说的这种“原本留给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特权”——也就是“拒绝界限”可能已经成为了更多人的性情倾向。但是在现实的妥协、博弈和权衡之中，“过渡状态”是同时能够实现教育回报和自我价值的可能方式之一。 2、出路？文化生产的“新职业” “奢侈品、文化或艺术手工业或商人、成衣店的管理者、卖撕掉商标商品的专卖商卖外国服装和珠宝或土产的商人、唱片商、古玩商、室内装饰师、设计师、摄影师、或者时髦的饭店老板或酒吧老板、外省陶瓷商、先锋派书商，全都致力于将娱乐与工作、奋斗精神与业余爱好之间的无差别状态，即大学生状况的典型特征扩展到学校教育之外。” 在布迪厄时代的法国，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如同今天食品、健身、互联网行业乃至网红群体的创业热潮一样。 这些的“position”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们是崭新的、前所未有的。但也恰恰因为此前没有，因而它的社会地位是模糊的，是可以被包装和定义的。其次，这还是一种”半”艺术家的状态。 如若如此，既能保持“学生时代的状态”，又能保证社会地位，职业选择的难题似乎有出路了呀。 但在犀利的布迪厄看来，这种职业只是向部分人开放的，是一种新型的统治工具。（唉cynic的老人家…… 为什么？因为这类职业所要求的，并不是“学历”的名义价值，而是学历之外的个人价值，比如社交能力、表现能力、人脉关系等等。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将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是因为已经拥有的社会资本。在那个时代的法国，这些东西往往并不是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家庭教育——也就是社会出身的结果。而大多数的民众阶级，是很难有这种机会的。 “这些职业中成功至少依靠出售者及产品带有的微妙洒脱的与众不同，也依靠商品的性质和品质。……这种具有强大的文化投资的新型手工业和商业预先倾向于为被学校淘汰的统治阶级的后代提供避难所，这种新型手工业和商业使得直接由家庭传承的文化遗产可以盈利。” 所以布迪厄认为，这样一种产业的兴盛其实意味着统治关系的变化，意味着符号暴力的新形式：“用天鹅绒的手套取代了铁拳”。统治阶级的子女通过制造消费需求来巩固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巩固自己职业的合法性，为自己创造了位置。这是一个自证的循环。教育民主化或许通过增加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本总量，使得文化消费的市场得以可能；但这个消费的真正繁荣，是生产和宣传的结果。 3、幻灭：一个21岁失业者的自述 “我总是干不太有意思的工作，于是我为了能歇几个月就存钱。总之，我更愿意歇着，不愿意陷于某种既定轨道。我没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放假期间我搞了一个假日郊外托儿所。后来我在德勒的一家报社找到一份工作，我当实习编辑……然而我与他们格格不入，我写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毙掉，我也拍照片，但在工作中有权力关系，我不好斗，而且我也不想争斗，六个月后他们不再给我工作，我离开了。 接着我被公共服务的神话迷住了，进入邮电部门工作，我当了分拣员，干了三个星期，我被逼得喘不过气来，我进入了一个我不了解的工作世界，让我震惊的并不是那些人，也许是他们的关系，搞揭发，丝毫也不团结，三个星期后我辞职了…… 接着我通过国家职业介绍所在一个牛肉调配机构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然后发生了拖欠所有人销售奖金的事，于是一场谩骂之后我走了，我在那儿呆了两个半月。9月，我收了一个月葡萄，然后又去国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我当了六个月的轻便摩托车运动员，这是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这是一件可怕的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在摩托车上彻底成了精神病，你感到他们全都盼着你死，我不干了，我厌烦了。 失业两个月后，我进了国家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被雇佣做假期工，我做电子预订，在那儿呆了四个月，然后离开了。因为我想在乡下生活，后来我一直都在那儿。” 布迪厄所说的“幻灭”，其最激进的表现形式就是主动选择“歇着”不工作，“试图通过全面的拒绝（total refusal）来保持个人与社会的完整性（integrity）。”而那些完整性，据说是只能在“有意思”的工作中才可以找到。 从一个角度看，致力于人“全面发展”的教育似乎在这里完成了它的使命：要去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完整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带来了幻灭的深层基础。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与社会之间还有另一重张力：前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并且总是试图在其范围内抹除一切等级的差异：毕竟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与此同时，现实的、社会的差别因素其实始终存在着，只是在学校系统中被掩盖起来了。 因此，教育民主化虽然是从严厉变得温和而具有包容性；但实质上是通过推迟危机的方式，来模糊了人们对于界限的感知：比如原来高中毕业就会遭到淘汰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才面对真正严峻的问题。而这就使得人们的预期与自身所处的现实产生了错位：everything good can be possible，所有的美好未来都是可能的。 在70年代的法国，布迪厄所观察到的这种幻灭感是以非常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的，从学校蔓延到家庭，从工作发展到全社会。就像这位21岁的年轻人，抱着“做有意思的工作”的想法，尝试了N种不同的工作，却发现自己与职场环境“格格不入”。如果说这还是对工作本身的挑战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歇着”，主动放弃就业，就是一种对社会运转前提——“分工”的质疑了。 不过令人替他感到安慰的是，毕竟存在一种“退路”：还能够、且愿意“回到乡下生活”。 三、关心的不是理科，是技术啊 文章最开始那个玩笑，有真有假：一种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教育（狭义的文科教育）是有代价的，因此难免有些时候，会向往一种懵懂的快乐。 不过这大概也是一种围城之内的想象罢了，生活的不容易，在哪里都一样，无论是否学术，无论文科理科，甚至无论阶级地位，总有自己的烦恼。没有哪里是净土，也没有哪里是地狱。 重新修正一下那句期待：但愿TA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又能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技”既可以是科技的技术，也可以是非常朴素的技能。 毕竟，随着技术的冲击，未来的世界会产生越来越多“不需要的人”，而他们在此刻的世界中，还相互隔绝着： 体力劳动者，完全处在大学生空心病的视野之外的一群人。技术的发展将会显而易见的减少这些岗位：传统的工厂会受到冲击，比如富士康对于机器人的大范围使用；服务业也无法幸免，海底捞已经在科大讯飞的发布会上表示，未来每个餐厅除了机器人，只会留下两名服务员了。虽然毋庸置疑，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便利，这篇文章的成稿就得益于语音输入法。 脑力劳动者（特别是文科指向）的情况并没有好多少，因为不创造狭义上的价值。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缩减教职，撤销研究所，日本大学的举措中已经展露无遗了，这是国家层面的考虑。 那么有价值的是什么呢？是技术人才。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有时是赤裸裸展现的，比如美国针对留学生的区分政策，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在就业和签证上的优势是巨大的，以至于想工作留美，不懂点CS几乎不可能。或许还有一些被视作是“无法被技术攻破”的人类技能，他们是什么呢？或许是某种形式的艺术创造力？我不敢妄言。
如果说读书至今有什么最大的遗憾，那就是对主宰我们生活的这一力量几乎一无所知。或许，未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做基础研究的人（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与计算机科学）；做技术的人；以及技术所服务的统治者（或者资本家）。这样一个世界很恐怖吗？可能会，但也可能很愉快，说不定，其他人玩游戏去就好了呢，就像黑镜第一季的故事一样。 但无论如何，文科与理科，体力、思想与技术之间的分离，并不应该是必然如此的。巴迪欧在美国大选之后所做的演讲中，呼唤对另一种道路的想象力，“劳动并不必然有贵贱。并不一定是诸如智力创造、导演、公务员等高贵的工作在一边，体力劳动等其他工作在另一边。对称号的专业化并不是永恒的律则，尤其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最后必须消灭。” 四、一点鸡汤 所以怎么办呢？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不是提供解答，也不是表明立场，毕竟我是一个连工作面试都没去过的人，谈这个太没资格。 之所以要写这么多，本来是想给同伴们鼓励与安慰，但布迪厄这老头儿如此犀利，真是让人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痛感。不过我想，描述痛感，不如走出个人的纠结，去看到更大的存在。这更大的存在是我们所面对的同一种现实，这个现实如此复杂、看上去如此难以撼动，但意识到我们在“共同面对”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安慰。 与此同时，我也相信个体策略性的空间一直都是在的。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工作愈发多样，对流水线和办公室的枯燥想象或许应该打破了；另一方面，那些坚持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离开学校之后还坚持“自我教育”和自我反思的人，在30岁之后依然能够安静下来读书的人，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我记得在大三的时候，一位高中同学兼大学同学告诉过我，社会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当你发现自己的苦恼只是结构性现实的一部分。一想到许多人也与你分担着同样的苦恼，似乎就不会那么悲伤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且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最后，我还想起一句话：“接受最好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做好一个普通人。”写完了这篇文章， 还是要去过好自己的日常生活。 —————————— 关于技术与crafts的思考，参见对桑内特《匠人》（craftsman）的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