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花

养花，大概是在老舍身上继承得最好的北京市民的爱好。在老舍小的时候，几乎家家都养花种树。在普通老百姓家里，三种植物是不可缺少的——枣树、石榴树和夹竹桃。枣树栽在院子里，而石榴和夹竹桃则养在盆里，冬天好搬到屋里去。种枣树主要是为了吃枣和遮阴，栽石榴是为了开花结果，红绿相间，红是红，绿是绿，喜庆吉祥；而夹竹桃则纯粹为了观赏，院子里老有几朵不大不小粉红双瓣的花，开着。老舍的家里，也有这三样植物。那棵老枣树现在还奇迹般地活着。凡是到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8号去参观过的人，都还会见到它的风采。据现在的住户说，它太老了，已经不大结枣了。是呀，少说，它也有100岁了。他小的时候，院里就有这棵枣树。从外表看，现在这位老寿星枣树还相当硬朗，到了夏天，枝叶很茂盛。 东屋，根据《四世同堂》里的描写，是冬天贮藏石榴和夹竹桃的地方。浇足了水，放一冬天，并不要为它们生火。顶好。为夹竹桃糊一个大纸套子罩上，像穿风衣一样，免得落上好多尘土。 在南墙根，老舍先生的父亲，一位沉默寡言特别厚道的旗籍士兵，总要养些小花草，像草茉莉、五色梅什么的。他还喜欢菊花，每到八月节，总要弄两盆菊花回来养着。他的职业是挎着腰刀巡逻守卫皇宫，可是，他的心，像个妇女，慈祥、安静、细致。下了岗，摆弄这些小花草成了他的最大乐趣。菊花是他的最高级的享受了，但因为钱少，才养了两盆。 父亲去世之后，老舍的家境变得极窘。菊花和草茉莉都绝了迹。甜石榴和夹竹桃受到了精心的照料，因为它们是父亲遗留下来的“宝”，给它们浇水成了男孩子特别上心的事。在这个又穷又苦又安静的小院子里，红而大的石榴果和一朵朵经久不衰的夹竹桃花成了最有生气的点缀品。 就这样，对花的崇尚感情，带着父母留下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老舍的心上。 老舍由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第一个工作是教育孩子。不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要教孩子们爱花。在他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古希腊人有花神，古远的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也把山、石、树都当成神灵，生活在20世纪初的老舍，并不想把这些古朴的拜物教重新复活，但是他那种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情感，却是和古代人相通的。 老舍对花的态度终生未变。他当了作家之后，不论走到哪里，案头总要摆上一瓶花，让花陪伴着他。 花、烟、茶，成了他创作的三位助产士。 插花的瓶子，由于条件所限，也许是一只瓦罐，也许是一个装曲酒的瓷瓶，也许是一只玻璃杯。花呢？什么都有，碰到什么要什么，说不定是路旁随手摘的一束野花，或许是一枝含苞待放的早春桃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住在重庆白象街《新蜀报》馆里。他有斗室一间，只有前窗，还是开在小天井里，屋里黑黢黢的。一张破床，一张缺腿的破方桌，一把椅子，是他的全部家具。硕大的老鼠白天也敢出来散步，老舍说他“整天和老鼠同居”。但那破方桌上的酒瓶子里总有一两支鲜花。就在这间黑屋里老舍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作家吴组缃先生是老舍的好友，他说在重庆乡间时老舍窘极，无花可插，便找了一撮竹叶插在药瓶中，并为此赋诗，其中一句便是“竹叶当花插陶瓶”。 在中华民族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在一间顶小顶黑的房间里，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书生，他不停地写，偶尔抬起头来，看看那一两支野花。这花，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情操和骨气，这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气质。这就是中国的文人，战斗的不屈不挠的中国文人。 摆一两支鲜花在案头，是老舍为自己设计的写作环境。1937年底他在武汉写过这样的话：“笔在手，烟在口，纸柔墨润，案头若能再有香花一二朵，实创作妙境。”他给留在沦陷区的夫人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也有一支桃花插在曲酒瓶中。” 世界上也许再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中国文人这样爱用植物、用树和花，来表达思想、感情、品德。看看中国画里的“四君子”——松、竹、梅、兰，便会一目了然。老舍先生桌上的一二朵小花就是和这个光荣传统一脉相通的。 抗战后，花瓶又跟着老舍先生出现在美国纽约的公寓里。老舍先生在那里创作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在他离开美国回国的时候，他把这花瓶郑重地送给了翻译家郭镜秋女士——《离婚》和《鼓书艺人》的译者。 解放后，老舍先生不再需要花瓶了，他有了一个小花园！ 1950年4月13日老舍先生搬进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对面的迺兹府大街丰盛胡同10号。这里，靠着大门，原有一棵枣树。他又让夫人买了两株柿子树种在院子当中。枣和柿子，都属于“铁杆庄稼”，好伺候，旱涝保收，还不爱招虫。此外，他还利用院中的空地，决定养菊花。 老舍的哥哥叫舒子祥。“子祥”和“祥子”同字同音，不过正好颠倒了一个个儿。他比老舍大10岁，他拉过洋车，当过工友，做过巡警，一事无成，但种得一手好花，是个很有本事的花匠。摆弄像点样的花卉本是件费钱的事，幸亏子祥遇见了一位好弟弟，供吃供穿供养孩子（他有9个孩子），还供他养花。舒子祥会养菊花，是北京城内的、特别是西直门一带的著名的养菊能手。自己有了小院子，老舍想起了哥哥的绝技，请他担任技术指导，自己和夫人也养起了菊花。其结果，就是老舍著名散文《养花》一文里提到的情景，共养了一百多品种，三百多棵。每到秋天，可以举办一个小菊展。 养菊花，对老舍是再好不过的一项运动了。菊花培育期长，要整整伺候一年。浇水、换盆、拿虫、剪枝、上肥，劳动量相当大。这样，老舍就得被迫每天摆弄它们，正好和他的写作生活相匹配。写几百个字，出来浇浇水，搬搬盆，蹲下起来，起来蹲下，吸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腰腿，再进屋去写，如此循环，有劳有逸，脑子和身体得以轮流休息，得益不浅。 养花栽树给老舍先生带来的欢乐是极大的。柿子熟了，要挨门挨户去送给朋友，叫“送树热儿”。这本是北京的老风俗，解放后却很少有人再实行，老舍先生坚持还要这样办，不仅使老北京们备感亲切，撩起他们的怀旧之情，外地来的新北京人也赞不绝口。好花招来了许多蜜蜂和蝴蝶，也吸引了许多赏花者。每到鲜花盛开时，特别是在节假日，必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老舍先生喜欢把朋友们留下来吃饭，饭菜都不贵，但准有北京的风味，大家对酒当歌，开怀痛饮，大坛的绍兴老酒管够，忘乎所以时，不免有人溜到桌下去睡觉。 好花也吸引了许多非文艺界的“哥儿们”：送牛奶的、送报的、修房的，街道上的老大爷和老大妈们。他们一进门就先大声叫唤：“好香啊！”老舍必定要走出来迎接他们，还要请进客喝一碗“香片”，再顺便看看屋里的花。您要是夸好，过几天，老舍十之八九会抱两盆给您送上门去。看着朋友们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老舍心里自然特别高兴，这就是乐趣！ 老舍先生的“家室”还有一大株昙花，一大棵银星海棠，一大盆腊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红、白、黄三种令箭荷花和一大丛太平花。叶浅予先生曾经画过一张非常传神的老舍先生速写像。画中老舍周围全是花，他像个老花仙。这张画极其生动地表现了老舍在两个百花园地中的丰收和喜悦——《龙须沟》《茶馆》和菊花、柿子一起争艳，好一派大好风光。 像在写作中一样，老舍先生在养花中也常做自我批评，就是在最得意的时候，他也会话锋一转，悄悄地说：“这棵很失败，光长叶子不开花！”或者说，“这棵蹿得太高，长荒了，徒有其表！”朋友们面对这些好花，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真是可爱极了，这是典型的老舍风格。 老舍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在他的空骨灰盒内，放了几朵茉莉花，让一二朵香花化作了他的永久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