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读书报告：帝后新旧之争实质研究
PS：老师确实很博学，但是讲课声音平淡 0互动也确实很无聊，还是上学期讲明清史的小哥好玩！
【摘要】以往人们对清末“帝后之争”的认识很多停留在它是昏庸残暴的顽固派以流血政变镇压了一场进步变革的认知上，是旧文化扼杀了新文化的结果，维新变法运动的改良性也因此被夸大。但是，帝后之争真的是一场新旧文化之争吗？要认清这一事件，要从慈、光矛盾的实质说起。
所读文献：杨光楣《光绪与慈禧矛盾性质剖析》（《历史教学》，1980，第11期）
1、 文章观点
文章否定了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帝后之争是母子嫌隙、宫廷权力斗争的观点，而是认为它已经不是封建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一场文化之争。为了支撑这一结论，文章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
1. 观点一：矛盾成因并非争权
光绪十九岁后，慈禧不得不“撤帘归政”，但她仍然一边过着穷奢极欲的过程、一边继续控制朝政大权，所有官员都对她唯命是从，所以光绪名为“亲政”，实则无权。光绪是否因为对自己“傀儡皇帝”的地位不满才与慈禧发生争斗的呢？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亲政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与慈禧并无明显矛盾，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他们才发生矛盾且日渐尖锐。
作者将帝后在甲午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二：一是对日战争的态度。光绪主战，拥护他的“帝党”在战争爆发前就极力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态度；而慈禧主和，虽然她在战争初期佯装对日宣战的姿态，但后来海战失利后她便指使李鸿章进行议和活动。包括后来慈禧处罚珍、瑾二妃的事件，其实也和帝后对战争的态度不同有关；
二是慈禧的生日庆典问题，这是甲午时期帝后矛盾的真正起因。这一年正逢慈禧六十寿辰，朝廷专门拨出一千万两银子筹办，甚至到战争初期，庆典的筹备仍然照常进行。主战派对此甚为不满，御史李文田等人先后上奏，要求将庆典一切筹办事宜停止，专心筹备军务。后来，因为帝党的抵抗态度，日本认为“议和”时机未到，慈禧在庆典前议和的算盘也因此落空，她对以光绪为首的抵抗派切齿痛恨，认为光绪不仅反对议和，还支持庆典从简的主张是“忤逆不孝”。这是帝后矛盾的症结所在。
从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经常把光绪在甲午战争中主张抵抗的行为当成是他借抗战之名调用军队，削弱后党力量。但作者认为其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中，光绪确有削弱李鸿章军权的事，也因此加深了与慈禧的裂痕。但战争初期，尽管李鸿章因措置不当导致战事失利，光绪并未对他进行处理，是直到李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送予外人”之后，光绪才斥责他“失民心、伤国体”，才免去他北洋大臣的职务。光绪在维新期间撤去了一些旧衙门和罢黜了一些大臣，但这些行为都不是为了从慈禧手中夺回权力。他裁撤了六衙门是为了改革中央机构重叠的状况便于设置推行新政的新衙门，后来革职的几名大臣也是因为他们公然扣押礼部主事的陈条，阻碍维新。这些守旧大臣并非军政大权的实权掌控者，所以光绪这些举动并非为了夺取实权。战争后期，抵抗派中有人要求光绪“收回大权”，也是因为当时“议和妥协”气氛甚嚣尘上，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完全是出自对慈禧“议和”的义愤，对光绪无法决定和战之事的不满，并非为光绪争个人之权，而是为了民族大局。
2. 观点二：慈禧是“祖宗之法”的维护者
在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后，慈禧立即下了三条懿旨：一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二是规定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需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是将老臣中唯一支持光绪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此后，她表面上不问朝政，实际上暗中注视着光绪的举动，并支持守旧大臣抵制光绪革新的措施。在礼部六堂官被革职后，御史杨崇伊请“太后训政”，她立即出来训政，并将光绪囚禁瀛台。她指责他最大的罪名是“乱祖宗之法”——“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性妄为！”（太后训政语），光绪则以“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新法”，这充分说明光绪与慈禧斗争的分野是对“祖宗之法”的态度。训政后，变法措施陆续被废除，维新志士惨遭迫害，变法维新给中国带来的新希望彻底破灭了。作者因此认为慈禧是“祖宗之法”的坚定维护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因循守旧，百般维护反动的封建制度，代表了旧文化的一方，而光绪代表了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主张抗击外侮，变法图强，代表了新文化的力量。作者据此认为帝后之争是新旧文化之争。
二、个人思考
本人在阅读这篇论文之后认为文章的论据有几处站不住脚的地方，因此结论也是难以成立的。具体为：
1. 慈禧对维新变法的态度：真的是完全反对吗？
强学会成立之初，李鸿章就曾暗中捐银相助（虽然未被接受），[1]而他对慈禧忠心耿耿，慈禧对他也十分持重，这至少说明慈禧并不反对李鸿章支持强学会。而变法的30年前，洋务运动没有慈禧太后则无法发展，后来的维新变法也是得到了慈禧首肯才得以展开。《清朝戊戌政变记》中有“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的记载。由此观之，康有为上书是经过慈禧过目的，并且她下令让五大臣接见康有为。如果慈禧反对变法，康有为当时根本得不到接见，更别谈“面圣”。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甚至大部分时间是支持变法的。她之所以发动政变并非因为她对新文化深恶痛绝（她甚至接受了新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她对袁世凯密告的内容深信不疑，认为光绪帝要“围园杀后”，性命受到了威胁，才发动政变。这一点，可参考德龄公主回忆录中的“老佛爷临死之前曾说过好几次，她是完全相信袁世凯是说了真话的。”[3]
2.帝后之争真的是新旧之争吗？
王照之言“戊戌政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当知权利，绝无政见”一语中的，其实纵观政变始末，慈禧一直在“争”的并非旧文化的统治地位，而是自己的个人权力。包括后来她主持了清末新政，都是证明。凡是对她的统治有好处的她就做，凡是威胁她的统治的她就扼杀。帝后之争，本质上仍是权力之争。张謇亦称：“晚清政局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帝后。”
3. “变法”中的真正阻力来源
假如慈禧太后并不是反对新法的，那变法中的“阻力”真正来源于谁呢？晚清“守旧派”的原形是清流派，是为了适应慈禧“以清议维持大局”的目的而生的。其实，他们是慈禧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培养起的与洋务派制衡的官员队伍。他们对时局不甚了解、思维传统、守旧，是守旧派的前身。而守旧派的中坚力量则是满人集团，他们在欧风美雨和“改革”之风盛行的时局中坚决维护满洲贵族的政治权益和统治地位，抑制汉族官僚势力，排斥汉族官僚为救亡图存采取的所有维新举措，而皇帝对汉人的重用激起了满洲贵族对他的反感。如满臣刚毅“凡汉人皆恨之”，1897年刚毅请旨练满洲军，光绪以“我告诉你罢，满洲军简直不中用”拒之，刚毅将此语告诉慈禧和诸满族王公，言皇帝乃满人之敌。[2]满人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多完全反对改革，是改革阻力来源中最顽固的力量。假如说一开始，新、旧两派的力量在慈禧的有意维持下尚属平稳，那么在甲午海战后，政局就转向有利于守旧派揽权的一面。维新派、洋务派、清流派等派系权力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也卷土重来，最终导致格局恶化，新文化力量被大大削弱。
参考文献
[1]《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分析》，陈洁梅，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2]《守旧派：19世纪末晚清政局失衡的肇事者》，黄庆林，510006
[3]德龄著《御苑兰心记》
【摘要】以往人们对清末“帝后之争”的认识很多停留在它是昏庸残暴的顽固派以流血政变镇压了一场进步变革的认知上，是旧文化扼杀了新文化的结果，维新变法运动的改良性也因此被夸大。但是，帝后之争真的是一场新旧文化之争吗？要认清这一事件，要从慈、光矛盾的实质说起。
所读文献：杨光楣《光绪与慈禧矛盾性质剖析》（《历史教学》，1980，第11期）
1、 文章观点
文章否定了以往人们所认为的帝后之争是母子嫌隙、宫廷权力斗争的观点，而是认为它已经不是封建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是一场文化之争。为了支撑这一结论，文章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
1. 观点一：矛盾成因并非争权
光绪十九岁后，慈禧不得不“撤帘归政”，但她仍然一边过着穷奢极欲的过程、一边继续控制朝政大权，所有官员都对她唯命是从，所以光绪名为“亲政”，实则无权。光绪是否因为对自己“傀儡皇帝”的地位不满才与慈禧发生争斗的呢？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亲政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与慈禧并无明显矛盾，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他们才发生矛盾且日渐尖锐。
作者将帝后在甲午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二：一是对日战争的态度。光绪主战，拥护他的“帝党”在战争爆发前就极力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态度；而慈禧主和，虽然她在战争初期佯装对日宣战的姿态，但后来海战失利后她便指使李鸿章进行议和活动。包括后来慈禧处罚珍、瑾二妃的事件，其实也和帝后对战争的态度不同有关；
二是慈禧的生日庆典问题，这是甲午时期帝后矛盾的真正起因。这一年正逢慈禧六十寿辰，朝廷专门拨出一千万两银子筹办，甚至到战争初期，庆典的筹备仍然照常进行。主战派对此甚为不满，御史李文田等人先后上奏，要求将庆典一切筹办事宜停止，专心筹备军务。后来，因为帝党的抵抗态度，日本认为“议和”时机未到，慈禧在庆典前议和的算盘也因此落空，她对以光绪为首的抵抗派切齿痛恨，认为光绪不仅反对议和，还支持庆典从简的主张是“忤逆不孝”。这是帝后矛盾的症结所在。
从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经常把光绪在甲午战争中主张抵抗的行为当成是他借抗战之名调用军队，削弱后党力量。但作者认为其实并非如此。甲午战争中，光绪确有削弱李鸿章军权的事，也因此加深了与慈禧的裂痕。但战争初期，尽管李鸿章因措置不当导致战事失利，光绪并未对他进行处理，是直到李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送予外人”之后，光绪才斥责他“失民心、伤国体”，才免去他北洋大臣的职务。光绪在维新期间撤去了一些旧衙门和罢黜了一些大臣，但这些行为都不是为了从慈禧手中夺回权力。他裁撤了六衙门是为了改革中央机构重叠的状况便于设置推行新政的新衙门，后来革职的几名大臣也是因为他们公然扣押礼部主事的陈条，阻碍维新。这些守旧大臣并非军政大权的实权掌控者，所以光绪这些举动并非为了夺取实权。战争后期，抵抗派中有人要求光绪“收回大权”，也是因为当时“议和妥协”气氛甚嚣尘上，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完全是出自对慈禧“议和”的义愤，对光绪无法决定和战之事的不满，并非为光绪争个人之权，而是为了民族大局。
2. 观点二：慈禧是“祖宗之法”的维护者
在光绪下了“明定国是”诏后，慈禧立即下了三条懿旨：一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二是规定凡新任命的二品以上大员均需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是将老臣中唯一支持光绪变法的翁同龢开缺回籍。此后，她表面上不问朝政，实际上暗中注视着光绪的举动，并支持守旧大臣抵制光绪革新的措施。在礼部六堂官被革职后，御史杨崇伊请“太后训政”，她立即出来训政，并将光绪囚禁瀛台。她指责他最大的罪名是“乱祖宗之法”——“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性妄为！”（太后训政语），光绪则以“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新法”，这充分说明光绪与慈禧斗争的分野是对“祖宗之法”的态度。训政后，变法措施陆续被废除，维新志士惨遭迫害，变法维新给中国带来的新希望彻底破灭了。作者因此认为慈禧是“祖宗之法”的坚定维护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因循守旧，百般维护反动的封建制度，代表了旧文化的一方，而光绪代表了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求，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主张抗击外侮，变法图强，代表了新文化的力量。作者据此认为帝后之争是新旧文化之争。
二、个人思考
本人在阅读这篇论文之后认为文章的论据有几处站不住脚的地方，因此结论也是难以成立的。具体为：
1. 慈禧对维新变法的态度：真的是完全反对吗？
强学会成立之初，李鸿章就曾暗中捐银相助（虽然未被接受），[1]而他对慈禧忠心耿耿，慈禧对他也十分持重，这至少说明慈禧并不反对李鸿章支持强学会。而变法的30年前，洋务运动没有慈禧太后则无法发展，后来的维新变法也是得到了慈禧首肯才得以展开。《清朝戊戌政变记》中有“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的记载。由此观之，康有为上书是经过慈禧过目的，并且她下令让五大臣接见康有为。如果慈禧反对变法，康有为当时根本得不到接见，更别谈“面圣”。慈禧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甚至大部分时间是支持变法的。她之所以发动政变并非因为她对新文化深恶痛绝（她甚至接受了新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她对袁世凯密告的内容深信不疑，认为光绪帝要“围园杀后”，性命受到了威胁，才发动政变。这一点，可参考德龄公主回忆录中的“老佛爷临死之前曾说过好几次，她是完全相信袁世凯是说了真话的。”[3]
2.帝后之争真的是新旧之争吗？
王照之言“戊戌政变，外人或误会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当知权利，绝无政见”一语中的，其实纵观政变始末，慈禧一直在“争”的并非旧文化的统治地位，而是自己的个人权力。包括后来她主持了清末新政，都是证明。凡是对她的统治有好处的她就做，凡是威胁她的统治的她就扼杀。帝后之争，本质上仍是权力之争。张謇亦称：“晚清政局之乱，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帝后。”
3. “变法”中的真正阻力来源
假如慈禧太后并不是反对新法的，那变法中的“阻力”真正来源于谁呢？晚清“守旧派”的原形是清流派，是为了适应慈禧“以清议维持大局”的目的而生的。其实，他们是慈禧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培养起的与洋务派制衡的官员队伍。他们对时局不甚了解、思维传统、守旧，是守旧派的前身。而守旧派的中坚力量则是满人集团，他们在欧风美雨和“改革”之风盛行的时局中坚决维护满洲贵族的政治权益和统治地位，抑制汉族官僚势力，排斥汉族官僚为救亡图存采取的所有维新举措，而皇帝对汉人的重用激起了满洲贵族对他的反感。如满臣刚毅“凡汉人皆恨之”，1897年刚毅请旨练满洲军，光绪以“我告诉你罢，满洲军简直不中用”拒之，刚毅将此语告诉慈禧和诸满族王公，言皇帝乃满人之敌。[2]满人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大多完全反对改革，是改革阻力来源中最顽固的力量。假如说一开始，新、旧两派的力量在慈禧的有意维持下尚属平稳，那么在甲午海战后，政局就转向有利于守旧派揽权的一面。维新派、洋务派、清流派等派系权力平衡的格局被打破，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也卷土重来，最终导致格局恶化，新文化力量被大大削弱。
参考文献
[1]《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分析》，陈洁梅，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2]《守旧派：19世纪末晚清政局失衡的肇事者》，黄庆林，510006
[3]德龄著《御苑兰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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