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后的凤冠上为何没有凤？
中国人对于女性礼服最广为人知的概念，莫过于“凤冠霞帔”。不管是新娘还是后妃，凤冠已经成为了标志性象征。但很多朋友也许不清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模拟自然的“花树”才是中国女性礼服冠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那么凤又是怎样登上冠顶，最终独领风骚的呢？
文/扬眉剑舞 拍摄/新水令 示意图/燕王 2013年，隋炀帝杨广和萧后墓在扬州被发现，成为当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萧后墓中最吸引人的，便是一具腐蚀严重但保存完整的冠饰，被搬回实验室由陕西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始进行清理修复。经过两年的工作，今年9月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修复成果，并在扬州展示萧后的“凤冠”。
隋萧皇后出身于梁朝皇室，炀帝遇害后，流落叛军、东突厥，唐贞观四年归长安，历经四朝，去世后被唐太宗以皇后礼与隋炀帝合葬扬州。墓中此冠应是初唐贞观所制，是极其难得的唐代后妃礼服冠实物。 看过展览的朋友一定会觉得，那顶金灿灿的“凤冠”和我们想象中的皇后凤冠颇有距离。如果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件蹊跷的事，这顶冠上似乎完全没有“凤”的踪影？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后妃居最高地位的礼服首饰中罕有凤鸟存在，早期凤尚未完全成为高贵女性身份的标志性象征，而对自然环境元素的直接模拟，便成为了礼服冠饰的主要手法，头上往往是一派花草树木、鸟语花香、飞禽走兽的场景，其中最真正的核心组件就是由步摇发展而来的“花树”。 汉代皇后首饰采用假结（髻）、步摇、簪珥模式，魏晋南北朝陆续增加钿、博鬓，并将步摇改称花树。隋唐在汉晋南北朝以来各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花树、钿、钗、博鬓的组合模式，并且以花树、钿的数目区分等级。宋明添饰龙凤仙人，发展成极大型隆重的礼冠，但依然保存了花树、钿、博鬓的基本元素。一顶礼冠，历代叠加，延续上千年。
以花树、钿为核心的隋唐礼服冠
隋文帝即位后，参照损益北周、北齐和南朝服制，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其中用于祭祀、朝会、亲蚕等大礼的袆衣、鞠衣参照北周制度，首饰由花树、两博鬓组成，并通过花树数目不同区分等级（用于礼见皇帝、宴见宾客的次等礼服青服、朱服，则“参准宋太始及梁、陈故事”，“去花”不使用花树）。隋炀帝即位后，于大业元年诏吏部尚书牛弘等再次更定服制，皇后“首饰花十二钿，小花毦十二树，并两博鬓”，明确提及“钿”的使用，等级降差也略作调整。 唐代大体继承隋制，唐高祖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武德令》，以国家令文的形式第一次规定唐代礼服制度；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颁布《大唐开元礼》，在序列中记录礼服与首饰礼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也有详细条文。以上三种属性的令、礼、行政法典中关于礼服首饰的记载基本相同，其中皇后礼服首饰：“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钿钗礼衣，十二钿。”内外命妇服“第一品，花钗九树(宝钿准花数)，施两博鬓，宝钿饰。”…… 归纳制度原文可以了解，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可分为完整版和简省版两类，分别用于头等礼服和次等礼服，基本构件包括博鬓和数目不等的花树、钿、钗。 头等礼服，即皇后袆衣、鞠衣，皇太子妃褕翟、鞠衣，和内外命妇翟衣。适用于受册、助祭、朝会、亲蚕（从蚕）等最重要的礼仪场合。其首饰由完整版的花树、宝钿、博鬓组成。（单从令文看，按身份细分有又两种模式，皇后与皇太子妃为大小花树、左右两博鬓模式，内外命妇则为花钗、宝钿、左右两博鬓模式。）花树或花钗、宝钿的数目自皇后而下依品级递减，分别为十二、九、八、七、六、五，配置隆重而华丽。 次等礼服，为钿钗礼衣，即隋代的青服、朱服。适用于皇后、皇太子妃宴见宾客，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等相对次要性礼仪场合。其首饰也与隋代相似，仅保留数目不等的钿，是相对简省的首饰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文献里屡被提及的花树、钿、博鬓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首饰史中著名的大疑难杂症之一，由于以往没有宋以前后妃完整首饰实物出土，甚至画像、形象也罕见，对于中古后妃首饰的研究长期只能停留在文献层面。至于花树、钿的对应，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长期以来有着各种想当然的推测，讹误已久。萧后冠的出土，为大量不明首饰提供了依据。 下面就依次看看三者的形态。 【花树】：首先是最重要的花树。花树的具体指代，在长期以来的首饰史研究中，被视为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供养人头上极其常见，并且大量出土的一种花钗。通常两两成对，钗首为片状镂空纹样。
但若进一步细考，易知其相当牵强。首先此类花钗的流行时代仅在中晚唐，实物最早出现在西安、洛阳附近的中唐墓葬，壁画也是如此，仅是短期流行做法；其次其形态仅为金属片状，无有杂宝琉璃装饰，与文献形容不符；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花钗出现的场合均属于非礼服性的盛装，插戴随意，普通身份的插戴数目往往比后妃花树数还多。花树为隋唐最隆重的大礼服首饰，难以将其与普通花钗混为一谈。（《关于唐代皇后大礼服袆衣的复原推定》 ） （数年前在拟定唐代后妃礼服方案时，虽然对传统观点提出怀疑，但由于缺乏更符合的完整实物，只能勉强采用唐吴王妃墓中所出花饰为参考依据。如今萧后冠饰的出土，这个问题终于可以得到最终解决。） 我们再来看看新发现萧后冠的情况。在框架上装有13组花饰，每组花饰的基座包有一个直径3厘米的木质短柱，中有一根铜管为柄，其上伸出12根弹簧状的螺旋花柄。花柄首端为鎏金铜箔片制成的花朵，其中有玻璃花蕊、小石人、细叶等装饰，中央还有一朵宝花，恰好共13朵小花。中央宝花花柄穿过木座的钗脚可插于框架固定。
左：一株花树侧视，可见螺旋花柄、木短柱和下端露出的钗脚。右：13朵小花有多种样式，有些花心还立有小人。
若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新结论。 第一点，这种由螺旋花柄集为一束，可随步摇动的构件，即形制长期不明的北周隋唐“花树”，并且应源自于汉代后妃首饰中的“步摇”。 汉《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是一种在金属竖枝上缀金银、珠玉花叶片的首饰。步摇或源于中西亚，与桂冠同源，约在汉代传入中原，进一步流传至东北亚、日本，在整个亚欧大陆流行，学者们早已做过详细论证，不再赘述（详见孙机先生1991年发表的《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
步摇在汉代成为皇后、长公主等的最高礼服首饰构件，《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下》皇后谒庙礼服首饰“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雀)、九华(花)。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即在黄金山题（基座）上的桂枝以金、珍珠，缀饰花鸟，夹杂走兽，是高级配置，但没有出现身份等级的数目差降规律。魏晋南北朝大体继承了步摇的使用，“俗谓之珠松”。 到了北周，首次提出“花树”的概念，并且有了明确的数目等级降差，皇后花树十二，对应皇帝冕旒十二，以下数目依次递降，“后周（北周）设司服之官……皇后华（花）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数为之节”。 隋唐因袭了“花树”这一称谓，并对等级差异进一步细分。但从此次发现上看，隋唐式花树与汉晋式“步摇”开始有了不同，不再是在枝干上缀饰摇曳的叶片，而是直接将花朵装于可弹动的螺旋枝之上，依然可“随步摇动”，也确实符合“花树”之名。 如此一来，以往若干唐代命妇墓葬中出土的“不明花饰”也得到了正名，如湖北郧县濮王妃阎婉墓、陕西咸阳初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西安阎识微夫人裴氏墓、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均有出土数百件花朵、花蕊、花叶、珠宝残件，应当就是基座腐朽散落的花树花朵。裴氏冠和金乡县主冠还有在花朵上夹杂小人、鸟雀等饰件，这种做法到了宋代被大放异彩。 难得的是濮王妃阎婉墓，首饰残件中还有一件带基座的花树，形态做法和萧后花树很接近，而且花朵、花蕊形态也各不相同。
第二点，隋唐制度中所称的“小花并如大花之数”，以往常常被释读为“小花树数目与大花树相同”，即皇后有大小共24株花树。这种释读方案甚至也被后来的宋、明制度采用，明确注记“大小花二十四株”、“前后各十二株”。 但从萧后首饰中看，至少在隋至唐初，此句应解释为“每株大花树中的小花，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即皇后为12大花树，每树12小花。不过萧后冠饰中发现了13组花树，比当时皇后制度多了一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与李世民对前朝皇后特别礼遇拔高一格有关。 【钿】：除了花树以外，萧后冠上还发现了12枚“水滴形饰件”，用琉璃或玉石贝壳镶嵌出花型，四周镶珍珠，背面中央焊接插孔，被分为三排安装在框架上。这种饰件便是文献中所指的“钿”。唐人所说的“宝钿”，通常便指将各种珠宝、贝壳雕琢成小片花饰，镶嵌黏于金属托上金丝围成的轮廓中制成的装饰手法，是一种华丽装饰品。
“钿”之制至迟始自魏晋。魏晋在继承汉代后妃首饰假髻、步摇、簪珥组合的基础上，增加了钿数和蔽髻的概念，在假髻上装饰以金玉制成的䥖（钿），并且以䥖数区分等级，如晋制皇后大手髻、步摇、十二䥖，皇太子妃九䥖，贵人、贵嫔、夫人七䥖，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䥖，世妇三䥖。此制在南北朝至隋各政权被普遍沿用，并且等级进一步细化，内外命妇五品以上均以钿数为品秩差异。 唐制皇后、太子妃大礼服袆衣、鞠衣首饰仅提及花树，次礼服钿钗礼衣首饰提及钿，其余内外命妇大礼服翟衣则花树、钿并提。不过从萧后实例中看，初唐皇后礼服首饰很可能也有花树、钿并存的情况。
前文提到的几例唐代命妇首饰遗存中大多有钿出土，综合若干实例我们可以得知，钿的形态以尖头朝上的水滴形为多，也有圆形、心形等。一套宝钿可形态大小完全相同，如萧后例；也可两端宝钿尖头内收，如裴氏例、欧洲私人藏例；还可中央一枚与其余大小形态不同，如贺若氏例、保利例。也以各种珠宝琉璃甚至翠羽装饰。数目多者可排成三排，数目少者或仅一排置圈口上。 【博鬓】：最后是“博鬓”，博鬓的位置明显明确，其指代向无争议，即垂挂于头两侧的弧状饰件。隋唐博鬓通常呈长条S弧状，外端上尖内收，装饰方法与宝钿类似，嵌有珠宝，即制度所称“施两博鬓，宝钿饰也”，上沿有时还装饰以小花朵数组。
不过此次萧后冠饰的发现，为探讨博鬓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不像明代博鬓挂于圈口脑后左右，萧后博鬓插于圈口两侧靠近鬓上的位置，其原始功能也许与绑扎冠饰而垂落左右两鬓的织带有关，在北朝菩萨冠饰中很常见，首饰化之后成为金属珠宝制品。 博鬓的记载首次出现于隋，但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一件金饰，嵌珍珠、玛瑙、蓝绿宝石、蚌、玻璃，前端还保留了花结状饰，极可能为博鬓在北朝时已存在的初形。萧后博鬓与口圈相接处也有花形装饰，似为遗制。
左：北齐菩萨造像头部两侧绑扎打结后垂于鬓前的织物； 右：北齐娄睿墓出土博鬓，上端可见花结。
厘清了花树、钿与博鬓的形态，我们便可以在萧后首饰的基础上，对初唐皇后礼服首饰组合进行一次更加准确的还原。
首先由呈十字交叉的两道梁和呈环带的横箍组成框架。前侧三道箍上焊12枚插销，分别穿插12钿。框架上安装12花树，每树大花中有12小花。框架底口圈前侧装饰珠宝饰条，两条博鬓由尖端的插销自左右插入口圈饰条的套鼻中固定。（另或有12枚钗可插入发髻两后侧固发装饰。）
（需要说明的是，此方案与博物馆展示方案正好前后相反。由于冠饰出土时并未戴于萧后头部，朝向尚需识别讨论。修复方案将有钿的一面朝后放置，或许是受后世博鬓位置一般靠近脑后所影响。但此方案会导致所有装饰面朝后，考虑到圈口、博鬓、钿的装饰面应同向朝前，我们认为实际穿戴方向似应相反。至于博鬓位置的前移，或许正是其原始形态，鬓为额前左右侧，符合“博鬓”之本意，钿置于前也符合“蔽髻”之本意。）
添加了龙凤的宋明礼服冠
中国的礼服制度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惯性， 一项基本服制形成后，被记录在国家颁布的礼、令条文中，属于文明根本大法，往往能因袭上千年，涉及礼仪的服制多是如此，一般轻易不受朝代更替影响，后世更多是在如何释读和实际操作细节上做文章，或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就如宪法、基本法和法规、条例、修正案、释法的关系一样。作为最高级别的女性首饰，花树冠也不例外，但在千年历史进程中依然会不断叠加新的元素。 唐代礼令中后妃礼冠的基本制度是花树和博鬓，北宋初颁布的《开宝礼》依然照搬之。但北宋在隋唐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在冠上添加了龙、凤，有时直接称呼为“龙凤花钗冠”、“九龙四风冠”、“九龙十二株花钗冠”。如《政和五礼新仪》在唐礼令文后补充了一句，皇后冠服“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鬂，冠饰以九龙四凤。”；而妃制则将龙改为翚（五色雉），“首饰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翚四凤。” 不仅如此，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更丰富但不载于礼法的添加惯例。仔细观察历代宋后画像，可以看到除了基础的大小花株满布全冠，博鬓也增加为左右各三扇，饰以珠翠龙纹，垂珠结；冠顶所添加的九龙，包括左右八条小龙和中央一条大龙，大龙口衔穗球；四凤有时背乘仙女，有时数目还增到到九只；唐代花树间偶见的小人与鸟雀，则发展为浩浩荡荡的“王母仙人队”以及各种云鹤、鸂鶒、鹭鸶、孔雀，场面更加盛大和具体。
头戴九龙四风十二花株冠的北宋钦宗后，隐去添加装饰可见基础部分仍为花树与博鬓。
（此为侧视，仅可见五龙二凤） 北宋开封陷落后，帝后宗室以及全副冠服卤簿被掳至金国，冠服制度也被金人很大程度上照搬而去，在《大金集礼》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对宋制皇后礼冠极其详实的描述，与北宋末的皇后画像基本可以完全对应——
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宝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
明初后妃礼服冠基本继承宋制，皇后使用九龙四凤冠，妃使用九翚四凤冠。如洪武元年制“皇后首饰，冠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愽鬓，十二钿”。宋制令文之外的王母仙人队、云鹤等则不再添加。在实际操作中，也如宋代一般，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增加，或有失载于史的一些惯例。
左：《大明集礼》中绘制的皇后九龙四风冠，形态基本与宋制一致，口圈可见钿花。右：《明宫冠服仪仗图》中的东宫妃九翚四凤冠。
下：明中后期皇后礼服冠样式，凤数增加，花树成为冠体下部一周的装饰。上：定陵出土孝端显皇后九龙九凤冠（撷芳主人据实物绘） 中国古代的传统女性礼服冠，随着明代灭亡而彻底终结。虽然已经出现凤的踪影，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凤冠，依然与以上没什么直接关系。
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凤冠”
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礼服和常服。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汉晋式模式，包括衣、弊膝、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头戴传统花树礼冠。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时装衫、裙、帔子，首饰则随意插戴。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又比日常生活隆重，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工艺纹样繁复精致，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 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垂珠结，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左右一横簪之，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类似后世“吉服”的属性。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首饰尽管华丽，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衫、帔，而非礼服。
2001年陕西西安出土的宗女李倕冠饰，便属于此类盛装首饰，构件中有凤鸟两翅和上扬的两尾，中央有花饰，还有若干长钗，钗首装饰小型凤鸟。由于原始位置已被淤泥挤压变形，复原时长钗被安装为十字形，但原始插戴更可能为壁画所体现的横插式。晚唐五代敦煌供养人贵妇盛装中，也逐渐形成了此类中央大凤、花叶，以及左右横簪钗垂珠结固定模式。
唐代日常衫、裙、帔盛装，到了五代、宋发展为大袖衫、霞帔、长裙，并在北宋进入制度，成为后妃的“常服”。明初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后妃的大衫、霞帔“常服”制度，或称“燕居服”，头上所带的“燕居冠”，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盛装模式，其最核心的构成，便是各种类型的凤鸟，以及左右插戴的凤簪，簪首垂下长长的珠结。 明洪武初常服冠以各种类型的鸟雀区分不同等级，皇后用双凤翊龙、妃用鸾凤，以下各品分别用不同数目的翟、孔雀、鸳鸯、练鹊。不过不多时，朱元璋嫌礼制过繁，废除了帝王之下官员的冕服制度，相应也废除了皇后、太子妃之下命妇的传统礼服制度，洪武二十四年，将本为常服的大衫霞帔升格为命妇的礼服，冠制也进一步简化，统一为“翟冠”，各品级以翟数不同区分。翟即野鸡，形态上和凤鸟很接近。这样就形成了后妃使用凤冠，命妇使用翟冠的模式，延续至明末。 比如皇后的“双凤翊龙冠”：
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二朵。蕊头八箇。翠叶三十六叶。珠翠穰花鬓二朵。珠翠云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颗。金凤一对、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觜一副。
其标志性特征，便是中心大牡丹花旁的两只珠翠凤、头顶金龙，以及插在左右侧、口衔珠结的金凤。尽管相距六七百年，与盛唐墓所出盛服冠饰依然接近。其余还有大量珠翠云、花、叶作为辅助装饰，甚至还包括了礼冠冠里的钿和博鬓元素。
此制被一直延续至明末，和礼服所用的“九龙四凤冠”同时并存，而且也越来越大型，今人乍看已经很难准确识别属性。但明代在使用上依然区分明确，定陵出土两位皇后的四顶“凤冠”，其实便包括了两顶礼服冠和两顶燕居冠。 再如一品命妇的“五翟冠”
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个，珠牡丹开头二个，珠半开三个，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个，金翟二个，口衔珠结二个。
与皇后相比，命妇的翟冠将金凤改为金翟，珠凤改为珠翟，不同品级使用不同数目的珠翟。由于翟的形态与凤太过接近，民间口语中逐渐也用凤冠称呼翟冠。 到了清代，所有的传统宫廷后妃服饰，不管是礼服还是常服均消亡。但民间汉族命妇依然延续了明代翟冠传统，在结婚等大礼时穿着。并且不论是样式上还是称呼上，都完全改为凤鸟，“凤冠霞帔”也正式成为汉族女性婚礼服的代名词。如《清稗类钞》所言“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凤冠霞帔”。但此时霞帔已发展为一件褂子，也很难将其与唐代的原始样式联系起来了。
（发表：陈诗宇《从花树冠到凤冠——隋唐至明代后妃命妇冠饰源流考》《艺术设计研究》201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