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师成为校园霸凌的“帮凶”

我在小学的时候也经历过同学的欺负，但与暴力无关。
读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要求所有人不准去校门口的小卖部买零食，而且还规定了如果有人发现要向班主任举报。
这种检举之风，在我们的小学盛行。
有一天上午，我的同桌在我到了教室之前和周围的人说，昨天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大姐姐在校外买零食吃了，今天上午要去揭发我。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个玩笑，极力解释说真的不是我，你看错了。但是，他不相信，在上课的时候当着全班人的面举报了我。
班主任用严肃而又带着嘲讽的心态说，那么喜欢吃零食，那就奖励你打扫卫生。
全班哄堂大笑。
我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审判，趴在桌子上一直流泪。
当看到中关村那个小男孩的遭遇时，我想到读小学被欺负的同学，也会想到自己。
我现在回想这个经历，老师相信同桌的一面之词，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学习比我好，他家长和老师关系更亲近，所以老师就可以无视我的尊严，让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从那次经历以后，我处处小心，心里觉得自己比同桌要更低一等，生怕再受到无辜的惩罚。
而且我都会刻意地与那些受老师喜欢的学生保持距离，受到了欺负也不敢出声。
因为在我的当时的观念里，同桌就是对的，错也是对的。
这些根据家长的经济实力和自身关系远近程度而区别对待学生的老师们，本应该教会学生知书达礼，却给了一些学生特权，让好学生的可以看不起成绩差的学生，让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得到更多的重视，而作为家境普通的孩子就被老师贴上了弱势的标签。
当一些学生拥有了特权之后，他们就觉得自己用了权力去欺负其他同学。
最可恨的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老师和学校竟然可以轻易地用“一个过分的笑话”来推脱这一切。
试问，如果中关村小学被欺负的男孩子家里是某个高官的小孩，恐怕校长早就引咎辞职，或者是弯腰赔礼道歉。
而那个男孩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母亲对学校的控诉就只会被一个“过分的笑话”打发。
有一位中国妈妈移民到德国后，说德国幼儿园的老师根本不会因为家长的职业收入差异而区别对待孩子，对比在国内“有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老师就会注意哪些家长开的车比较好”，便对家境好的学生更加重视。
最可怕的是，有些教师甚至可以当着其他学生面骂自己的学生“笨”，给成绩差的学生“贴标签”。而那些受到歧视的孩子只好为自己感到自卑，忍受别人的欺负，甚至把这些当作是自己应该承受的。
“学校就是一个巨大的马戏团，里面的人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一个加拿大诗人在提到校园霸凌的时候这样描述。
”三六九等“的划分标准，有些和老师的歧视和缺乏责任心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些不负责任而且势利的老师存在，才会让学生之间形成了”等级”，不平等的班级地位又给霸凌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两千年前的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而对于有些“为人师表”教育工作者而言，却变成了“有类无教”。改变这个现状，或许要从每一个“势利”的大人开始，因为你的“势利”，在某个时候伤害的可能是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