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水走来
离开黑水的时候，恰是正午。黑水河在冬日的阳光下没有一点声音的流淌，两旁的山谷干热的挤走了所有可能的雨水，只剩下一片岩石般的贫瘠，几座房子零星的散布在山腰，在逆光下只剩下一个冷硬的剪影。
基塔指着一座山，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我说：“那山顶上，都还有人咯。”
我抬头一看，一排巨大的钢铁杆架着电网沿着山脊线蜿蜒而去，在电网后面，山顶处，几座房子若隐若现。
基塔的家在黑水，一座四川的小县城，和四川很多的山区县城一样，黑水沿着黑水河而建，蜿蜒的河道把这个小县城拉的很长。新起的钢筋水泥高楼和传统的石砌小楼相互穿插，构建了这个小城的风景。
基塔的家就在县城对面的山坡上，坐在家里的台阶往下看，两山夹一河的小城全在眼底。
和很多川西坝子一样，基塔家的村子很小，只有20多户人家。传统的川西，由于地势崎岖，交通不便，为了节约运送食物的劳动力，所以都会选择在靠近耕地的地方修建住宅。而又由于受限于耕地面积，所有集中靠近在耕地附近修建的房屋都不会太多，因此往往形成一个又一个小的独立村寨。
“在我们的小村子里，如果有人去世了，每户都会出一个人去山上砍柴，集中把人火葬。我今年刚回来砍过柴。”
基塔看我对村里故事很有兴趣，补充的告诉我。
在川西，由于长期遭受土匪或者外部村落的资源掠夺，为了抵御外部威胁，村里通常有较好的内部集体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因此川西传统的乡绅阶级长期选择住在条件较好的城里，这就给了村子里的团结以及自我管理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所以，你这样的新乡绅阶级，首先选择了离开村庄。”我笑着对基塔说。
基塔在成都最繁华的琴台路上开了一家民宿，民宿灯火烂漫，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我那是没办法，很小就得出去找活路了。”
基塔告诉我，早在90年代，黑水的年轻人便开始出去找“活路”，“活路”是四川话，这可以按照字面理解为找“生活下来的道路”，也可以直接理解为找“工作。”
黑水是人口众多的四川一个独特的缩影，自改革开放开始，取消了人口流动限制的中国实现了洪潮般的人口流动，从农区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这其中以人口密度最高的四川、河南、湖南等最为显著。在90年代，那些广州的四川帮、湖南帮足够让一个东部啼哭的孩子立马止住哭声。
在这些区域，最早爆发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仅仅靠农业实现果腹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的需求，人们只有选择把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去。
出生在东部沿海的我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明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直到我沿着基塔的手，再一次确认那看似贫瘠的连树都不长的山上，有着接近10座清晰的石砌楼房。
由于缺乏足够的草地，这些地方大都是纯粹的农业村。有限的土地上，曾经种满了洋芋、胡豆、番薯、玉米（番麦）。每一分土地恨不得被翻成两块，每一块泥土恨不得被磨成细末，以期最大程度的被利用。
洋芋、胡豆、番薯、番麦，这是四个有意思的作物，“洋”“胡”“番”，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直到16世纪左右，大航海时代给中国带来的大量新的作物，帮助我们重新耕作了干旱贫瘠的土地，才实现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
而如今，这些曾经靠着外来作物存活下来的人们，又在新一轮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下，首先受到了冲击。
首先受到冲击的人们毋庸置疑是痛苦的一代人，基塔说他曾经去过上海，在一个一晚上只需要十块钱一个床位的小宾馆里，住满了黑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天一亮，就背着装满藏刀、佛珠、小手工艺品的小包，穿梭在地铁站、公交车站、学校门口。
在90年代，西部的信息远没有今天繁多，对于西部和藏族的认识，往往只有西藏。
“所以我们当时都说自己的西藏黑水人。”基塔笑着告诉我。
在激烈挣扎的城市，这些年轻人少不了坑蒙拐骗，少不了干一些“三年不开张，开张管三年”的买卖。
灌满盐巴的假枪、被掉了包的沙金。
“你能想象一手拿着念珠，一手干着骗人的交易吗？”
车在离开黑水的时候，去了基塔的媳妇娘家，嫂子的娘家就在城边，一个半分地的院子，也都种满了庄稼，收割过的玉米地还没有来得及翻垦。一对老人健康矫健，院子的绳子上晾晒的猪肉透露出生活的气息。
基塔的女儿刚上幼儿园，讲着一口流利的藏语。
到了琴台路，我住进了基塔的民宿。民宿装修的很精致，佛像与唐卡，古旧的桌椅以及讲着藏语的前台小姑娘，基塔仿佛想要告诉所有人他身上独特的标签，却又像一个刚进城的孩子，拘束的不知道如何摆放自己的手脚。
我问基塔，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基塔说，下次有机会告诉我。
我想找时间听一听基塔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黑水青年，还有所有走出去或者将要走出去的藏族年轻人。
在全球化以及现代性无可阻挡的今天，那些看似一定的发展轴，会不会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发生一些转折呢。
那些埋在内心深处的信仰、古老碉楼上雕刻的文化，会不会让在土地和人口的压力下无所适从却有苦苦挣扎的藏族年轻人，成为我们穿过这座阁楼，看待这个世界另外的一个窗口与视角呢。
基塔指着一座山，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我说：“那山顶上，都还有人咯。”
我抬头一看，一排巨大的钢铁杆架着电网沿着山脊线蜿蜒而去，在电网后面，山顶处，几座房子若隐若现。
基塔的家在黑水，一座四川的小县城，和四川很多的山区县城一样，黑水沿着黑水河而建，蜿蜒的河道把这个小县城拉的很长。新起的钢筋水泥高楼和传统的石砌小楼相互穿插，构建了这个小城的风景。
基塔的家就在县城对面的山坡上，坐在家里的台阶往下看，两山夹一河的小城全在眼底。
和很多川西坝子一样，基塔家的村子很小，只有20多户人家。传统的川西，由于地势崎岖，交通不便，为了节约运送食物的劳动力，所以都会选择在靠近耕地的地方修建住宅。而又由于受限于耕地面积，所有集中靠近在耕地附近修建的房屋都不会太多，因此往往形成一个又一个小的独立村寨。
“在我们的小村子里，如果有人去世了，每户都会出一个人去山上砍柴，集中把人火葬。我今年刚回来砍过柴。”
基塔看我对村里故事很有兴趣，补充的告诉我。
在川西，由于长期遭受土匪或者外部村落的资源掠夺，为了抵御外部威胁，村里通常有较好的内部集体行动力。另一方面，由于气候条件较为恶劣，因此川西传统的乡绅阶级长期选择住在条件较好的城里，这就给了村子里的团结以及自我管理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所以，你这样的新乡绅阶级，首先选择了离开村庄。”我笑着对基塔说。
基塔在成都最繁华的琴台路上开了一家民宿，民宿灯火烂漫，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我那是没办法，很小就得出去找活路了。”
基塔告诉我，早在90年代，黑水的年轻人便开始出去找“活路”，“活路”是四川话，这可以按照字面理解为找“生活下来的道路”，也可以直接理解为找“工作。”
黑水是人口众多的四川一个独特的缩影，自改革开放开始，取消了人口流动限制的中国实现了洪潮般的人口流动，从农区到城市，从西部到东部，这其中以人口密度最高的四川、河南、湖南等最为显著。在90年代，那些广州的四川帮、湖南帮足够让一个东部啼哭的孩子立马止住哭声。
在这些区域，最早爆发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仅仅靠农业实现果腹显然已经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的需求，人们只有选择把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去。
出生在东部沿海的我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明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直到我沿着基塔的手，再一次确认那看似贫瘠的连树都不长的山上，有着接近10座清晰的石砌楼房。
由于缺乏足够的草地，这些地方大都是纯粹的农业村。有限的土地上，曾经种满了洋芋、胡豆、番薯、玉米（番麦）。每一分土地恨不得被翻成两块，每一块泥土恨不得被磨成细末，以期最大程度的被利用。
洋芋、胡豆、番薯、番麦，这是四个有意思的作物，“洋”“胡”“番”，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直到16世纪左右，大航海时代给中国带来的大量新的作物，帮助我们重新耕作了干旱贫瘠的土地，才实现了中国人口的大幅增长。
而如今，这些曾经靠着外来作物存活下来的人们，又在新一轮的经济和环境影响下，首先受到了冲击。
首先受到冲击的人们毋庸置疑是痛苦的一代人，基塔说他曾经去过上海，在一个一晚上只需要十块钱一个床位的小宾馆里，住满了黑水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天一亮，就背着装满藏刀、佛珠、小手工艺品的小包，穿梭在地铁站、公交车站、学校门口。
在90年代，西部的信息远没有今天繁多，对于西部和藏族的认识，往往只有西藏。
“所以我们当时都说自己的西藏黑水人。”基塔笑着告诉我。
在激烈挣扎的城市，这些年轻人少不了坑蒙拐骗，少不了干一些“三年不开张，开张管三年”的买卖。
灌满盐巴的假枪、被掉了包的沙金。
“你能想象一手拿着念珠，一手干着骗人的交易吗？”
车在离开黑水的时候，去了基塔的媳妇娘家，嫂子的娘家就在城边，一个半分地的院子，也都种满了庄稼，收割过的玉米地还没有来得及翻垦。一对老人健康矫健，院子的绳子上晾晒的猪肉透露出生活的气息。
基塔的女儿刚上幼儿园，讲着一口流利的藏语。
到了琴台路，我住进了基塔的民宿。民宿装修的很精致，佛像与唐卡，古旧的桌椅以及讲着藏语的前台小姑娘，基塔仿佛想要告诉所有人他身上独特的标签，却又像一个刚进城的孩子，拘束的不知道如何摆放自己的手脚。
我问基塔，你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基塔说，下次有机会告诉我。
我想找时间听一听基塔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黑水青年，还有所有走出去或者将要走出去的藏族年轻人。
在全球化以及现代性无可阻挡的今天，那些看似一定的发展轴，会不会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发生一些转折呢。
那些埋在内心深处的信仰、古老碉楼上雕刻的文化，会不会让在土地和人口的压力下无所适从却有苦苦挣扎的藏族年轻人，成为我们穿过这座阁楼，看待这个世界另外的一个窗口与视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