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吃什么 · 农家篇
回到熟悉的环境,品尝到熟悉的味道,闻到熟悉的气息,慢慢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从来没有离开,日子历来如此,远方那本以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迅速褪色。大脑对于感觉的记忆模糊、不可靠,时日一久,事后的想象和彼时的现实搅在一起,难以区分。但对感觉的记忆又具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时过境迁之后,却能在受想行识的汪洋大海之中,超乎常理地辨析出曾经属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关于味觉的记忆便属于这种模糊而又神秘的体验。尝试异国他乡的食物,在味觉上带来的新鲜感会在最初几天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从味蕾到肠胃无声而无尽的抗议。试图用语言的描述来尝试囚禁这种鲜活的体验注定失败,但是正是这些好吃或者不好吃的食物,支持着贫穷或者富有的人,在世界炎热或者寒冷的角落,新陈代谢,繁衍生息。
肯尼亚得名于肯尼亚山,至于肯尼亚山得名于什么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最为广泛的猜测是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对于当地Kamba部落称此山为“Kiinyaa”(“神栖息之处”)的误写。当地人的神早已隐没在零星的迷信和传说之中,如今每个周日大大小小的教堂之中被敬奉之神是基督教的神。而旧神的土地上,那些世世代代皆在此生长的作物也被由世界各地传入的作物所替代。
我住在肯尼亚山东侧山腰一户农家里,后院里种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玉米和西红柿邻在一起——二者都来自中北美洲,屡经辗转,在非洲的土壤上相聚。这里所食的玉米是那种颗粒很大、口感硬实的品种。不管去哪户人家,总能看到妇女们坐在地上用手一粒粒地剥着玉米。左边堆着一大堆泛白的玉米棒子,右边一块褪色的塑料布上堆着高高的玉米粒子。在中华料理的世界里,玉米永远只是一个配角。但在这里,玉米却是无可或缺的绝对主角。
“无噶里”(ugali)是肯尼亚最为常见的主食,制作起来简单得惊人:把玉米粉倒入烧开的热水里,不断搅拌,太粘稠了就再加水,太稀了就再加玉米粉,差不多拌匀了之后,关火稍等,让玉米面团充分吸收水分、膨胀。然后从锅里拿出来,装在小碗里,倒扣在盘子上,然后,就可以吃了……因其寡淡无味,大多数外国人都不爱吃“无噶里”。但我却偏爱这种简单朴实的主食。因为“无噶里”内部通常非常干,所以其配菜多有汤汁,而“无噶里”的味道就取决于其搭配食用的炖菜。中国人每天吃的白米饭实为同样的道理。
话虽如此,但是论菜式的水平,肯尼亚的菜色是不可与中国菜同日而语的。烹饪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烤,牛羊猪肉,在街边小店,用原始的木炭炙烤之后,装在一个个小的油腻腻的保鲜塑料袋里,以抵御苍蝇的侵袭。来了客人,才从塑料袋里取出来,再在炭火上重新加温。而除了烤肉之外,属于家常的唯一烹饪方式就是大锅煮。
什么东西都煮在一起,再加盐,就形成了每天的吃食。根据锅里食材种类的不同,这些“菜色”也就有了不同的当地名字。直到我离开,我还没有搞清楚githeri和mokimo之间微妙的区别。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玉米和豆子,加上土豆或者香蕉的混合物。玉米意味着坚实的口感,豆子意味着恶臭且永无止境的屁。而香蕉在尚未成熟的更早阶段,煮在菜里和土豆几乎一样的口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而西红柿总是煮在各种菜里,化作背景的一缕难得的酸味,算是当地人除了盐之外,唯一的调味品。但它本身总是难觅踪迹,只剩几丝煮得蜷缩起了的皮。每个星期有一两次能够吃到牛肉的时候,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把牛肉随意切成小块,和细条的卷心菜加上西红柿煮成一锅。
当地人煮起牛肉来没有耐心,快火急煮的结果就是牛肉比玉米粒还要坚固,咬断之后竟还有一股血腥味。这道菜甚至没有当地话里的名字,想必是新近才形成的吧。
肯尼亚人好盐。几乎所有我一起吃过饭的当地朋友,抓起盐罐来就是不停撒盐。非但吃肉如此,连吃起青菜来也是这般。当地的蔬菜只有两种,一种他们称为“sukuma wiki”,通常简称为“sukuma“,是一种绿叶的无心的甘蓝。总之吃起来无比坚固,我曾经尝试用中国办法去清炒它,获得了惨痛的失败。当地人会用小刀,把整个菜削成不到半公分宽的细条,然后用水煮上很久,直到菜叶都服软了,再加上大量的盐,搅拌一下捞出来。另一种常见的绿叶菜当地人称为菠菜,但其体型比我们惯常所见的菠菜要大好几倍,烹饪的方法也和sukuma一模一样。但是大菠菜好像没有sukuma那么强硬,大家煮起来也不那么凶恶,反而吃起来口感要好不少。
其实就算走到小镇上,市场上食材也是屈指可数:西红柿、土豆、洋葱、卷心菜、sukuma、大菠菜,再加上每家每户都会种的玉米和香蕉,以及偶尔才会去买的牛肉,任取两三样,排列组合,放到锅里一煮,就算是一顿了。我最害怕的是当地人煮大米饭,没有一次能够煮熟的。为了掩饰夹生饭的口感,他们会额外增加水,然后把上述食材丢到饭里,再加盐,最终成品是一锅稀稀拉拉的“米饭”。我本以为我是亚洲人,对于大米饭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点发言权,可是人家只吃了一口我煮的白白净净的大米饭,就端起菜汤碗,把稀稀拉拉的汤汁浇在饭里。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暗自感叹:来自中北美的西红柿和玉米、来自南美的土豆、来自中亚的洋葱、来自西欧的卷心菜、来自古希腊的sukuma、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香蕉和来自东亚的大米,竟然完美地融合在非洲小山村的一口万用煮锅之中。这些地理上毫无关联的作物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高产。在喂饱肚子的动力之下,它们在难以辨析的历史之中,驱逐了当地那些原生在这片土地的古老的作物,变成了新的“传统”。
在来到这个肯尼亚山腰的这农家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每天所吃的这些东西竟然来自世界完全不同的部分。但正是这些食物,组成了彼时彼地之“我”的一部分;我所带去的酱油,则组成食物融合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些食物,连接起空间的隔阂,转化成文字,又连接起记忆与想象,在受想行识的汪洋大海之中,画出一条航路。
关于味觉的记忆便属于这种模糊而又神秘的体验。尝试异国他乡的食物,在味觉上带来的新鲜感会在最初几天迅速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从味蕾到肠胃无声而无尽的抗议。试图用语言的描述来尝试囚禁这种鲜活的体验注定失败,但是正是这些好吃或者不好吃的食物,支持着贫穷或者富有的人,在世界炎热或者寒冷的角落,新陈代谢,繁衍生息。
肯尼亚得名于肯尼亚山,至于肯尼亚山得名于什么就不是那么清楚了。最为广泛的猜测是最早的欧洲殖民者对于当地Kamba部落称此山为“Kiinyaa”(“神栖息之处”)的误写。当地人的神早已隐没在零星的迷信和传说之中,如今每个周日大大小小的教堂之中被敬奉之神是基督教的神。而旧神的土地上,那些世世代代皆在此生长的作物也被由世界各地传入的作物所替代。
我住在肯尼亚山东侧山腰一户农家里,后院里种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玉米和西红柿邻在一起——二者都来自中北美洲,屡经辗转,在非洲的土壤上相聚。这里所食的玉米是那种颗粒很大、口感硬实的品种。不管去哪户人家,总能看到妇女们坐在地上用手一粒粒地剥着玉米。左边堆着一大堆泛白的玉米棒子,右边一块褪色的塑料布上堆着高高的玉米粒子。在中华料理的世界里,玉米永远只是一个配角。但在这里,玉米却是无可或缺的绝对主角。
“无噶里”(ugali)是肯尼亚最为常见的主食,制作起来简单得惊人:把玉米粉倒入烧开的热水里,不断搅拌,太粘稠了就再加水,太稀了就再加玉米粉,差不多拌匀了之后,关火稍等,让玉米面团充分吸收水分、膨胀。然后从锅里拿出来,装在小碗里,倒扣在盘子上,然后,就可以吃了……因其寡淡无味,大多数外国人都不爱吃“无噶里”。但我却偏爱这种简单朴实的主食。因为“无噶里”内部通常非常干,所以其配菜多有汤汁,而“无噶里”的味道就取决于其搭配食用的炖菜。中国人每天吃的白米饭实为同样的道理。
话虽如此,但是论菜式的水平,肯尼亚的菜色是不可与中国菜同日而语的。烹饪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烤,牛羊猪肉,在街边小店,用原始的木炭炙烤之后,装在一个个小的油腻腻的保鲜塑料袋里,以抵御苍蝇的侵袭。来了客人,才从塑料袋里取出来,再在炭火上重新加温。而除了烤肉之外,属于家常的唯一烹饪方式就是大锅煮。
什么东西都煮在一起,再加盐,就形成了每天的吃食。根据锅里食材种类的不同,这些“菜色”也就有了不同的当地名字。直到我离开,我还没有搞清楚githeri和mokimo之间微妙的区别。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玉米和豆子,加上土豆或者香蕉的混合物。玉米意味着坚实的口感,豆子意味着恶臭且永无止境的屁。而香蕉在尚未成熟的更早阶段,煮在菜里和土豆几乎一样的口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而西红柿总是煮在各种菜里,化作背景的一缕难得的酸味,算是当地人除了盐之外,唯一的调味品。但它本身总是难觅踪迹,只剩几丝煮得蜷缩起了的皮。每个星期有一两次能够吃到牛肉的时候,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把牛肉随意切成小块,和细条的卷心菜加上西红柿煮成一锅。
当地人煮起牛肉来没有耐心,快火急煮的结果就是牛肉比玉米粒还要坚固,咬断之后竟还有一股血腥味。这道菜甚至没有当地话里的名字,想必是新近才形成的吧。
肯尼亚人好盐。几乎所有我一起吃过饭的当地朋友,抓起盐罐来就是不停撒盐。非但吃肉如此,连吃起青菜来也是这般。当地的蔬菜只有两种,一种他们称为“sukuma wiki”,通常简称为“sukuma“,是一种绿叶的无心的甘蓝。总之吃起来无比坚固,我曾经尝试用中国办法去清炒它,获得了惨痛的失败。当地人会用小刀,把整个菜削成不到半公分宽的细条,然后用水煮上很久,直到菜叶都服软了,再加上大量的盐,搅拌一下捞出来。另一种常见的绿叶菜当地人称为菠菜,但其体型比我们惯常所见的菠菜要大好几倍,烹饪的方法也和sukuma一模一样。但是大菠菜好像没有sukuma那么强硬,大家煮起来也不那么凶恶,反而吃起来口感要好不少。
其实就算走到小镇上,市场上食材也是屈指可数:西红柿、土豆、洋葱、卷心菜、sukuma、大菠菜,再加上每家每户都会种的玉米和香蕉,以及偶尔才会去买的牛肉,任取两三样,排列组合,放到锅里一煮,就算是一顿了。我最害怕的是当地人煮大米饭,没有一次能够煮熟的。为了掩饰夹生饭的口感,他们会额外增加水,然后把上述食材丢到饭里,再加盐,最终成品是一锅稀稀拉拉的“米饭”。我本以为我是亚洲人,对于大米饭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点发言权,可是人家只吃了一口我煮的白白净净的大米饭,就端起菜汤碗,把稀稀拉拉的汤汁浇在饭里。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暗自感叹:来自中北美的西红柿和玉米、来自南美的土豆、来自中亚的洋葱、来自西欧的卷心菜、来自古希腊的sukuma、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香蕉和来自东亚的大米,竟然完美地融合在非洲小山村的一口万用煮锅之中。这些地理上毫无关联的作物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高产。在喂饱肚子的动力之下,它们在难以辨析的历史之中,驱逐了当地那些原生在这片土地的古老的作物,变成了新的“传统”。
在来到这个肯尼亚山腰的这农家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每天所吃的这些东西竟然来自世界完全不同的部分。但正是这些食物,组成了彼时彼地之“我”的一部分;我所带去的酱油,则组成食物融合的历史的一部分。也正是这些食物,连接起空间的隔阂,转化成文字,又连接起记忆与想象,在受想行识的汪洋大海之中,画出一条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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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曜,勉之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16-12-19 15: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