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福柯：从康吉莱姆到康吉莱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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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福柯：从康吉莱姆到康吉莱姆
皮埃尔·马舍雷 / 文
刘冰菁 / 译
除了出于一些个人的特殊考量， 将乔治·康吉莱姆和米歇尔·福柯联系起来， 是基于以下原因： 他们这两种思想都是围绕着规范的问题展开的，虽然我们可以直接地看到，他们两位都运用了从生物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和社会政治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对规范问题的研究都是哲学性质的思考。由此，我们可以一般性地提出他们之间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存在面对的是规范？这些规范是从何处获取权力的？以及规范是在何种方面趋向权力的？
在康吉莱姆那里， 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 “否定性的价值”（valeurs négatives）的概念，这也是他从巴什拉那里重新推敲使用的概念。这一点在他发表于《环球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上的 《生命》（Vie）一文中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在死亡冲动下， 只可能通过生命的错误才能感受和认识到生命， 就是在每个生命体中才能透露出它构成性上的不完满。 这就是为什么规范的权力是在它遇到困难时才表现出来， 而且最终跌倒在——它无法跨越的也是它不定期就回到的——界限上。在这个意义上， 在详尽引用博尔赫斯之前，康吉莱姆就提出了以下问题：“生命的价值，作为价值的生命，难道不是深深扎根于它本质上的不稳定性中么？”
从康吉莱姆和福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疑问都被严格地限定在一个框架内，即生命和死亡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在疾病的临床经验中，它们都遇到了什么。首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下康吉莱姆和福柯是如何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空间中相遇的。1943 年，康吉莱姆发表了他的医学论文——《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1963 年，“二十年后”，他在关于历史、生物哲学和医学哲学的“盖伦”（Galien）丛书上，通过法国大学出版社指导出版了福柯继《疯狂史》 之后的第二部重要作品——《临床医学的诞生》；同年，康吉莱姆在索邦大学教授了关于规范的课程，他也是为了重新修订1943 年的论文、在1966 年出版《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Nouvelles réflexions concernant 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 让我们重新回忆下这段连续的时间之旅（康吉莱姆的《正常与病态》则是在法国大学出版社的“克瓦特里日”（Quadrige）系列中于1988年再版；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则是引自“盖伦”丛书 1963 年的原始版本）。
1943年，康吉莱姆在《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中将实证主义生物学的客观化视角（la perspective objectivante）——这典型地体现在克劳德·伯纳德[1]研究实验室里的生命的作品中——和疾病的有效现实（la réalité effective），也就是说和疾病的存在现实（existentielle）相对比。从本质上来看，在个体自身存在的失败中，后者具有向个体提出问题和由个体提出问题的价值，负责这些问题的医学首先不是一项科学，因为医学除了试图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除了使它们作为问题而消失之外，医学还是关于生命的一门艺术，从对问题的具体认识来阐明。
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是围绕着 “生命体” （vivant）的核心概念。 它是 “经验” （expérience）的主体，这个观念遍布在康吉莱姆的医学论文中。其中，康吉莱姆断断续续地、同时也毫不间断地提到这个概念， 使生命体不断向痛苦或者更一般地说是向疾病的可能性敞开。 在这个视角中，从其存在的独特性（singularité）来看， 通过能够认知疾病的特殊方式， 生命体首先是个体或是活着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生命体的生命力（le vivant du vivant）： 在生命遭遇疾病的运动中，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展现生命个体存在的内容。在最后这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到柏格森主义的影响；另外，虽然康吉莱姆自己并没有提到这种相似的可能性，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conatus”[2]的斯宾诺莎主义概念的影响。
这个生命体之所以是活着的，是因为它是“经验”的承担者，并且同时具备两种形式：有意识的形式和无意识的形式。康吉莱姆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中写到，生物学家总是把生命体当作实验室中的对象。为了反对这种做法，康吉莱姆特别指出，病人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因为，病人在和医生的实际相交中说明他的疾病，以便尽力突显他自己的经验。所以，康吉莱姆引用了莱利彻[3]的观念：“我们认为，最先在意识中出现的科学是空无一物的……实际上，病人的这个观念才是真理的基础。”[4]在论文的第二部分中，康吉莱姆深入了这一分析，将生命体的经验深入到意识的界限之内。当生命体面对阻碍它自己充分发展的障碍时而显示出的我们刚刚提到的“生命体的生命力”，这也是康吉莱姆所说的“生命自发的努力”[5]，即在其有意识的思考之前迸发的——可能也是外在于有意识的思考之外的——自发的努力。“如果在人的生命中，规范化（normativité）并没有以萌芽的形式存在，那么，我们就不会知道人类意识中固有的规范化是如何被解释的。”[6]而“萌芽”，以一种承诺的形式，总是在它不可能被确定的地方实现自身。
强调“经验”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两个维度，就与实证主义生物学特有的客观主义相反，因为这种客观主义完全忽视了生命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生理学并不是要寻找对正常（normal）的客观定义，而是应该更好地认识生命原初的规范化（normativité）。”[7]这就表明，规范并不是被给定的客观存在，就像是可直接观察到的那样，由规范引起的并不是“正常性”（normalité）的静态现象，而是“规范化”的动态现象。“经验”的术语在此获得了新的意义：这是一种冲动（impulsion），它总是朝向结果，却没有一定会实现结果的保证；并且，在人类生命的情况中，因为易受到无限数量的经验的影响，生命体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这才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实证来源。
如此，关于生命和规范的关系的传统观点就被颠覆了。并不是生命服从于规范、规范从外部作用于生命；而是生命的运动内在地生产出了规范。这就是康吉莱姆《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的主旨——作为规范的创造者，生命体本质上就具有一种规范化的性质，这些规范也就体现出了构成生命体的正负极性（polarité）。因为，生命体并不能够被还原为给定的物质材料，而是一种关于生命能力（puissance）的可能性，换言之，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完满的现实，因为它不断地面临着疾病的风险，即死亡的永久威胁。
 
在康吉莱姆的《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之后，1963年，福柯在康吉莱姆的协助下出版了《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带有不同观点——甚至是对立的观点——的共识。这两本书都彻底地批评了生物学实证主义中所展现出的客观性要求，同时他们也是分别从两个极端的边缘出发展开批评的。康吉莱姆是以生命体的具体经验为基础，以此打开了研究规范的现象学视角，将规范看作来源于生命内在的规范性。相比于康吉莱姆对“来源”（origine）的思考，福柯代之以历史性的“诞生” （naissance），并且将其准确地定位在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进程中：这就是他开展的对医学规范的——与现象学相反地——“考古学”（archéologie）。福柯考察的传统医学规范，都是从医生的角度，或者从医生背后的医学机制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病人的角度出发。病人，就成为《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最大的缺场。因此，福柯在医学空间的布展中解释到，病人总是处在既是被赋予规范的，也同时是具有规范性的（normé et normant）“目视”（regard）中。这种目光的注视既决定了规范性的条件，同时也服从于共同的规范性。
医学不应仅仅是一类康复技术和相应的知识，它也应包括关于健康人的知识，即对 “无病之人” 的研究和对“标准人”（l’homme modèle）的界定。为了对人类的生存进行管理，医学采取了一种规范姿态，这使它不仅有权对如何健康地生活给出各种忠告，而且还有权发布个人以及社会在身体和道德关系方面的标准。[8]
确实，生命体的观念在康吉莱姆的《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中经常出现，却很少出现在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但实际上福柯在分析时并没有清除掉生命体的观念，因为此时生命体不再是规范性的主体，而只是规范应用的结果。据此，规范性的起源（genèse）才能够顺利地获得双重的意义——一是作为支配知识的认识论模型，另一是作为规范行为的政治模型。
另外，无论在福柯还是康吉莱姆的分析中，“经验”的概念都被反复提及。但是，在福柯所说的“依据其结构的严格性来获取事物”（prendre les choses dans leur sévérité structural[9]）中，这个概念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内涵。这不再是大家理解的生命体经验的问题，而是既是无名的也是集体的历史性经验。与其说这是属于生命体的经验（expérience du vivant），不如说这是生命体的经验（expérience de vivant）[10]，这就引出了临床医学的非个体化形象。所以，福柯所说的“临床医学的经验”是同时在多个层面中发展：在制度的框架——制度框架决定了被社会认可和监管的经验——中，它让医生能够通过观察（医学的目视）接触到经验，以此不断地完善经验。在这句话中，“经验”就在不同的位置出现了三次，并且带有不同的含义。正是这些位置和含义之间的关联才确立了临床医学经验的结构。
这是一个属于经验的三角：在一个顶点上，是病人占据了被目视的对象的地位；在另一个顶点上，是作为“身体”的成员、医学身体的成员的医生，它能够成为医学目视的主体；最后在第三个顶点上的是制度，它使被目视的对象和目视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层面上变为正式化和合法化。所以，在“说”（dit）和“看”（vu）的游戏中，这样一种“经验”就在病人和医生之上建立起来了，能够先天地（a priori）实现其历史形式。这种历史形式把自己的认知（reconnaissance）模型加在病人身上，从而先于病人的具体经验。
从根本上说， 福柯的分析和康吉莱姆的《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的分析是十分不同的，甚至两者可能是有重大分歧的。在康吉莱姆的分析中，并没有结构主义立场的痕迹，可他们两人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一些相近的结论。因为，临床医学的经验既向病人提供了生存的视角，让他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并且是这种经验自己规定了正常状态的标准。这只可能在客观认知（savoir objectif）的建构下才能成立：与死亡的风险性和必要性的相遇，揭示了生命的秘密或真理，甚至是其原则。这是来自比夏（Bichat）的忠告，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第八章中详细地解释了，康吉莱姆也多次引用过。
如此，临床医学的经验的历史性构成，才真正建立起了生命和死亡之间的伟大方程式。它将疾病的过程引入了有机体的空间，而空间中再现的表象则是由推动临床医学经验的条件所赋形；这些条件，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性，恰恰是无法还原为一种直接自为的生物本性，后者就好比是永远能够提供给认识的客观对象，其真理的价值就只在于绝对无条件的事实本身。这就是为什么福柯写道：
应该让现象学家们描述出医生—病人之间的变形，即他们之间的相遇、距离或是“理解”……对心理学，或是深层心理学来说，在原初的层面上建立起这一复杂的形象，是难以把握的；自从病理解剖学发展以来，医生和病人就不再是表面上相对应的要素——主体和客体、目视者和被目视者、目光和表面；只有当医学和病理学都内在于生物有机体，只有在这样的结构基础之上，医生和病人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关系……被解剖的尸体，就是内在于疾病之中的真理，就是医生—病人关系所展现的深度。[11]
这些使临床医学的经验，即死亡和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不再是本体论或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同时打开了一条认识论的维度。虽然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死亡“阐明”了生命。
人们可以从死亡的高度观看和分析器官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病理的发展时序。长久以来， 这种夜晚淹没了生命，甚至使疾病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它却被赋予了巨大的阐明力量，主宰和揭示着有机体的空间和疾病的时间。[12]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分析是与比夏相关的，因为福柯就在《临床医学的诞生》 的这段内容中提到了书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生命体（vivant）的观念。
生命现象（vivant）不可还原为机械现象或化学现象，这种性质相对于生命与死亡的基本联系而言只是次要的性质。生机论就是在这种 “死亡论” 的背景出现的。[13]
因此，通过揭示支撑临床医学经验的结构，来解构临床医学的经验，这同时也是揭示出了生存艺术的规范，关于健康和正常的观念的所有内容。这已经和康吉莱姆称自己为“生物学的无辜者”（innocence biologique）所表达的内容毫不相关了。另外，我们在这里还发现，福柯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了“存在的美学”（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意指这些规范是如何运作的，即如何使自己运作起来，同时打开新的边缘，那是主动促成这些规范的“游戏”的边缘地界。这种生存的艺术要求，从它实际发挥的效果来看，它必须意识并且了解死亡。这个相同的观点，也出现在福柯同年 1963 年关于雷蒙·鲁塞尔[14]的作品中，其中语言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就取代了临床医学的经验。
 
1963年， 在康吉莱姆读到了福柯的这本书的同时，他就重新阅读和准备了他的《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并在三年后出版了这本书。在这本新书中，康吉莱姆仍然坚持认为没有必要重新修改他在1943年的论点。但果真如此，那又该如何解释为什么说这些是“新” 的思考呢？
首先， 这些思考的新颖之处在于， 它们把关于规范的问题重新移到了别的领域之中， 这就极大地扩展了规范的功能场（le champ de fonctionnement des normes）。 简言之， 这就是从生命的领域扩大到了社会的领域， 实际上也是 《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 的中心问题：在规范化、 而不是正常性——正常性是康吉莱姆1943年论文的核心概念——的基础上，特别是涉及关于人类劳动及其产品的正常化现象，是否能够从生命的领域扩展到社会的领域的问题。
总体上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康吉莱姆无法从生命推论到社会，也就是说他无法把社会一般——作为正常化进程的承担者——的功能，和生命有机体的功能放在同一条逻辑之上。在这种扩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内在目的论和外在目的论之间传统争论的重现。这是否意味着，应该从根本上区分出两种类型的规范，即回到生命的和社会的两大类型？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这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强调了，起码在人类的世界中——而且人类难道不是都尝试把所有的事情都纳入到自己的世界之中么？——生命的规范并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力”的表现，后者由于被严格地限制在秩序中，实际上是极其抽象的。生命的规范表现为一种努力，一种只有在社会化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努力，据此才能超越自然的秩序。第二，《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也同样描述了一种社会的规范化，从“器官的发明”（invention d’organes）[15]中扩展而来的。另外，这种发明是指技术层面上的发明。这就是要颠倒生命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生命给社会带来了不可超越的模型，就像是有机论的各种隐喻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 在人类的世界里，正是社会才在生命形式之前就把生命描画了出来。这是因为，从“发明” 中来的“器官”之一就是对生命自身的认识，这在原则上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认识。
所以，思考规范及其作用，就是在思考生命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种决不能被还原为单向的因果决定论的关系。这就涉及康吉莱姆的“生命的知识”这一概念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是被用来作为他的一本书的标题。这个概念既指向了把生命当作客体而得来的知识，同时也指向了作为主体的生命生产出来的知识，它不仅促成了知识的作用，也在其中输入了价值。这就说，生命既不完全是一个客体，也不完全是一个主体；生命既不是完全具备意向性的意识，也不是毫无意识地就接受了作用在它身上的方式。而是说，生命是一种潜能（puissance），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所说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不完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只有在面临“否定性的价值”时才会有所经验。
在《关于正常与病态的新思考》的结尾，我们看到，“正是在有罪的狂怒中，就像在苦难的噪音中，无罪和健康才得以涌现出来，就像是研究不可能追溯的术语那样”[16]不过，关于正常化的神话，福柯可能会这样写道：这些神话，在它们理想化的表达中，仅仅谈及了关于死亡的苦难，这是一种威胁，总是提醒着生命体自身，总是提醒着生命体的个体性和生命力。
注释：
[1] 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1813—1878），现代实验生理学创始人，法国著名生理学家。他在建立如何进行生命科学实验的准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认为实验应该被设计成证实或驳倒研究人员所研究的主导假说。——译者注
[2]“conatus”，拉丁文，是指努力、冲动、欲求等。在斯宾诺莎哲学中，是指事物存在的现实本质，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是一种与神的意愿相关的力量。——译者注
[3]勒内·莱利彻（René Leriche, 1879—1955），法国外科医师，也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外科医学教授。他在研究中，主要强调了把病人作为一个整体的重要性。——译者注
[4]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巴黎，PUF/Quadrige，1988 年，第 53 页。
[5]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巴黎，PUF/Quadrige，1988 年，第 77 页。
[6]同上，第 77 页。
[7]同上，第 116 页。
[8]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 35 页。（译按：参见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9]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 35 页。（译按：这一句话仅仅出现在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版中，其后的版本即删除了。）
[10]“expérience du vivant”和“expérience de vivant”的差别在于，前者使用了部分冠词，强调从属关系；后者不加冠词，表示修饰关系，一般是指泛指的概念，用后者修饰前者。通常，前者强调属于生命体的经验，后者强调经验本身。——译者注
[11]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 138 页。（译按：这一句话仅仅出现在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一版中，其后的版本即删除了。）
[12]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 145 页。（译按：参见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1 年，第 162 页。）
[13]同上，第 144 页。（译按：同上，第 163 页。）
[14]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 1877—1933），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音乐家。通过他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他的语言游戏、双关谐语的表达力，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一批作家，包括超现实主义、新小说的作者，比如杜尚、布列东等人。他关于语言的贡献，被福柯指认为是揭示了语言能自由地思考在现实中不真实和不合理的事物。——译者注
[15]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巴黎，PUF/Quadrige，1988 年，第 189 页。
[16]乔治·康吉莱姆，《正常与病态》，巴黎，PUF/Quadrige，1988 年，第 180 页。
○●文章选自○●
                
                
《从康吉莱姆到福柯：规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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