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 对韩非评论

读《商君书》，如同登上雄峻高峰一览群山之小，奔腾在胸中的是劈山开路奔向大道的决战决胜之心。读《吕氏春秋》，从遥远的洪荒之地一路走来，历代兴亡历历如在目前，兴衰典故宗宗如数家珍，不管你赞同也好不赞同也好，都会油然生出声声感喟。读《老子》，是对一种茫无边际的深邃智慧的摸索，可能洞见一片奇异的珍宝，也可能捞起一根无用的稻草；仿佛一尊汪洋中的奇石，有人将它看做万仞高峰，也有人将它看做舒心的靠枕，有人将它看做神兵利器，也有人将它看做清心药石；然则无论你如何揣摩，它的灵魂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神秘之中，使你生出一种面对智者的庸常与渺小。读《庄子》，一种玄妙一种洒脱一种旷远一种出神入化一种海市蜃楼一种生死浑然，随着心境变幻莫测地萦绕着你，你可以啧啧感叹万里高飞却不知去向的鲲鹏，也可以愤然鄙夷吱吱喳喳而实实在在的蓬间雀，然终归惶惶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读《墨子》，如同暗夜走近熊熊篝火，使人通身发热，恨不能立即融化为一团烈焰一口利剑，焚烧自己而廓清浊世。《孟子》是一种滔滔雄辩，其衰朽的政见使人窝心，其辞章之讲究却使人快意。《论语》是支离破碎而又诚实坦率的一则则告诫，一则则评点，若是你不欲复古，纵然全部精读完毕，你也不知道自己该当如何在这个大争之世立身。《荀子》是公允的法官，疑难者或可在其中找到判词，无事读之则很难领悟其真髓。《公孙龙子》是巧思奇辩，其说谐趣，其智过人，纵然不服亦可大笑清心不亦乐乎……
只有《韩非子》，使人无法确切地诉说自己。《韩非子》无疑将成为传之千古的法家巨作。这部新派法家大书前所未有地博大渊深，初读之下难以揣摩其精华所在，精读之后方能领略其坚不可摧。从根本处着眼，《韩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将法家三治（法治、术治、势治）熔于一炉而重新构筑出一个宏大的法家学阵。对于以商鞅为轴心的法治派，《韩非子》一如《商君书》明晰坚定，除了更为具体，倒看不出有何新创。
韩非之出新，在于将术治、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法、术、势三说，此前皆有渊源：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法、术、势三治说虽有不同，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唯其如此，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统呼之为法家。然则，这种笼统定名，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在法家之中，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谁也不会将法、术、势混为一谈。可以说，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明确看作权位。《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这个势，便是权位。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不足慕也……尧为隶属（治陶工匠）而施教，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