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冲突到和解 TED Radio Hour “reconciliation”(上)

翻译自2016年12月12日TED Radio Hour，主题是“reconciliation”，如何从冲突到和解。英语好的去NPR的官网听一下吧，讲得不错。 不加引号的是主持人的旁白。 节目开始： 主持人：你是否也和我一样感到担忧，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生活的国家充满了对峙的观点。 “后退！后退！”(民众互相指责) “我看过太多了，当人们的观点冲突时，就马上斥诸战争……”(女性声音) “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多数民族，他们生气是因为他们不再掌权。”(黑人口音) 主持人：不论你关于这个国家、整个星球的走向有什么看法， “美国总统鼓励非法投票是一件让人羞愧的事情。”(男人声音) 主持人：都会感到和持不同观点的人交流起来越来越难。 “一个人的假消息对另一个人就是新闻。”(男人声音) 主持人：我们甚至不能就一些基本事实达成共识。 希拉里说，“……犯罪率正在下降，经济正在变好，”特朗普反驳，“大城市的犯罪率并没有下降，”希拉里重新强调，“暴力犯罪和谋杀率正在下降。”特朗普不同意，“我看到的事实不是这样，你们民主党有自己一套统计数据的方式……” 主持人：美国、欧洲、中东，还有其他部分的世界似乎都处于极端分裂的状态，而事情看起来并没有越来越好。 (争吵的声音) 主持人：在这种时候，我们如何找到和解的路呢？ “嘿，别自欺欺人了。”(争吵的声音) 主持人：“在我和其他中立的人看来这件事太难了，因为两方有那么多冲突。” (好几个英文单词翻译过来都是冲突，本文冲突的英文是conflict) 嘉宾Ury，“嗯，我认为冲突是件好事，冲突是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把事情做成。民主就是冲突。” 主持人：Ury也许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人，他是一个调停者。 Ury：“对我来说，问题并不是摆脱冲突，而是能把无意义的冲突转化为有建设性的冲突，比如对话、民主、合作。” 主持人：William Ury的书《Getting to Yes》被很多人认为是谈判圣经，并且他几乎参与了过去40年世界所有的主要冲突。 Ury：“冷战，巴以冲突，车臣，塞尔维亚，北爱尔兰……” 主持人：Ury是领薪水的谈判专家。“鉴于你以往的经验，目前我们所经历的分裂是你见过最厉害的吗？” Ury：“我们是在最紧张的时刻(moment)，但不是最危险的时刻。我认为最危险的时候是冷战时代，你不知道哪一天克里姆林宫里那位或是白宫里那位决定就是今天了，就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次，把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都置于危地。 是的，现在的冲突状态看起来是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但不是最危险的时候。虽然目前看来一片混乱，但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个好机会，可以发展一种新的民主参与方式，新的谈判方式，新的冲突解决方式。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时刻。” 主持人：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会去寻找一些和解方式。最算感觉不可能，也要找到。如果像Ury所言，这是一个和解的时刻，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 下面是Ury在Ted舞台上的演讲。 “我一直问自己，什么是和平的秘密？ 其实很简单，甚至它都不是什么新想法，没准是我们继承的最古老的遗产。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在冲突中起建设性的作用。 想到冲突，或是我们在形容冲突的时候，总会有两边，比如阿拉伯和以色列、工人和管理者、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我们不常想到的是第三方，那个第三方就是我们自己，是周围的环境，是朋友、同盟、家庭成员、邻居，我们可以扮演有建设性的那个角色。 每个人都可以扮演那个角色，如果你不光在意自己的观点，不只是关注胜利，而是关心整体、关心社区，着眼于长久关系和民主的优势，那么你就是第三方，你关心的是大局。” 回到节目对话： 主持人：“但你如何解决这一种冲突，两边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关注大局的人。” Ury：“你要做的是听到立场背后隐藏的东西。 人们在移民问题上有立场：我支持建一堵墙，这是一个立场；我希望允许移民，这是一个立场。去理解这立场背后的利益关系，还有他们的害怕和担忧——我担心我会失去工作，因为其他人会替代我；我担心安全问题。然后，问题就变成我们如何解决这些担忧，这时候我们就站在一边了，共同去攻击这些问题，而不是攻击彼此。 这就是关键，从针锋相对到去实际解决问题。” Ury演讲：“当我们卷入冲突时，很容易就大脑过热，而第三方可以提醒去阳台(go to the balcony)，阳台是一个比喻，是冷静头脑的地方。 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我谈判生涯中遇到的小故事。多年前，我参与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对话，是俄罗斯领导人和车臣领导人之间的谈话。那时双方正处于战争状态。谈话开始的时候就充满火药味，车臣副总统指着俄罗斯说，‘你应该好好在这坐着，因为你将会因为战争罪被审判！’然后他转向我说，‘你是美国人，看看你们美国在波多黎各做了什么！’当时，我的大脑立马开始运作，波多黎各？我知道波多黎各的什么？这时候我想起去阳台。每个人都在等我的回复，我说，‘我感谢您对我国的批评，我们作为朋友要对彼此坦诚，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要谈波多黎各或是其他，而是要解决正发生在车臣国内的流血伤亡。’然后谈话回到了正轨。 这就是第三方的作用，帮助两方去阳台。” 主持人：“在我看来，冲突的来源很多时候是人的自我(ego)，这个观点对吗？” Ury：“是这样的，人的自我就是在意识到威胁的时候，采取防御措施。” 主持人：“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种疯狂的地方，和平比战争更难。发动战争比我们实际去解决问题更简单。” “是的，是这样。和平比战争更难。事实上，人类都有合作的基因，我们创造了语言，我们能够说话，我们会学习合作以处理我们之间的不同。的确是很难，但我们已经有了语言这个工具，允许我们去沟通，去倾听，去解决分歧。” 主持人：“我看看周围，在美国大选之后，感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使得大家和解的意愿降低。” Ury：“和解是艰难的。我只能说，在过去40年里，我参与了这个星球上无数最难解决的冲突，却还没有见到一件事情能让我觉得，和解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现在的冲突很多是一些人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人们觉得自己隔离在全球化之外，隔离在现代经济体系之外。现在的挑战是，我们如何让他们被包含在内，如何让将要被排除的人留在其中。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却并不是不能完成。” Ury是《Getting to Yes》的合著者，在Ted官网观看他的全部演讲。 http://www.ted.com/talks/william_ury 今天的节目是从冲突到和解，如何让那些有着不同观点、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人有可能坐在一起。 嘉宾J.D. Vance开始讲话，“我住在旧金山，工作和生活在旧金山。” 主持人：“这是J.D. Vance。话说，你多大了？如果你不介意我问的话。” JD：“一点也不，提到我的年龄并不会让我尴尬。我现在32岁。” 主持人：JD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但是现在从事技术投资工作。 JD：“这是个有挑战性的工作。” 主持人：“那你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 JD：“标准的一天是我早上和我妻子一起醒过来，喝一杯咖啡，开车去上班，工作地点离金门大桥很近，从办公室向外看风景很好。去上班时间是8点半到9点半。上班时想哪家公司是值得投资的……” 主持人：你现在也许会想JD代表着一类人。 “他们代表着一类人，文化上的精英。” “我们在讨论精英的定义。”(其他节目录音) 主持人：精英，对吧？海岸的，城市化的，不接地气的。实际上，JD出身贫寒。下面是他在TED舞台上的演讲。 “别看我现在的外表，我其实是一个外来者。我来自于俄亥俄州南部一个钢铁城镇，这个城镇正在艰难挣扎着，算是美国工人阶级挣扎的一个缩影。海洛因来了，杀死了很多人，我认识的人。家庭暴力毁了许多家庭。上瘾的人到处都是，我的社区，我的家庭，甚至悲伤地是我的妈妈也同样是。一种特殊的悲观主义流行起来，孩子们认为他们的选择并不重要，不论怎样，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工作，不论他们怎样试图变得优秀，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即使你不在绝望中放弃，你想要知道自己有什么选择都很难，如果你生长在我和我一样的地区。如果你在我14岁的时候看到我，想想这个孩子未来会怎样，你会说我将会在社会流动中挣扎。一个我这种背景的孩子是很难向上流动的，美国梦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梦。” 主持人：JD说这两个世界的人如何和解，首先要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对方的。 JD：“生活在旧金山的一件怪事是，这里所有人都认为十年后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有一种生活会持续进步的感觉。而小镇的那些人却很没有安全感，他们有些领着薪水，有些没有工作，有些不知道过几年自己还有没有工作，他们认为海岸的人们掌握着经济和政治大权，而他们的做为和今天糟糕的生活有某种关系。” 主持人：“那么你如何弥合这个鸿沟，创造双方的对话呢？” JD：“嗯，从个人和个人的角度来说，给定一个主题，就算意见很不一样，也总有很多可以谈的。举个例子，对于我家乡很多给特朗普投票、对他成为总统感到激动的人来说，他们要认识到为什么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对于特朗普的当选不仅仅是感到失望，而是真切地感到恐惧。让我们直接说吧，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生活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认识到，很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不是种族主义者，甚至不喜欢特朗普很多竞选言论，但他们投票给他是因为特朗普代表了一种改变，而他们的生活处于风雨飘摇中。如果大家从这些角度看彼此，对话起来可能会更有效。” 主持人：JD认识很多俄亥俄州的同乡，他认为他们在未来拥有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JD必须离家，去找寻那个更好的生活。 JD：“我从高中、大学里毕业，去了法学院，现在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所以，发生了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的祖父母给我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房子、一个稳定的家庭。当我的父母无法提供这些孩子需要的东西时，他们顶替了父母的角色。 但很多孩子是没有这种好运气的，这对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一点？我们要问如何给一个来自低收入、破产家庭的孩子一个稳定的家，我们要问给那些需要的孩子资金帮助。我们不光要教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硬技能，比如阅读和数学，还要教软技能，比如解决冲突和收支管理。 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所有的答案，我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但是我知道，现在俄亥俄州南部，很多孩子的未来没有希望，他们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展示给他们看。” 主持人：你认为另一边的人意识到对面的人正感到绝望是一个关键吗？ JD：“是的，我认为这是和解发生的前提。真空中不可能产生共鸣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边的人如此难以理解另一边的人，因为他们看不到对方，互相不交流，没有待在一起，我们隔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被地理限制。我们需要问自己，这种分裂的情况能长久持续下去吗？我的答案是大概不能，一些东西必须给予。” 主持人：“为了和解发生，你认为这个担子是否落在精英也就是是有权有势的人身上？” JD：“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我确实认为要从顶层开始，我们政治领袖的负担最多，其次是面向公众的媒体。不过，我认为每个人在这件事上都能扮演一个角色。海岸的精英们必须做得更好，而我作为一个连接两方的人，也不会让我的同乡们失去声音，尽管他们没有一个广播节目或是报纸专栏。” 主持人：“但是，你在这里，旧金山，你已经成为了海岸精英。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了一个投资银行家。如果你的孩子出生后，也不是出身俄亥俄州的小镇，你的孩子会是旧金山的孩子。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地方，让对话可能发生，在我们把自己从以前的地方分离出去之后。” JD：“你问的时间点很有意思，我和我妻子正打算搬回到俄亥俄州。我真心认为我们现在这种状态无法继续，对我们的人们、国家、社会长远来看都不好。我只是一个人，但如果那些进了好大学、有了好工作、和我一样的人，对我们自己的家乡都投入一些精力，就能造成一些地理上的流动。家乡养育了我们，我们应当回报一点点。” J.D. Vance是《Hillbilly Elegy》的作者，他演讲在官网： http://www.ted.com/talks/j_d_vance_america_s_forgotten_working_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