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精英的舆论泡沫”？美国大选后我们需要怎样的公共传播

本文2016年12月25日发表于《土逗公社》http://tootopia.me/article/2571 美国大选过后，媒体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报道即将就任总统一职的川普的言论？当然早在川普竞选期间，这就已经是一个问题。大嘴川普甫一出现就以大胆和强硬之姿无视和打破包括政治正确在内的各种基本社会共识。客观公正平衡地呈现竞选双方的观点是媒体的报道准则之一，对川普，媒体自然也应该秉持这样的态度，不管其观点本身正确与否、符合该媒体立场与否，媒体本身似乎不应该去下判断，而稍有倾向，即可能是所谓的“立场先行”。这也是此次大选中众多川普支持者所指责的，主流媒体集体为希拉里背书，主流媒体被民主党所控制，最后川普胜选，主流媒体死于自己制造的舆论bubble里。云云。 有一种流行且简单的做法是，平衡呈现双方观点就好了，读者自有判断。就像大选，竞争双方辩论完毕，剩下的就由选民去选择了。媒体不应做出过多引导，不应该有任何偏倚，也不应该有价值判断，无论其观点表达的是什么内容，不管再惊世骇俗，就算其言论本身是以打破社会文明底线而成为新闻点，也无论其言论有没有事实根据，只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标准，让读者“直面真实的世界”，这样还可以激发讨论和辩论。如今的读者也不需要任何“导师”，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否则岂不是让大家生活在舆论的bubble里？就连希拉里在败选演讲里也说“we owe him (Trump) an open mind”。然而事情是这样简单吗？ "直面真实世界"为什么错？ 对于媒体来说，这样的报道观至少犯了四个理论错误。 首先，这种“呈现真实世界”的想法认为媒体可以如镜面搬真实反映客观世界。媒体应该公正、中立和平衡的报道新闻事件和呈现不同意见，是被广泛承认的新闻客观性原则。这种“客观主义”的来源之一是“镜面理论”，即认为媒体可以如镜面般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然而这个理论遭到了诸多批驳——媒体呈现的只能是“符号真实”或“社会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媒体不仅不可能完全把握和还原客观真实，而且其报道使用的事实或观点来源、内容选择、信息呈现方式、语言、图像、符号，等等，都已经有意无意地使客观真实经过了重新解释和编译。媒体这面镜子并不是平面镜，而是变形的镜子。 第二，这种报道观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即媒体对受众、对社会的影响是单方面的，媒体也可以跳脱和超然于其建构的社会观念之外，相对稳固地把握一定时空的真理，提供它所把握的“客观真实”给读者，由读者自行理解和判断，且不受读者如何消化这些所谓的“客观真实”的影响。 然而，由上面第一个观点推进，媒体在对事实和观点进行重新理解、选择和编译的过程中，实际上建构了一个“社会真实”。媒体不是客观真实的反映者，而是社会真实的建构者。进一步，媒体自身也处在其建构的社会真实中，它是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是一部分社会真实。媒体与它自己建构的社会真实有着复杂的互动机制，它在试图接近“客观真实”时，不可避免地受到自己构筑的“社会真实”的影响和反馈。媒体自己会成为其建构的社会真实的一部分，并不断地再呈现和再建构自己构筑的社会真实。 第三，“客观”本身值得反思。媒体不能完全把握客观真实，并不意味着要否认和放弃媒体秉持着公正中立平衡的原则去接近客观真实的努力；而恰恰相反，客观性报道原则意味着媒体不能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只是忠实记录和传播那些直接被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是要在这个结构复杂的社会中，发掘和解释这些表面的“客观”之下的被隐藏和误解的东西。比如，你更容易听到一个高层政治家的声音，还是一个失业母亲的声音？当建立在错误事实上的观点成为一种代表性现象，媒体只是“客观地”去记录这个现象吗？如果这个社会本身是建立在一定权力结构上的，能够被看到和听到的东西是全然没有价值取向的么，是客观的么？甚至，媒体自身所使用的语言、符号是不是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反映呢？当媒体只是像镜子一样去“客观”反映它的时候，真的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客观”而没有落入到某种价值取向的逻辑里吗？这种“客观性”报道反而蒙蔽了真实世界。 第四，“平衡地”摆出不同意见和观点，由读者自行判断的报道观，是对“观念的自由市场”这一理论的片面理解和错误应用。“观念的自由市场”借用了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广泛而充分的思想竞争”，让真理和谎言在同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和辩论，真理自然会胜出。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和新闻界的“观念的自由市场”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即相信人的理性。然而，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已经受到了挑战：“人不总是理性的”，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也不是可以全然依赖的。观念的自由市场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人们总是去选择且愿意相信符合自己的想象或价值观的东西，情绪化和戏剧化的消息更容易传播，谣言总是跑过真相，等等。真理真的可以永远胜出吗？另一方面，这一概念的借用完全顺理成章吗？真理，或好的观念，如同经济利益一般，是客观的吗，是相对不变动的吗，是可感知的吗？ “观念的自由市场”是新闻自由至上主义的基础，认为凭借“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自我调节，从而反对政府规制和对言论的限制。这个理论更多对应的是整个新闻市场，以及权力机构与新闻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某一个媒体以及媒体本身的立场和信念。它强调的是不同立场的媒体可以在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不因所持立场和观念而受到打压，从而共同形成一个自由和充分竞争的“观念市场”。一个媒体没有义务在某个社会事务上保持绝对的中立。 不同的观点应该如何呈现呢？在何谓真正的客观平衡报道的实践上，媒体犯的错误不算少，我们来看个例子。 关于人为气候变化的辩论至今不绝于耳。在这个有争议的议题上，媒体应“平衡”报道支持和否定气候变化的意见，美国媒体也确实是这么做的。Maxwell T. Boykoff等学者200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88年至2002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载的有关气候变暖的3543篇报道中，大部分(52.65%)文章基本均衡地呈现“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与“自然因素波动导致气候上升”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只有5.88%的报道专门陈述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的作用，还有6.18%的报道强调对人为气候变化论的怀疑［1］。 然而，这种报道上的平衡实际上形成了“信息性偏见”（informational bias），科学界关于气候变化的共识没有被呈现出来［2］。不光美国，英国议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2014年发布的《气候科学传播（Communicating Climate Science）》第八次报告发现英国媒体犯了同样的错误，且对其它许多国家的气候报道有借鉴作用［［3］］。各国媒体对双方观点的“平衡”呈现，都没有处理一个重要语境，那就是自上世纪60年代起，人为造成全球变暖的基本理论经受住各种考验，反对者也没能拿出确凿科学证据反驳它。这一结论在科学界达到的共识程度是超过政界、商界和普通公众的争论的，政府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也是在这些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出台的。问题就出在，媒体对已证实的科学事实与观点性信息缺乏明确区分，很多报道呈现的不是科学事实，而是观点的对立。把科学事实、或权威科学机构的研究结论，与政治家或其他人物的观点混淆处理，观点经常被当作是科学事实。 媒体看似在同时呈现对立两方的观点，以让读者自行判断，但这是对科学事实的错误均衡。所谓平衡报道并不是机械地摆出双方观点，给予相同篇幅、同等播报时长；而是平衡、立体、准确地展示以及解释意见图景和议题语境。而美国媒体在气候变化上对双方观点在“量”上平衡展示的时候，科学界基本形成的人为气候变化的共识被呈现出来了么？这一关键的语境，是不是在这种机械的平衡中被蒙蔽了？这样的客观平衡报道无助于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他们也经常对媒体展示的各种来源的不同结论和主张倍感疑惑（上述《气候科学传播》报告显示70%的英国公众认为气候变化的媒体报道存在着彼此冲突的信息，令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这种“信息性偏见”就是媒体不对所见事实做恰当的分析和判断、所录即所闻的结果。 媒体判断与仇恨言论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川普否认气候变化了，当然这只是他无数不靠谱言论的冰山一角。当总统先生都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时候，当其言论本身是以出格爆冷、打破社会文明底线而成为新闻点的时候，当总统先生的重要观点和政策方向都在推特上以寥寥140字呈现、并伴以情绪化宣泄和虚假消息的时候，当其言论没有事实根据的时候，媒体应当如何“客观平衡地”报道川普及其支持者都说了些什么？ 同样的问题在英国主流媒体对脱欧公投的报道中也出现过，媒体面临着如何处理没有事实根据、或虚假事实与真实事实相混杂的观点。这些观点被重要人物说出，在宣传动员中被反复使用的，被相当一部分公众普遍认同，在社交网络上广泛流传以至于成为一种有代表性的现象。 比如，他们说，移民吃掉了福利、抢走了工作，接收难民导致了恐怖袭击，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性少数群体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云云。媒体就只是如实陈述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 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不只是如何客观平衡地报道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本身，这两个重大事件的政治动员直接涉及包括难民和恐怖主义在内的当下最重要迫切的全球议题，它涉及媒体平时应该如何报道这些重要论争。有人会问，主流媒体平时就塑造了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的印象，造成公众认为这是一种不需论证的事实，将其直接与某种宗教或种族挂钩；可主流媒体又反过来说这是偏见，要求大家克服，甚至是责怪支持脱欧的人或川普的投票者不反思自己的偏见。 这些偏见的形成的原因之一恰恰主流媒体没有在复杂的社会议题上做好解释性工作。这些右翼政客成功的仇恨动员中，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对移民、恐怖主义、宗教、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复杂纠缠的议题上，极易导致的情绪化解读、错误归因、背后更复杂的政治社会和历史因素、被表面现象遮蔽的逻辑链条，媒体除了报道发生了什么、人们说了什么之外，做了足够好的解释性报道了么？社交媒体为简化表达，情绪煽动、谣言流传提供了大好机会，而表面现象背后的东西总是需要更长的篇幅、投入更多理性和时间去接收。这只是对主流媒体的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快速阅读、数字阅读时代，更加清晰明了迅速地向公众呈现和解释议题的立体图景和深层次因果结构，而绝不意味着将它们作为客观现象不做思考不加批判地机械呈现。 平衡报道不是排斥媒体的主观性和判断，不等于抛弃价值观，不等于放弃文明底线，落入价值虚无的理性中立客观。更不意味着，要把突破底线的歧视、仇恨言论作为一个不加批判和审查的、无价值取向的事实来报道。 如果只是“客观平衡”地去展示成为一种现象的无事实依据的观点和出格言论，要给这种危害举个实际例子，不用远，就近在眼前，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那就是英国脱欧、川普胜利以及极右政党征用的仇恨动员，得以极其有效地扩散，并在其后引发的针对特定种族、宗教和性别群体的直接露骨的语言和人身攻击，以及更深远的影响——保守和封闭社会的回潮。这也是恐怖分子喜闻乐见的事情——制造恐惧、散播仇恨。 恐怖主义是一项残酷和暴力的行为，也是一个媒体现象和传播现象。恐怖主义依赖宣传和公共曝光来扰乱社会、引发恐惧、展示权力，也制造偏见、仇恨和分裂。这一机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来实现的。但媒体来说，恐怖主义是重大的、爆炸性和戏剧化的故事，更是公众须要知晓和正确理解的事务对。媒体应该展示恐怖主义渴望通过媒体来放大的恐惧、仇恨和分裂，还是极尽可能去化解和揭示其破坏机制，帮助公众超越狭隘的自我保护意识、超越自身的直觉和认识局限？这关乎媒体对这一事务的判断，对它的塑造，关乎媒体使用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关乎媒体责任和道德，关乎正确理解什么是客观平衡，关乎重新思考言论自由的边界。 媒体不光不能强化歧视和仇恨，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对自己的语言和信息传递形式有清晰的意识。 如前文提到的，媒体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和图像，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客观”。比如，在做移民和难民的报道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区别是什么？当使用“移民潮”这类看似中性的词汇，媒体有考虑它所携带的“数量巨大”的意涵吗？有区分讨论难民和经济移民吗？它会被受众有意无意地转译为“廉价劳动力”、“安全威胁”、“福利负担”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当难民成为报道中来自官方统计的“客观”数字和编号时，一个个生命个体有没有被去人性化和去政治化？当人们读到这些报道时，会不会像纪录片《海上火焰》中那些与难民垂死挣扎的海岸几尺之遥的海岛居民一样，无数次读到听到难民报道成为他们的平淡日常，但他们仍然“不知道”且“看不到”与他们的日常一线两隔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他们隔开的线，不是他们与难民之间短得可怜的物理距离，不是信息不畅通，不是他们缺乏同情心，而是媒体所使用的语言和叙述。 这就是为什么媒体要严谨和准确地使用专有词汇和称呼，要挖掘和讲述人性故事，要解释事件的缘由和历史，要提供必要的语境，对自己的符号、语言、叙述和报道形式有意识，必须更加谨慎拿捏和估量自己生产的意义结构。而这一切，都要求媒体必须要对自己呈现和讲述的事情、对社会图景有判断，它于当下的社会情境，于所针对的读者群，它们承载着什么样的意义，指向和塑造了什么意义，又可能被解码为什么样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Nassir Abdulaziz Al-Nasser会在2015年底的联合国“追踪仇恨（Tracking Hatred: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Hate Speech in the Media）”研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 “在政治、新闻及社交媒体上所使用的字眼都是有后果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仇恨言论的盛行将创造一个助长偏见、歧视和暴力的恶劣社会环境；针对移徙者和少数族群的蓄意‘妖魔化’和歪曲事实的报道只能加剧这一脆弱人群所承受的苦难。” 这也是为什么媒体和新闻界要思考仇恨言论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关系，思考媒体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污名化会造成成什么影响。 媒体应该怎么做？ 英国脱欧，川普上台，极右政党的扩张，意味着未来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反移民、反全球化、否认气候变化的观点，以及趋向保守封闭的政治语言，假消息不会少，煽动种族、宗教、性别偏见、歧视和仇恨的语言也可能有增无减，政客为了推进自己的议程，这些话语可能会越来越出格、激烈、博取眼球、噱头百出，媒体应该怎样去报道它？ 核实事实、审查歧视和仇恨语言是不让对方说话吗？是精英把持主流媒体以至于终于死于自己制造的舆论泡沫里么？恰恰相反，是主流媒体在竭力打破社交网络上那些不遵循事实、逻辑和道德规则的信息泡沫。 一个媒体没有义务在某个社会事务上保持绝对中立，但每一个媒体都有责任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并杜绝发表虚假事实，也有责任保证其发表言论符合基本文明规范。即便是为了激发讨论和观点交锋，也不能冒着强化偏见和歧视的风险，不能以伤害一部分受众为代价。由无数悲惨的历史教训和人道主义灾难而发展出的一系列写入许多国家的法律、列入媒体自律规范的新闻业操作准则，就是为了事前避免恶劣言语的发表。现在，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恪守这个规范，这不是事后来平衡或讨论的一件事。 大选后美国主流媒体确实反思了，英国媒体在脱欧公投后也反思了，结论是，他们太过于“平衡客观”，他们还做得还不够彻底大胆，没有能追平社交网络上那些假消息和煽动性的公共辩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媒体与传播教授Charlie Beckett对于报道川普言论的建议的第一条，就是要比以往更加清晰地确认它是不是有事实依据，并且事实核查应该呈现在标题和第一段里，不能在文章边栏或脚注上。媒体在川普时代已经不能抓着过时的客观性理念不放，而必须主动出击追求真实性［4］。也就是说，违背事实、逻辑和道德规则的言论必须放在充分的批判和反思的语境下来呈现和解读（但其实，这个建议也相当被动，这远不足以弥补川普对言论环境的损伤，对严肃媒体能量的消耗，媒体将大把精力花在琐碎的事实核查上，放在追踪川普在推特上没有逻辑含量但却“重要”的三言两语，媒体主动进行议程设置的注意力也被分散了——这里不得不多说两句，没有希拉里操控媒体，分明是媒体不得不被川普的低质量言论牵着鼻子走）。 主流媒体要戳破的泡沫，是探寻和呈现真实的底层，是去了解川普的支持者，并寻找与其建立有效沟通的方式，让好的内容抵达习惯在充斥着假消息的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的人们那里，并被他们接收，而不是放弃审视和判断而去直接呈现他们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甚嚣尘上了，也直接说明了“观念自由市场”的缺陷。 在保守封闭社会的开端，对于社会意见纷繁、议题背景复杂和重大危机的报道，媒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牢靠地抓住价值系统，需要专业主义，需要智慧、技巧、严谨和同情心，在每一个报道里面以专业不怠的精神，谨慎而有创造性地处理自己的语言、叙述和信息传递方式，寻找新的报道和沟通思路。这不应该是草率地交给读者去判断的一件事。 如果真如希拉里的败选演讲里所说：“We owe him （Trump）an open mind”，这绝不意味着接受以挑动族群对立和仇恨为胜选策略的川普那一套；open mind意味着与他们沟通，相信川普和他的支持者可以改变，也许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可以逐渐意识到，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是不应该被冒犯与被伤害的。 Reference: Boykoff, M. and Boykoff, J. (2004) Balance as bia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4 (2004) 125–136. ［2］ ibid. ［3］ House of Comm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2014) Communicating climate science (Eighth Report of Session 2013–14) 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314/cmselect/cmsctech/254/254.pdf ［4］Beckett, C. (2016) How do you report on something that isn't true? Dealing with Trump's tweets and other fake news. LSE Polis Blog. http://blogs.lse.ac.uk/polis/2016/11/28/how-do-you-report-on-something-that-isnt-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