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一会 （四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分开旅行与秉灯夜谈）
四 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分开旅行与秉灯夜谈
8月2日，我的poster presentation被安排在下午一点，结束自己的section后刚好能赶上Marcus和Kitayama的演讲，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请这两位站台简直就像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请来了施特劳斯家族站台一样，当然是不可错过的盛事。另外，主办方在今晚安排了打ち上げ（之所以不用庆功宴或party这类词是因为这次宴会实在是太日本风了），因为与会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成了5点场和7点场两场，我和另外三个朋友提前注册了5点场的晚宴，这样算下来上午12点之前以及下午3点半至5点之间可以算作我的自由活动时间，思来想去决定利用这两段时间分别参观热田神宫及大须观音。
早上从民宿独自出发前往地铁站，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迷路了，总觉得所有巷子长得都一样，实在是分不清到底应该怎么走，好在基本的方向感尚存，尽管绕了一段路，最后还算是殊途同归。名古屋地铁的站内标识非常人性化，清楚地标出了通往热田神宫的出口，对比此后的大阪之行，不得不感慨名古屋人真是靠谱的很。
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热田神宫的确有诸多看点，不同时代的建筑围绕着两条十字交叉的林荫大道展开，其中南北向的道路略长，鸟居位于南端，算是热田神宫的正门；相比之下东西向道路则显得很短，东门处也有鸟居，视觉上似乎并不比南门处的鸟居小，道路的另一头连着宝物馆，据说天照大神传给日本天皇的宝物之一就存放于此。此等国宝我等庶民当然无缘得见，但听说目前馆内正在举办宝刀展，我满心好奇如此国宝级的神宫到底会有什么展出，于是交了300円门票钱，拿了介绍兴冲冲走进展馆。展品中虽不乏镰仓时代的古物，但奈何进入八月后该展览以近现代作品为主题，看到的东西大多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作品，如果我早来两天，没准能看到更多古老的太刀和肋差，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失望遗憾。逛完一层展馆后意犹未尽地问前台接待，二楼是否也有展品，得到的回复是二楼是工作人员专用，并不设任何展览，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个号称藏有诸多历史名刀的宝物馆竟然会如此吝于展示自己的藏品，展馆规模如此之小，甚至不如北大塞克勒，难怪门票只收了300円。
从宝物馆出来之后，我决定按照案内地图将神宫内所有标识的景点都逛一遍，于是加入了晨练大爷们遛弯儿的队伍，先沿南北向的林荫道向南探索。神宫内随处可见“绿茵教室开讲中”的巨大横幅，心里还在想着没准是神宫配合中小学搞传统文化宣传的时候，耳边就传来小孩子叽叽喳喳的声音——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坐在室外的桌椅上在认真地上课，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绿荫教室”！这样的户外教学，不光作为游客的我看着新鲜，小朋友们也一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停地交头接耳，老师们只能提高嗓门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力。看起来应该是附近某个小学的学生“倾城出动”，大家以班级为单位分布在神宫的不同地方，南边是低年级的学生，北边则是高年级的学生，授课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班级跟随老师学习动植物的名称，有的则如撒疆野马一般在空地上做类似“粘年糕”的游戏。孩子们元气满满，哪里是在做游戏，明明是在“溜”老师，几个年轻男老师被学生“溜”的气喘嘘嘘，一脸拿熊孩子没辙的无辜表情，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神宫境内到处都是参天古树，置身其中觉得凉风习习，和墙外的骄阳似火形成了鲜明对比。走到最南端的鸟居后我原路折返一路向北，端着相机到处拍照，千年的大楠、最古老的信长塀、神社前开会的神女、神社后面静谧的心之小径、静静流淌在脚边的小溪、晒太阳的乌龟……虽然不信神道教，也不拜神社，但这藏在参天古木中的神宫确实让我觉得心旷神怡，仿佛真的获得了自然的力量。
离开神宫，接着坐地铁前往会场，和朋友约好在poster section场馆处碰头，将我的海报转交给我，然而在会场外等了许久都没见到朋友的身影，会场内没有任何免费wifi可以蹭，打电话又没人接，发短信也没人回应，急的我站在电梯间来回踱步。朋友并不是失言的人，因此突然的失约就让我更为心急。突然手机收到一封短信，点开后才发现我们两个人一个等在场馆门外，一个等在场馆内，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向左走向右走”的戏码。我匆匆进入会场，发现朋友已经将我的海报粘贴完毕，见到我有如哨兵换岗一样将剩余的胶布递给我，总觉得当时的场景回放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的画外音。
我谢过朋友后开始漫长的“站岗”，总的来说我的课题相对比较小众，不受关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看着旁边的讲者和别人侃侃而谈，心理多少有点嫉妒。大概冷场了二十分钟左右，一位澳门大学的内地生在我的海报前停留了几秒后立即跟我用中文攀谈起来。没想到对方也是做老年方向的，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背景让我们的谈话相当投机，以至于后来有位日本学生在旁边驻足了好久才上来跟我用英文搭话。自己的方向能获得他人的关注让人很有成就感，这位中川君甚至拉来了他的老师跟我交谈，在了解我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后那位老师竟然饶有兴趣地递出了自己名片，让我也体验了一把“学术圈social”。不得不说学术会议上的交流有效地开拓了每个人的眼界，然而我之前却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感慨内地教育体制的同时也感伤自己曾经虚度的光阴，许多事情的确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
原本以为自己要孤独地站岗一小时，没想到最后半小时竟然一直都没闲着，除了澳门大学的内地生和中川君之外，又有一位优雅谦逊的日本女学者和一位盛装出席颇有些“生意気”的中国留学生跟我攀谈，以致于时间竟然有些不够用。结束poster section后匆忙赶到报告厅，虽然离大牛的演讲还有一段时间，场内前排的空余座位已经不多，我环顾四周迅速定位到朋友，落座后马上调整好相机，简直跟追星没什么两样。演讲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回顾两人二十五年前提出的经典理论，以及分别介绍两人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一位专注实践应用，另一位则试图在生理层面上找到文化差异的成因。Kitayama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人，随意打断Marcus的讲话（尽管论辈分对方算是他的老师），讲话速度极快还穿插着没几个人能get到笑点的段子，说实话给人的感觉非常差，看来又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
演讲甫一结束，我匆匆和朋友告别之后便迅速冲出会场，坐地铁前往大须观音。天气极其闷热，还不到下午四点天色就已经有些昏黄，仿佛随时都会下雨。不同于晚上的灯火通明，白天的大须观音殿显得更为宽阔，两侧的偏殿也看得更为清楚。日本寺庙的构造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建筑造型上感觉更为头重脚轻，寺庙的梯级很高，走进供有观音像的大殿后感觉十分昏暗，完全没办法仔细观赏观音像的真容，只是单纯地觉得这尊观音像很高，这当然和“大须”两字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买了些御守后突然心血来潮抽了一次签，没想到竟是个“吉”，只可惜读不通签上的文字，请卖御守的人帮忙解释，亦听的云里雾里。眼看外面就要下大雨，只好就此作罢，仔细将寺庙内外看过一遍后原路返回会场和朋友集合。
回到会场时断断续续能听到外面在打雷，然而并没有见到雨点，主办方担心会突降大雨，于是开始引导聚集在底层大厅的与会人员先行前往会场，我因此未能在会场与朋友汇合，眼前又没有任何wifi可以利用，只能“不告而别”，和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跟随向导前往宴会地点。原本以为会是一场高桌宴会，路上还担心自己的dress code会不会太过随便，随便瞄了一下其他人，发现不乏穿着T恤短裤踩着拖鞋的学者，也就放下心来。很显然这群人中相互认识的并不多，几乎所有人都带着面具一样的外交笑容，相互保持一定距离，过马路都显得彬彬有礼。我偶然发现身边的一位女士曾在我的poster section跟我聊过，因此主动搭讪，问她是不是日本人，并稍微讲了几句三角猫日语。对方显然也对我产生了兴趣，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懂日语，我告诉她我是靠多拉马（日剧）和阿尼妹（动画），她便接着追问我都看了什么。我先是说了几个国民级别的动画（柯南、海贼、火影），然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脱口而出“银他妈”（Gintama），空知大猩猩这个坏人，起了这么个少儿不宜的黄暴标题，以致对方听后着实楞了一会儿，估计应该是在纠结为什么我会讲出如此粗鄙的词汇吧，好在当时环境很嘈杂，我装作没事人一样换了个不痛不痒的话题总算是对付了过去。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一栋很老旧的建筑，走到三层，才发现这哪里是宴会场所，明明就是海鲜大排档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顿饭局应该叫打ち上げ而不是宴会或party的原因。）主办方包下了整个一层的海鲜烧烤放题，因为没看到朋友的身影，我顺势坐在了刚刚搭话的日本女学者身边，而她则坐到了她的两位熟人对面。相互介绍之后得知对面的两位是一对夫妇，丈夫是奈良大学的教授，妻子貌似是全职主妇。他们听说我来自中国，盛情邀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这对夫妇是典型的老少配，丈夫满头白发，而妻子看上去最多也不过五十岁，个子很高，身材也保持的很好，言谈举止优雅得体，不停地照顾我们面前的烤炉，负责烧烤、并将烤好的食物依次分给我、女学者和她的丈夫，一副“大和抚子”的做风让人不禁羡慕起她的丈夫来。丈夫显然不擅长和女性交谈，整个宴席除了偶尔回应一下我们的谈话之外，更多的是用英文跟他邻座的英国教授交流，而妻子则显得善谈的多，席间英日交杂着问了我很多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妻子的英语并不流利，我的日语也不大灵光，因此全靠身边的女学者代为翻译。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天南海北：我跟他们说香港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他们便追问香港的养老制度如何；女学者告诉我她作自由主播的妹妹刚刚生了小孩，现在很心急地想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便好奇日本女性现在的工作状况。看起来经济不景气也有些许好处——男人们难以靠一己之力养活全家的时候，女性才有机会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落座之后不久，就听到外面传来哗啦啦的雨声，晚来的人显然没有我们幸运，一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雷声也越来越响，仿佛直接落在头顶的铁皮屋顶一般。更有甚者，雨水沿着铁皮屋顶倾泻而下，直接浇在一些餐桌的火炉上，于是现场出现了打着雨伞吃烧烤的奇景。主办方的讲话完全淹没在雷雨声中，只能草草介绍过主要发起人后直接干杯收场。宴会过半，现场突然传来双簧管和鼓点的声音，原来是主办方请来助兴的艺人，两个年轻的小姑娘身着浴衣奏着乐器在宴席间来回走动，颇有日本特色，引来很多人拍照。宴会的最后，我身边的女学者递给我一张名片，并询问我的中文名字，我将我的中文名字写在她的记事本上，她一脸疑惑，看来并不认识那个汉字，还问我左边的偏旁是不是“舟”字。我于是重新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我的名字，并告诉她这个字在中文里用来专指月光的白色，女学者和对面的教授夫人纷纷表示中国人真浪漫，竟然有这样的形容词，不得不说我头一回觉得自己的名字没那么爷们，心里不由得感谢我那洒脱任性的娘亲，万里挑一选了这么一个颇具“中式浪漫”的名字。
与日本学者告别后，我和朋友汇合，外面的雨已经停了，空气异常清新，天气也没有之前那么热，四个人慢慢走在马路上，计划着再逛逛附近的商场，于是转进JR名古屋站楼上的高岛屋，谁曾想刚刚在无印良品转了一会儿就被告知商场马上要关门。好在我买东西向来神速，迅速敲定了一件军绿色短袖衬衫，一顶深蓝色化纤编织渔夫帽，付钱的时候听到了久违的英文，感动地连连说“ありがとう”，不得不说这是我在日本遇到的英文最流利的收银员。当天因为突降暴雨，导致新干线很多列车晚点停运，JR站里聚集了很多人，用洗手间都要排队很久。
回到民宿，洗漱完毕收拾好行李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的事了，刚刚躺下不久就听到密码锁打开的声音，住在里面房间的另外两个男生回来了，他们没有直接回到房间，而是逐个敲其他两间卧房的门，问我们愿不愿意下楼喝点酒聊聊天，理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名古屋了耶，难道不应该趁机对酒当歌秉烛夜谈么”。同屋的女生睡眠不好，表示要尽早休息，我则处在倒时差的过程中，这个时间正是精神地睡不着觉的时候，于是答应只喝水聊天不喝酒，然后随便抓了一件衣服和另外两个人汇合，跟着这两个显然有点喝high的哥们儿一起去楼下的起居室“二次会”。人在异乡的确容易感性，五个人从人生哲学聊到结构方程，一瓶烧酒被分的差不多，“干事”显然已经喝高，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台词，跟剩余四个人探讨结构方程的精髓究竟在哪儿。可悲的是直到他重复了三遍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哥们儿已经神志不清了，但已经来不及拦住他接着单曲循环，剩下的四个人只好面面相觑一脸无奈地不断看表，此时已经是下半夜三点半。循环到第五次的时候，“干事”终于忍不住内急，起身去了洗手间，我则趁机带着另外两人夺门而出，将劝“干事”回去就寝的艰巨任务丢给了“干事”的室友。虽然内心觉得不告而别显得很没礼貌，但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恨不得能光速飞到自己的床上赶紧睡下。
“干事”和他的室友最后是怎么回到房间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第二天“干事”宿醉严重，退房后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醒酒，恋恋不舍地跟我们道别。而我则一觉睡到9点50分，被同屋的姑娘一句“十点了”惊醒，要知道10点钟可是退房的时间，而我此时别说行李，连自己都还没收拾好。负责公寓清洁的员工已经等在门外，我们还在房间里鸡飞狗跳地收拾行李，真正退房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多，几个人只能不断地跟保洁员道歉。这是在名古屋的最后一个夜晚。
8月2日，我的poster presentation被安排在下午一点，结束自己的section后刚好能赶上Marcus和Kitayama的演讲，作为一个跨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请这两位站台简直就像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请来了施特劳斯家族站台一样，当然是不可错过的盛事。另外，主办方在今晚安排了打ち上げ（之所以不用庆功宴或party这类词是因为这次宴会实在是太日本风了），因为与会人数众多的原因，分成了5点场和7点场两场，我和另外三个朋友提前注册了5点场的晚宴，这样算下来上午12点之前以及下午3点半至5点之间可以算作我的自由活动时间，思来想去决定利用这两段时间分别参观热田神宫及大须观音。
早上从民宿独自出发前往地铁站，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迷路了，总觉得所有巷子长得都一样，实在是分不清到底应该怎么走，好在基本的方向感尚存，尽管绕了一段路，最后还算是殊途同归。名古屋地铁的站内标识非常人性化，清楚地标出了通往热田神宫的出口，对比此后的大阪之行，不得不感慨名古屋人真是靠谱的很。
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热田神宫的确有诸多看点，不同时代的建筑围绕着两条十字交叉的林荫大道展开，其中南北向的道路略长，鸟居位于南端，算是热田神宫的正门；相比之下东西向道路则显得很短，东门处也有鸟居，视觉上似乎并不比南门处的鸟居小，道路的另一头连着宝物馆，据说天照大神传给日本天皇的宝物之一就存放于此。此等国宝我等庶民当然无缘得见，但听说目前馆内正在举办宝刀展，我满心好奇如此国宝级的神宫到底会有什么展出，于是交了300円门票钱，拿了介绍兴冲冲走进展馆。展品中虽不乏镰仓时代的古物，但奈何进入八月后该展览以近现代作品为主题，看到的东西大多是明治维新之后的作品，如果我早来两天，没准能看到更多古老的太刀和肋差，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失望遗憾。逛完一层展馆后意犹未尽地问前台接待，二楼是否也有展品，得到的回复是二楼是工作人员专用，并不设任何展览，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一个号称藏有诸多历史名刀的宝物馆竟然会如此吝于展示自己的藏品，展馆规模如此之小，甚至不如北大塞克勒，难怪门票只收了300円。
从宝物馆出来之后，我决定按照案内地图将神宫内所有标识的景点都逛一遍，于是加入了晨练大爷们遛弯儿的队伍，先沿南北向的林荫道向南探索。神宫内随处可见“绿茵教室开讲中”的巨大横幅，心里还在想着没准是神宫配合中小学搞传统文化宣传的时候，耳边就传来小孩子叽叽喳喳的声音——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坐在室外的桌椅上在认真地上课，这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绿荫教室”！这样的户外教学，不光作为游客的我看着新鲜，小朋友们也一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不停地交头接耳，老师们只能提高嗓门吸引小朋友们的注意力。看起来应该是附近某个小学的学生“倾城出动”，大家以班级为单位分布在神宫的不同地方，南边是低年级的学生，北边则是高年级的学生，授课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班级跟随老师学习动植物的名称，有的则如撒疆野马一般在空地上做类似“粘年糕”的游戏。孩子们元气满满，哪里是在做游戏，明明是在“溜”老师，几个年轻男老师被学生“溜”的气喘嘘嘘，一脸拿熊孩子没辙的无辜表情，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神宫境内到处都是参天古树，置身其中觉得凉风习习，和墙外的骄阳似火形成了鲜明对比。走到最南端的鸟居后我原路折返一路向北，端着相机到处拍照，千年的大楠、最古老的信长塀、神社前开会的神女、神社后面静谧的心之小径、静静流淌在脚边的小溪、晒太阳的乌龟……虽然不信神道教，也不拜神社，但这藏在参天古木中的神宫确实让我觉得心旷神怡，仿佛真的获得了自然的力量。
离开神宫，接着坐地铁前往会场，和朋友约好在poster section场馆处碰头，将我的海报转交给我，然而在会场外等了许久都没见到朋友的身影，会场内没有任何免费wifi可以蹭，打电话又没人接，发短信也没人回应，急的我站在电梯间来回踱步。朋友并不是失言的人，因此突然的失约就让我更为心急。突然手机收到一封短信，点开后才发现我们两个人一个等在场馆门外，一个等在场馆内，活脱脱上演了一出“向左走向右走”的戏码。我匆匆进入会场，发现朋友已经将我的海报粘贴完毕，见到我有如哨兵换岗一样将剩余的胶布递给我，总觉得当时的场景回放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的画外音。
我谢过朋友后开始漫长的“站岗”，总的来说我的课题相对比较小众，不受关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但看着旁边的讲者和别人侃侃而谈，心理多少有点嫉妒。大概冷场了二十分钟左右，一位澳门大学的内地生在我的海报前停留了几秒后立即跟我用中文攀谈起来。没想到对方也是做老年方向的，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背景让我们的谈话相当投机，以至于后来有位日本学生在旁边驻足了好久才上来跟我用英文搭话。自己的方向能获得他人的关注让人很有成就感，这位中川君甚至拉来了他的老师跟我交谈，在了解我的研究方向和计划后那位老师竟然饶有兴趣地递出了自己名片，让我也体验了一把“学术圈social”。不得不说学术会议上的交流有效地开拓了每个人的眼界，然而我之前却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感慨内地教育体制的同时也感伤自己曾经虚度的光阴，许多事情的确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弥补。
原本以为自己要孤独地站岗一小时，没想到最后半小时竟然一直都没闲着，除了澳门大学的内地生和中川君之外，又有一位优雅谦逊的日本女学者和一位盛装出席颇有些“生意気”的中国留学生跟我攀谈，以致于时间竟然有些不够用。结束poster section后匆忙赶到报告厅，虽然离大牛的演讲还有一段时间，场内前排的空余座位已经不多，我环顾四周迅速定位到朋友，落座后马上调整好相机，简直跟追星没什么两样。演讲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回顾两人二十五年前提出的经典理论，以及分别介绍两人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一位专注实践应用，另一位则试图在生理层面上找到文化差异的成因。Kitayama并不是典型的日本人，随意打断Marcus的讲话（尽管论辈分对方算是他的老师），讲话速度极快还穿插着没几个人能get到笑点的段子，说实话给人的感觉非常差，看来又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
演讲甫一结束，我匆匆和朋友告别之后便迅速冲出会场，坐地铁前往大须观音。天气极其闷热，还不到下午四点天色就已经有些昏黄，仿佛随时都会下雨。不同于晚上的灯火通明，白天的大须观音殿显得更为宽阔，两侧的偏殿也看得更为清楚。日本寺庙的构造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建筑造型上感觉更为头重脚轻，寺庙的梯级很高，走进供有观音像的大殿后感觉十分昏暗，完全没办法仔细观赏观音像的真容，只是单纯地觉得这尊观音像很高，这当然和“大须”两字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买了些御守后突然心血来潮抽了一次签，没想到竟是个“吉”，只可惜读不通签上的文字，请卖御守的人帮忙解释，亦听的云里雾里。眼看外面就要下大雨，只好就此作罢，仔细将寺庙内外看过一遍后原路返回会场和朋友集合。
回到会场时断断续续能听到外面在打雷，然而并没有见到雨点，主办方担心会突降大雨，于是开始引导聚集在底层大厅的与会人员先行前往会场，我因此未能在会场与朋友汇合，眼前又没有任何wifi可以利用，只能“不告而别”，和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跟随向导前往宴会地点。原本以为会是一场高桌宴会，路上还担心自己的dress code会不会太过随便，随便瞄了一下其他人，发现不乏穿着T恤短裤踩着拖鞋的学者，也就放下心来。很显然这群人中相互认识的并不多，几乎所有人都带着面具一样的外交笑容，相互保持一定距离，过马路都显得彬彬有礼。我偶然发现身边的一位女士曾在我的poster section跟我聊过，因此主动搭讪，问她是不是日本人，并稍微讲了几句三角猫日语。对方显然也对我产生了兴趣，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懂日语，我告诉她我是靠多拉马（日剧）和阿尼妹（动画），她便接着追问我都看了什么。我先是说了几个国民级别的动画（柯南、海贼、火影），然后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脱口而出“银他妈”（Gintama），空知大猩猩这个坏人，起了这么个少儿不宜的黄暴标题，以致对方听后着实楞了一会儿，估计应该是在纠结为什么我会讲出如此粗鄙的词汇吧，好在当时环境很嘈杂，我装作没事人一样换了个不痛不痒的话题总算是对付了过去。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进入一栋很老旧的建筑，走到三层，才发现这哪里是宴会场所，明明就是海鲜大排档嘛！（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顿饭局应该叫打ち上げ而不是宴会或party的原因。）主办方包下了整个一层的海鲜烧烤放题，因为没看到朋友的身影，我顺势坐在了刚刚搭话的日本女学者身边，而她则坐到了她的两位熟人对面。相互介绍之后得知对面的两位是一对夫妇，丈夫是奈良大学的教授，妻子貌似是全职主妇。他们听说我来自中国，盛情邀请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这对夫妇是典型的老少配，丈夫满头白发，而妻子看上去最多也不过五十岁，个子很高，身材也保持的很好，言谈举止优雅得体，不停地照顾我们面前的烤炉，负责烧烤、并将烤好的食物依次分给我、女学者和她的丈夫，一副“大和抚子”的做风让人不禁羡慕起她的丈夫来。丈夫显然不擅长和女性交谈，整个宴席除了偶尔回应一下我们的谈话之外，更多的是用英文跟他邻座的英国教授交流，而妻子则显得善谈的多，席间英日交杂着问了我很多有关中国风土人情的问题。妻子的英语并不流利，我的日语也不大灵光，因此全靠身边的女学者代为翻译。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天南海北：我跟他们说香港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他们便追问香港的养老制度如何；女学者告诉我她作自由主播的妹妹刚刚生了小孩，现在很心急地想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便好奇日本女性现在的工作状况。看起来经济不景气也有些许好处——男人们难以靠一己之力养活全家的时候，女性才有机会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落座之后不久，就听到外面传来哗啦啦的雨声，晚来的人显然没有我们幸运，一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雷声也越来越响，仿佛直接落在头顶的铁皮屋顶一般。更有甚者，雨水沿着铁皮屋顶倾泻而下，直接浇在一些餐桌的火炉上，于是现场出现了打着雨伞吃烧烤的奇景。主办方的讲话完全淹没在雷雨声中，只能草草介绍过主要发起人后直接干杯收场。宴会过半，现场突然传来双簧管和鼓点的声音，原来是主办方请来助兴的艺人，两个年轻的小姑娘身着浴衣奏着乐器在宴席间来回走动，颇有日本特色，引来很多人拍照。宴会的最后，我身边的女学者递给我一张名片，并询问我的中文名字，我将我的中文名字写在她的记事本上，她一脸疑惑，看来并不认识那个汉字，还问我左边的偏旁是不是“舟”字。我于是重新一笔一划地写了一遍我的名字，并告诉她这个字在中文里用来专指月光的白色，女学者和对面的教授夫人纷纷表示中国人真浪漫，竟然有这样的形容词，不得不说我头一回觉得自己的名字没那么爷们，心里不由得感谢我那洒脱任性的娘亲，万里挑一选了这么一个颇具“中式浪漫”的名字。
与日本学者告别后，我和朋友汇合，外面的雨已经停了，空气异常清新，天气也没有之前那么热，四个人慢慢走在马路上，计划着再逛逛附近的商场，于是转进JR名古屋站楼上的高岛屋，谁曾想刚刚在无印良品转了一会儿就被告知商场马上要关门。好在我买东西向来神速，迅速敲定了一件军绿色短袖衬衫，一顶深蓝色化纤编织渔夫帽，付钱的时候听到了久违的英文，感动地连连说“ありがとう”，不得不说这是我在日本遇到的英文最流利的收银员。当天因为突降暴雨，导致新干线很多列车晚点停运，JR站里聚集了很多人，用洗手间都要排队很久。
回到民宿，洗漱完毕收拾好行李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的事了，刚刚躺下不久就听到密码锁打开的声音，住在里面房间的另外两个男生回来了，他们没有直接回到房间，而是逐个敲其他两间卧房的门，问我们愿不愿意下楼喝点酒聊聊天，理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名古屋了耶，难道不应该趁机对酒当歌秉烛夜谈么”。同屋的女生睡眠不好，表示要尽早休息，我则处在倒时差的过程中，这个时间正是精神地睡不着觉的时候，于是答应只喝水聊天不喝酒，然后随便抓了一件衣服和另外两个人汇合，跟着这两个显然有点喝high的哥们儿一起去楼下的起居室“二次会”。人在异乡的确容易感性，五个人从人生哲学聊到结构方程，一瓶烧酒被分的差不多，“干事”显然已经喝高，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台词，跟剩余四个人探讨结构方程的精髓究竟在哪儿。可悲的是直到他重复了三遍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这哥们儿已经神志不清了，但已经来不及拦住他接着单曲循环，剩下的四个人只好面面相觑一脸无奈地不断看表，此时已经是下半夜三点半。循环到第五次的时候，“干事”终于忍不住内急，起身去了洗手间，我则趁机带着另外两人夺门而出，将劝“干事”回去就寝的艰巨任务丢给了“干事”的室友。虽然内心觉得不告而别显得很没礼貌，但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恨不得能光速飞到自己的床上赶紧睡下。
“干事”和他的室友最后是怎么回到房间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第二天“干事”宿醉严重，退房后一个人坐在楼下的长椅上醒酒，恋恋不舍地跟我们道别。而我则一觉睡到9点50分，被同屋的姑娘一句“十点了”惊醒，要知道10点钟可是退房的时间，而我此时别说行李，连自己都还没收拾好。负责公寓清洁的员工已经等在门外，我们还在房间里鸡飞狗跳地收拾行李，真正退房的时候已经十点半多，几个人只能不断地跟保洁员道歉。这是在名古屋的最后一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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