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先生（《南海路7号》人物志之一）

新年上班第一天，上午刚坐下不久，手机响了，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小薛吗我是黄阿姨是你谭老师的夫人”，我马上接口道：黄阿姨您好，我知道是您。黄阿姨说没有别的事，“就是告诉你一声，你谭老师走了……”黄阿姨在电话里简单介绍说，谭先生因衰竭去世，已经料理完后事。九十二岁的老人，应该是喜丧了，但接到谭夫人的这个电话，还是涌上了伤感，又一位南海路7号的老人去世了，当年我结缘的老先生又少了一位。
《南海路7号》一书出版后，我应该送谭老师一本的，因为收入书里的《显微镜下的太阳》一文就是记述当年我跟着谭先生学习鉴定放射虫的经历，也描绘了我眼里的谭先生。但我没有去送。说起来原因有两个：其一，我收到样书后，只给几位我记述的已经去世的老师的家人送去了样书；其二，我在书中描写了谭先生，再送上门去给他看，有讨好之嫌。现在谭先生去世了，我却后悔当时没能登门呈上一本让老人看到我描写的他了。
其实我算不上是谭先生的学生，在南海路7号中科院海洋所里，我和谭先生分属两个不同的研究室里，谭先生是无脊椎动物研究室的原生动物学专家，他的研究专业是中国海的放射虫分类研究，而我只是海洋地质研究室的一个科辅人员，我所在的课题组属于古海洋学，涉及微体古生物中的有孔虫和放射虫，我们课题组里的苍树溪老师和闫军博士都擅长有孔虫标本的研究，但却没有人做放射虫标本的鉴定和统计，于是，就安排我跟着谭先生学习放射虫的鉴定。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跟着谭先生学习放射虫，有一段日子，我天天坐在谭先生的身边，跟着他学徒：伏在显微镜上认识常见的放射虫，绘制典型的放射虫标本结构和形态，统计常见的放射虫的种类和数量。在谭先生身边那段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谭先生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的陶醉神态。谭先生喜欢放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带，每天换听不同的曲子。每天相处，看显微镜累了，谭老师边和我聊天，我也知道了，谭老师原来是拉小提琴的。
谭先生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受到音乐熏陶，并学习小提琴，但大学读的是生物学，在中山大学读到大学三年级时，“四野”南下，挺进广州，招兵到中山大学，在学校动员下，谭先生和同学们都踊跃报名参军，被招进了“四野”的部队。谭先生和同学到新兵队报到时，被来带队的部队政委看到他身上背着的小提琴，问他背着的是什么？他回答：小提琴。政委让他当场拉小提琴给大家听听……政委说：你会拉小提琴到连队干什么，你应该去文工团。结果，谭老师就被分配到了“四野”的文工团，专门拉小提琴。再后来，海军成立，谭老师又被调至海军文工团拉小提琴，并成为首席小提琴。但拉小提琴几年后，谭老师发现自己的水平再也提高不了了，他对我说，“我发然发现我再怎么用功，我拉的小提琴也提高不了了……”谭先生做出了决定，重回中山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谭先生完成了生物学本科学业后，分配来青岛，进入中科院海洋所从事原生动物学的分类，一直工作到晚年。
在当时海洋所的原生动物分类学上，有两个“显学”，一个是有孔虫，一个是放射虫。有孔虫是钙质，放射虫是硅质。谭先生的专业就是放射虫。1990年代初，正是商业大潮席卷中国之时，在南海路7号海洋所里，像这种生物分类学等传统学科，已经属于“黄昏”学科了，尤其是放射虫这样单一的专业，更是边缘的边缘。所以谭先生看到我们课题组还需要，还派来一个年轻人跟着他学习，他的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他恨不得把他几十年的积累都一股脑地传授给我。有一次，谭先生一边数着他的手指一边对我说，上海的某某，杭州的某某，厦门的某某某……还有广州南海所的某某某，最后他指着我说：“你算半个，加起来现在国内搞放射虫的还有七个半人，你要用功，不能丢了我们的优势。”看着谭先生的认真样子，我差点笑出声来，我忍住笑，因为我清楚自己，是肯定要让谭先生失望的。谭先生说，“你要掌握拉丁文，英文之外还要学会德文。这样你就能接过我的全部了。”显然，谭先生高估了我的能力。我回到我们课题组和苍老师闫博士他们说起谭先生对我的期望，他们和我一起都笑了，闫博士说，谭先生太天真了，要是你有这水平，还会跟着他学什么放射虫。
谭先生把他积累的笔记资料都给了我，其实我们课题组派我来跟着谭先生学习，显然不是为了让我成为谭先生的传人，不是不给我机会，而是实事求是。派我来的目的就是给谭先生当助手，同时让我跟着谭先生掌握对中国海常见的放射虫标本的认识和鉴定，因为我们课题组的目的不是放射虫的分类学研究，而是通过海底沉积物岩心里不同层位的沉积物里存在的放射虫常见种类的数量统计得出放射虫的含量变化曲线，以此作为分析地质时代的古海洋环境变化例如气候变化的参数之一，培养一个能在显微镜下鉴定常见放射虫虫类的实验师和培养一个研究生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后来，当我能鉴定我们的冲绳海槽沉积物样品里的常见放射虫时，我就渐渐不再到谭先生的办公室了，有时在大楼里或大院里遇到谭先生时，谭先生总是停下来说许多，说来说去都是围绕着放射虫，当时他正承担着《中国动物志》“放射虫”的编写，他还在撰写《中国海的放射虫》，那是他几十年研究的总结。有一次，谭先生特意找到我，说希望我跟着他一起编写《中国海的放射虫》一书，我当然知道这是老先生为了提携我，但我那时“转行”的心意已定，只能辜负老先生的好意。 现在想想，跟着谭先生学习放射虫，聊以自慰的就是根据谭先生给我的放射虫的笔记资料，我撰写了一本关于放射虫的小册子，这就是1992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放射虫：神奇的微观动物》。也算是交给谭先生的一份作业。
那几年，到了节日假期，谭先生会邀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他家里去，他和夫人每次都准备了丰富的菜肴招待我们，想想我们真是不懂事，每次去谭先生家，我们居然都是空着手去，这也是当时我们海洋所师生之间的常态，那几年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管是到那位老师家吃饭，都是空着手去，好像没有什么不妥，现在想想真是汗颜。谭老师是广东人，谭夫人是湖北人，当时他们招待我们的是他们的拿手菜，这就是汽锅鸡和排骨炖藕。谭夫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代英语播音员，当时对我说，她可以教我英语。我只是笑笑，我是一个26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的人，即便遇到了这些一流的老师，也是浪费了机会。
后来，我离开了南海路7号，和谭先生的联系就渐渐少了。前几年，在我们报社大楼的一楼门厅，意外遇到了谭先生和谭夫人，原来他们是来报社旅行社报名参加老年人旅行团的，谭先生说，他的生活现在主要是听音乐了，显微镜看不动了，每天就听音乐……我问谭先生，还拉不拉小提琴？谭先生笑了，说：还拉一点小提琴。
谭先生九十二岁高龄辞世，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的，在天国里，他可以尽情享受他的音乐了。我有时想到谭先生当年放弃小提琴，很为他惋惜，也常常想，若他当时不重回大学，继续做他的海军文工团首席小提琴手，他难道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被淘汰吗？
谭智源先生，中国海洋放射虫研究专家。
我有幸做过您“门外”的学生，愿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