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教授的逝去与永生

想起第一次知道托马斯 谢林教授，是在图书馆偶然拿起那本著作《冲突的战略》。一旦开始读，简单易懂的文字，惊艳的逻辑模型确实让人难以割舍，非得一口气读完不可。他解决现实问题的野心很明显，也非常鼓舞人心，为后辈提供了一个模拟世界解释世界的绝好工具。冲突的战略，这些模型已经不仅仅是应用在核武器威慑或者军事力量较量上。现在用来解释毒品问题，性别冲突问题等等问题，都有别具一格的穿透力。 一开始我很吃惊地发现，作为经济学家，谢林教授对于人类非理性的洞察异常深刻。比如，他能够深切认识到象征性事物和禁忌存在的意义与作用，这点在他分析核武器使用的文章中非常明显。根据剂量不同，核武器有完全不同的威力，小当量的核武器可能威力不及常规的炸弹。但是我们不会追究当量的多少，只会全面地禁止核武器使用。因为恐惧一旦使用了小当量的核武器，大规模的使用就再也无法制止。自然而然核武器成为了一种大家默认的社会禁忌。这种类似的机制，也同时存在于任何有关社会道德的问题上，比如大麻问题比如性别冲突问题，我们对安全感的非理性追求总会让我们忽略一些真实的细节。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可以非常自然地建立在这种理论之上，谢林教授也同时促进了分析社会学的发展。 记得刚刚接触博弈论的时候，我也同时刚刚接触到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理论。两个理论都颠覆了我曾经对世界的想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看起来不合理，但是确有其完善运作机制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经常不是永恒的，而是很多均衡中的一个。可能我们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一些手段，让这个社会从差的均衡变成一个好的均衡。比如说同性恋问题，差的均衡就是完全的禁止，通过道德上和法律完全压制同恋。而好的均衡就是合法化，消除歧视，让他们也能自由参与社会生产，为整个社会做贡献。一个繁荣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好的均衡的社会。但是这种均衡可能是脆弱的，会一直需要不断维护。 当人的逝去， 金钱和权利只会反衬并加深死亡的悲哀。相反，成就与思想让人对死亡心生敬意。大师的思想总会寄宿在后辈的口舌中，并不断进化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