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的开场简析

看见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好的中国电影，于是动了心，结果开场三板斧一亮出来，我差点就吐了。总共才两个镜头，后面我主观性的把它分为四个。镜一（图一）是肥总最喜欢的反讽式开场，“为人民服务”的画外音搭配全黑画面，《教父》开场也用过。镜二（图二，事实上跟镜一还是同属一镜）画面渐显，给小羊喂奶。意义不明，算是一个未知的提喻。镜三（图三）与镜四（图四）事实上还是一个镜头，但中间很长。长镜头！长镜头！长镜头！一开始，重要的事情就要说上三遍。为什么要说三遍呢？因为这个念一站式台词的长镜头，前段时间一哥批评《长江图》就说过，在一个镜头里念一首诗还要念完的，这不是大师手法，而是徐浩峰老师说的缺“想法”。确实也有开场用一个长镜头念一大段台词并颇受好评的例子，好像《巴顿将军》就是，不过人家那里面有一个“狂人”。在迷影的角度上，等于这一个开场就综合了《教父》和《巴顿将军》，而且好像科波拉说《教父》的开头有刻意模仿《巴顿将军》，总体算是一个互文，那么《塔洛》综合了两者，自然也就跟前两片扯上了互文关系，让大家意外吧，不是安东尼奥尼，不是阿斯哈·法哈蒂，也不是阿巴斯和侯孝贤，而是好来屋。 再看看剪辑和构图。从镜一到镜二的渐显，作为一个“剪辑/连结”手法是不可能出大错的，但镜二的景别太别扭了。如果是小羊喂奶的近景或特写。那么上部人物就入画太多。如果保持人物半身与喂奶动作同在画内（估计也是为了让动作有个完整性不至于太突兀），这个景别的提喻性就受损了，很明显它缺乏某种封闭性，当然如果是为了保持开放性那就另当别论，因为后面开始了真正的“剪辑”，镜三里出现了人物的上半身近景。镜二镜三上下一连接，问题就变得明显了，镜二该封闭的未封闭，镜三该重构的未重构。为何要重构呢？首先是为了远离镜二，以便其有效封闭，然后再有效转入对提喻的建构，这是一个叙事的开始，现在两个镜头一连接，首先就在空间的平面上形成连结，然后画外音与画内音形成时间上的线性连结，两个画面的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实在性空间，意义所需要的“留白”性空间就因即时的填满而丧失殆尽。 镜二的景别/构图不精准，镜三就不存在这问题了，镜三是一个新问题——做作。戴帽者身后的烟囱形成一个转角，将背景上的“为人民服务”切开，形成“为人”与“民服务”，而戴帽者的头部就在“民”后，他应该就是这个“民”了——没有一处设置不刻意、不做作。因为太刻意，我们略微回个头，把“为人民服务”与“喂羊”联系起来，“民”与“羊”就在意义发生了连结；然后再前进到镜四，戴帽者进入“为人”之小框，且“背对”我们，形成一个“背离”表达，他的身形在“为/人”之中，烟囱则精准切开“人/民”,新人物则进入“民服务”之大框，他的制度内身份就与戴帽者的身份形成空间性对立，“官“就与“民”、“人”、“羊”形成多重对立，这些可想而知就是这个故事所追求的某种表达，政治批判隐喻什么的。当然故事后面可能完全没有这个，你们觉得一哥总是想太多，那导演在这里设计这么一个做作的长镜头为了什么呢？可不可以直接拿掉呢？而且后面如果真有的，那不就成了夹带私货嘛。 抛开这些蹩脚的符号隐喻，导演在这里也算是设计了一个复杂的场面调度，部分也达成了他所追求的“意识形态主题”，那是否在技术上可以视作一次成功的场面调度呢？当然不是，刻意做作的场面必然产生更复杂的技术问题。追求精准的在平面上切分空间、切割画面，就必然限定摄影机的位置，这种限定与长镜头结合，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视点——一个与主题先行对应的强制性视点，观众被限定于这个视点之上，只能接受被灌输的东西，这就是蹩脚的政治批判所必然包含的局限性，这种专制性的一面才是真正应该批判的东西，当然这就不在电影的技术范畴内了。继续回到电影语言上，当画面由镜一转至镜二，画面由暗转明，这就是一次明确的“转场”，化不可见为可见，也是语言所追求的“在场”，即观众之“入场”，这实际上就应该是叙事的开始，但我们一进场就被限定了视角，因而看见了一个具有提喻意义的画面，这个画面因意义先行而不具备纯粹的实在性，它不应该是我们“身已在场”后第一眼所看见的实在性事物。换而言之，这个镜头应该在镜三后出现，即首先出现戴帽者，以便我们尽快与其形成一个先入为主的认同，之后以羊叫或者其他契机作为实在性动机引发动作/剪辑，再切入喂羊镜头（如果真的很需要这个提喻存在的话），之后再切回或者转入新视点。如果这不是一个提喻，那就应该直接拿掉它。 镜二到镜三的空间组合性错误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一剪辑处理完全可以用摄影机的运动来完成，比如后退把羊与人纳入同一画面，也是一个长镜头；或者直接切换为人与羊的全景或远景。这些处理当然也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可能把同在场的警察也纳入画面之中，这实际上就引出了一系列导演可能根本没有考虑或者没有能力处理的问题，也就是视点的主客观问题。一开始的羊与戴帽者的镜头大致可以视为客观，我们正是基于这种客观性才诠释出意义，但一旦警察从对立空间入场，此前的客观性就转化为主观性了，这就有可能导致前面我们所分析的符号意义的全部丢失，因为我们基于位置关系与这个后入场的警察在视点上产生了认同，这段人物冗长的说词就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它成为“极度不正常”的表现，只有在认知到“极度不正常”的状态下，我们才能容忍/看着另一个人说完这一段，这体现的是怜悯与同情，它实际阻隔了我们对这一人物的认同，如果故事后面还需要我们与之认同的，或者他就是这个故事的正面性角色，那么这里的小问题就可能发展成致命伤。这个可小可大的视点问题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新导演最好不要用长镜头，多用正反打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