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地震记录既早又多？（之一史官传统）
在讨论历史文献关于地震的记载之前，我们先回顾前文提到的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历史地震记载为什么既早又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给一个笼而统之的答案，即因为中国的历史文献既早又多，历史地震记载存于历史文献，结果当然也一样了。如果循着“早”和“多”这两个现象再追问下去，上述回答难免简陋。本书仅从史官和修志这两大文化传统出发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史官传统可以回答“早”的问题，不单是早，而且连绵不绝；修志传统可以回答“多”的问题，不单是多，而且分布极广，几乎无处不及。下面就撮其大要，对这两大文化传统的脉络做一回顾，并重点拎出与地震有关的一些内容。
史官传统
《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国的史官传统由来已久，史官代不乏人，才有史册之煌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端赖于此。从一面说，有“国可亡，史不可灭”的悲呼，从另一面说，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狠毒。
夏朝没有文献可徵，姑且不论。商人重鬼，起主导作用的是巫，巫的作用在于沟通人和神、连接人与天，涉及卜筮、祭祀、星历、书史、教育和医药等方方面面，现存的殷商甲骨文基本是巫的卜辞，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史官，其特征是巫史合流，由巫负责记事，地震被理解为天象，记录地震自然也是其职责所在。
殷商到西周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转折，《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早期天人不分的认识逐渐开始分化，天和神的神秘感逐渐淡化，很多天事降为人事。这一时期的史官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巫史分流，史官逐渐从巫中独立出来，《周礼•春官》对巫和史的官名职权分别进行了界定，其中与巫有关的官职有大卜、卜师、卜人、龟人、菙氏、占人、簭人、占梦、眡祲、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和女巫等，与史有关的官职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等；二是官师合一，即官职和学术不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政事不分），统称为王官之学，因而有“学在王官”的说法，《周礼•春官》中列出与史有关的官职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掌管的是政府文书工作，既有辅助国是、推行政令的官方责任，也有记言叙事、建章立制的学术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保章氏，其职权是“…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保章氏的职掌范围与灾异最为相关，可能是地震记录和分析的第一责任人。
东周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王室的王官之学逐渐解体，先是散入诸侯国，继而散入民间，其标志有二：一是春秋时诸侯国史书的兴盛，《孟子•离娄》提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墨子•非命》也提到“百国春秋”，可见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和史书，《春秋》全用鲁国纪年，不用周王纪年，因此汉时公羊学有“黜周王鲁”的说法；二是诸子百家的兴起，诸子百家均为私学，而非官学，先秦有关地震的38条史料中，有4条出自《墨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子书，当然诸子百家对地震的记录，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多是为其学说论点而服务。秦王朝统一后实行中央集权，试图恢复“王官之学”，在焚书运动中，一方面“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另一方面“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用以清除诸侯国的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学说。
两汉以来，官制逐渐繁复，史官亦随之而分工愈加明确，总的趋势有二：一是官史分途愈加明显，史官逐渐从政务中脱离出来，主要从事星象、历法、记事等事务性的工作，史官的政治地位也逐渐跌落；二是史职分化成为定制，汉代以后，史官的分工逐渐明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太史，职掌天文历法，直至明清时的钦天监正，不参与记言记事，另一类则由一定的名位参与史务，后世或称著作郎，或称史官，或属翰林院所掌，成为纯粹记史的职务，也就是狭义上的史官。从地震记录的史料来看，由于史职分化的分化，对地震的记录也出现两种类型，一是由纯粹史官对地震现象的记录，这类史料占历史地震记录的绝大多数；二是由太史或钦天监等对地震成因、应对等做的哲理性分析，如东汉时张衡所上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史官传统
《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国的史官传统由来已久，史官代不乏人，才有史册之煌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端赖于此。从一面说，有“国可亡，史不可灭”的悲呼，从另一面说，有“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的狠毒。
夏朝没有文献可徵，姑且不论。商人重鬼，起主导作用的是巫，巫的作用在于沟通人和神、连接人与天，涉及卜筮、祭祀、星历、书史、教育和医药等方方面面，现存的殷商甲骨文基本是巫的卜辞，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史官，其特征是巫史合流，由巫负责记事，地震被理解为天象，记录地震自然也是其职责所在。
殷商到西周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转折，《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们早期天人不分的认识逐渐开始分化，天和神的神秘感逐渐淡化，很多天事降为人事。这一时期的史官呈现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巫史分流，史官逐渐从巫中独立出来，《周礼•春官》对巫和史的官名职权分别进行了界定，其中与巫有关的官职有大卜、卜师、卜人、龟人、菙氏、占人、簭人、占梦、眡祲、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男巫和女巫等，与史有关的官职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御史等；二是官师合一，即官职和学术不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政事不分），统称为王官之学，因而有“学在王官”的说法，《周礼•春官》中列出与史有关的官职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掌管的是政府文书工作，既有辅助国是、推行政令的官方责任，也有记言叙事、建章立制的学术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保章氏，其职权是“…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保章氏的职掌范围与灾异最为相关，可能是地震记录和分析的第一责任人。
东周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周王室的王官之学逐渐解体，先是散入诸侯国，继而散入民间，其标志有二：一是春秋时诸侯国史书的兴盛，《孟子•离娄》提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墨子•非命》也提到“百国春秋”，可见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官和史书，《春秋》全用鲁国纪年，不用周王纪年，因此汉时公羊学有“黜周王鲁”的说法；二是诸子百家的兴起，诸子百家均为私学，而非官学，先秦有关地震的38条史料中，有4条出自《墨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子书，当然诸子百家对地震的记录，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多是为其学说论点而服务。秦王朝统一后实行中央集权，试图恢复“王官之学”，在焚书运动中，一方面“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另一方面“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用以清除诸侯国的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学说。
两汉以来，官制逐渐繁复，史官亦随之而分工愈加明确，总的趋势有二：一是官史分途愈加明显，史官逐渐从政务中脱离出来，主要从事星象、历法、记事等事务性的工作，史官的政治地位也逐渐跌落；二是史职分化成为定制，汉代以后，史官的分工逐渐明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称为太史，职掌天文历法，直至明清时的钦天监正，不参与记言记事，另一类则由一定的名位参与史务，后世或称著作郎，或称史官，或属翰林院所掌，成为纯粹记史的职务，也就是狭义上的史官。从地震记录的史料来看，由于史职分化的分化，对地震的记录也出现两种类型，一是由纯粹史官对地震现象的记录，这类史料占历史地震记录的绝大多数；二是由太史或钦天监等对地震成因、应对等做的哲理性分析，如东汉时张衡所上的《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