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山西之行：我的经历与思考
短暂的山西之行：我的经历与思考
（收到古雯未发表邮件）
从关注黑窑事件到现在，半个月余过去了。我从没有想过，跨入七月的时候我已经去过山西的小县城重新回来。我也没有想过，永济、运城、临猗、栲栳镇、洪洞、临汾，这些晋南的小地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成为我生活的中心。脏乱的街道、以面膜为主食的习惯、黄河边人们的山西口音、四处隐藏着的私人招待所、各个机关垂着污点斑斑的白色帆布的办公室，以及那些手脚不便、永远目光茫然的智障窑工们，所有这些在短短三四天时间内成为我生活中深深烙刻下的东西。它们和他们那么迅速地成为我所熟悉的一切，以至将要离开时我恍然发现：我对这里的了解简直超过了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小城。
这一切都太切近了，我还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回顾。为什么去山西？去了山西能做什么？这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太多人问过我，也是我自己一再逼问自己的。我知道，如果我说当初看到黑窑事件的报道，黑窑工那种比猫狗更冷漠更空洞的彻底非生物化的眼神直接狠狠鞭笞了我的神经，让我感到一种随痛苦而来的巨大的恐怖——如果我说只是因为此我觉得不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肯定是让人不可相信的吧。是，事件本身越过了为人的底线，可正是对它的处理方式真正激怒了我，也让我放弃了对职能部门重重怀疑下的基本信任。那么，个人是可为的，再微薄，都是可为的。我坚信于这一点，也认为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光鲜明亮的生活此时实在让我觉得莫大的不好意思，哪怕我原本多少清楚这个都会里生活的假面性质。我是一名学生，勉强可以说将成为一位准研究人员。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我的厌恶，厌恶那坐在铺着地毯开着空调的高档会议室里啜着咖啡或茶水饶舌着理论术语互相吹捧的所谓研讨会。我承认那不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必要的，那里也坐着我所尊敬和爱戴着的人，可我几乎出于生理的本能只能是：离开这样的场合，去山西的现场看我能做什么。
老实地说，我基本没有任何救人的打算。曾经向前面去过的人寻问过情况，我想的甚至是，能够让我看见那些孩子，就已经很好了。更多的只是想：我要知道真相，要以我的眼和耳、手和笔，记下我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它们必然不全面，但至少是实情的一个面相。只有如此，才能确切些地知道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更有效果、阻力的分布情形如何等等。也只有在此实际性工作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有深度的思考和批判——此事可能是切入当代中国现实的一条路径，这对于做研究而言，也是必要的——这真是我的自私，因为预先肯定了此行对自己的影响的必然性才无丝毫犹疑，而不是有把握真的能帮助受害者。
6月25号，我从上海出发了。也曾很多次这样匆匆收拾了包裹独自上路，但那都只能算是单纯的出走，常常只是因为对上海此地逼人的气氛感到透不过气来。然而这一次终于有一个目的，前方有一些虽从未见面但能肯定有共同关心的人在。仍然不确定，不安的感觉一路上在递增。26号上午到达郑州，与广州的W会合，很顺利，二人辗转乘汽车前往山西。从郑州到河南边境的三门峡市，从三门峡越过黄河大桥即进入山西省境前往运城。黄河的水完全浑浊如泥，干涸过半，露出泥滩。一路上能看见窑洞，渐有北方高大的山。突然下起大雨，能分明感觉到山西此时期特有的微妙气氛。最终从运城再到永济市，已是傍晚时分，我与W的南方特征在这座县城街道上的扎眼连自己都很清楚，街边有三五一群游手好闲的人。然而终于与已在当地奔波了数日的青山、海水、陌、红旗会合了。
当晚互相了解情况，并争论，略有不快之处但都很坦诚，听了海水一些推断与分析，青山的一些交待，到凌晨两点半。事情果然便出于想像了，所有在千里之外的推测如果不是失效便是不能即刻可用，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具体的联系电话、具体要走访的地点。陌等几人当日碰巧在永济市普救寺附近发现了三个从砖窑出来流浪者，经与当地部门辗转交涉安置在了当地一家临时收容站。我与W以后几天的工作都是以他们三人以及其他该收容站的其他人员为中心的（此事详细经过见本人所写《关于三名被救窑工黄世林、周天驰、史国强在山西永济的亲历材料》，本文对该材料中交待清楚的事不再重复）。
27号，上午我与W跟随陌去了永济市公安局和临时收容所，在收容所见到了黄世林与史国强，因为认得他们二人，在此后的工作中便利不少。中午与陌分开，我与W去了普救寺附近的砖窑。海水等人早告知我们，砖窑已经得不到什么有用信息了，然而我仍然固执。从中午一点半到四点的时间，我与W在普救寺附近的原野依靠烟囱找砖窑。绝大部分烟囱已不冒烟，整个原野在烈日下有种胸闷的沉静，偶尔有摩托车经过。约下午三点我们进到一家冒着烟的窑场里，显然是整治过的，负责人居住的平房墙上贴了关于整治黑窑的通知，小黑板上写着“有困难找政府”的公告，称有工资拖欠、受虐待、人身自由受限制等情况请找相关部门，下面附有几个电话。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于是到砖场和窑内与工人交谈并拍了照。一个拉砖的工人称是附近的村民，工作完全是自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能挣三十块。窑场基本由三部分人员共同工作：一部分人将砖从堆积的空地用板车拉进窑内，一部分在窑内码砖，还有一部分负责在窑顶添加媒炭使其燃烧。窑内温度有五十到六十度，地上是很厚的窑灰，人一进去立刻进入炙烤状态，面红耳赤，宛如置身炼狱。W问窑内的工人是否有水喝，他们说有，但不管用，还不如不喝就这么熬着习惯了就好。窑口装了崭新的吹风机，是整治后才有的。有一个年轻工人的背部有伤痕，W问旁的工人是否是以前被打的，得到否定的回答。工人们至少表面看来精神状态都不错，还开着玩笑。这一切是怎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背后有什么，不得而知。然而我以为哪怕是只看见这些，也不是毫无用处的。至少不走进窑内我毕生也无法体会窑工的生活之万一，更不用说感同身受。近看时窑场的烟囱特别突兀，笔直地插向天空，而天空是斑驳的蓝色。
傍晚红旗先走了一步，海水与陌凌晨离开，青山第二天清晨也走了。我和W在后面两天的时间里把最低目标死死锁定在黄世林、周天弛和史国强三人的落实情况之上，基本上反复与当地公安局和民政局以及收容站所在旅店打交道。具体情形见《亲历材料》，这里必须要讲的是公安局与民政局的官员们是如何对待我和W这样的志愿者的，从中多少也可窥见县一级的职能部门在黑窑事件中的作为态度与方式。
28号上午，永济市公安局局长张凯出来接待了我们，前两天陌等与公安局交涉时他并没有露面。张首先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明否则便拒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登记了W的学生证和我的身份证之后我们开始寻问黄、周、史三人的情况，但张仍态度僵硬地要求我说明我的职业和单位。当我犹疑于明确回答脱口而出“没这必要”时，张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里是公安局，我一个公安局局长亲自来接待你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威胁的氛围。张在其中两三次说到“我们谁不关心我们受苦受难的农民工兄弟”，“你们既然把人交给了我们公安局，就应该充分相信我们”。言下之意自然是拒绝我们追问三人的下落。而事实是，在27号下午史国强已在当地政府保护的临时收容所里丢失（此消息我们直到29号傍晚才得知），当时张的说法是“已派人送回家”。张在次日中午四到五次拨打我的电话，死命追问我与W的住处，并强行在永济大酒店为我们订房，我说“我们是来帮助人的，没有任何道理接收您的帮助”，张称“你们帮窑工，我们帮你们嘛，你们是做好事，我们这么做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一步也没有踏进那家酒店。而民政局副局长陈翠莲显然采取了另一种方式。28号晚上，陈打电话给W称请我们吃饭。因为下午在旅馆里不见了黄、周、史以及其他约十来人，我们正想问她怎么回事，于是去了。地点定在一家显然在当地比较高档的饭店，席间陈向我们出示了一些遣送窑工回家的回执单，意思显然是在说明民政部门并非不作为。陈并一再地说“你们看刚才窑工们见了我多亲热，我们没有虐待他们，给他们吃好住好，找到家送他们回去”。当我两次提及“民政局要长期养活并亲自照看这些智障人员恐怕不可能，是否能够和社会联系建立一个社会救济站，募捐款项请专人照顾”时，陈要么岔开话题不提要么只是说“我们应该的”。其间陈又一再表示要帮W买回广州的车票，理由与张给出的差不多。饭后陈买了水果、牛奶和烟要送给我们，我们全部拿到旅馆给了窑工。而29日下午两点多到傍晚五点多仅相隔三小时，陈先称“史国强已由民政局送回家”，后称“史国强已于27号下午自己走丢”。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永济市的公安局、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丝毫不作为。他们作为，我们曾亲眼看见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由于窑工提供的地址有误送到当地无人接收又只能带回永济的情况。由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到，问题在于：其一当地政府仍然抱着隐瞒躲藏的态度在做事，害怕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监督，他们确实建立起了一系列处理黑窑事件的专门部门和专门负责人，这些部门和人员甚至能够按程序给出一套富于合法性的说法，可这套说法的效果却是把社会力量阻挡在门外，使得窑工的落实受到阻挠，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艰难；其二当地政府的作为方式效率相当低下，如在不核实地址的情况下急忙将智障窑工送回又只得带回来，这除了显示出其急于表明自身的作为姿态之外事实上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浪费了人力财力。可以想像的是，当家长们找到这些部门的时候，这种作为态度与方式会让他们怎样走投无路：人我们保护起来了，人我们已经派人送回去了如此等等，使得他们连讨说法寻门路的路径也没有了，但事实上却是被保护的人走丢，送回去的人没有到家。另外，对于那些哪怕找到家庭住址但由于家里特别困难无法养活回家的智障窑工的，应该建立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社会性救助机制确保其以后的生存权。
除了当地职能部门之外，我所考虑的还有志愿者这一方面的社会力量（由于在山西的时间有限，遗憾的是只与一些家长较浅层地谈过，没有跟随家长去找孩子，是以家长方面无法得出有益结论，但别的志愿者肯定有心得）。从我自己有所接触的去过山西的人员而言，从总体上而言都是社会边缘人：学生、不得志的职员、不在社会主流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等。年龄总体上偏年轻，性别上男性占大多数。在山西做事的过程中应该说志愿者本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对自身的信任问题、互相之间的信赖合作问题、与当地职能部门之间的磨合交涉甚至是博弈问题，以及最严重的是如何使这个小小的队伍长期不断地坚持下去、延续下去、交接下去给窑工以持续性帮助的问题。我感到极需要一套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应对方案来打破职能部门表面是解决问题实际上是阻碍问题之解决的壁垒。同时我所真心期望的是：能有更多真切地、抱有最大的善意的人，能够在解决好时间和资金问题的前提下参与到这个志愿者队伍中来，有这样一股小小的力量在，毕竟，是真的帮助到了一些窑工，哪怕只是一名、两名、数名，但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他们回家，就是一切。
古雯
2007年7月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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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注黑窑事件到现在，半个月余过去了。我从没有想过，跨入七月的时候我已经去过山西的小县城重新回来。我也没有想过，永济、运城、临猗、栲栳镇、洪洞、临汾，这些晋南的小地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成为我生活的中心。脏乱的街道、以面膜为主食的习惯、黄河边人们的山西口音、四处隐藏着的私人招待所、各个机关垂着污点斑斑的白色帆布的办公室，以及那些手脚不便、永远目光茫然的智障窑工们，所有这些在短短三四天时间内成为我生活中深深烙刻下的东西。它们和他们那么迅速地成为我所熟悉的一切，以至将要离开时我恍然发现：我对这里的了解简直超过了自己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小城。
这一切都太切近了，我还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回顾。为什么去山西？去了山西能做什么？这有意义吗？这些问题太多人问过我，也是我自己一再逼问自己的。我知道，如果我说当初看到黑窑事件的报道，黑窑工那种比猫狗更冷漠更空洞的彻底非生物化的眼神直接狠狠鞭笞了我的神经，让我感到一种随痛苦而来的巨大的恐怖——如果我说只是因为此我觉得不能不为他们做点什么，肯定是让人不可相信的吧。是，事件本身越过了为人的底线，可正是对它的处理方式真正激怒了我，也让我放弃了对职能部门重重怀疑下的基本信任。那么，个人是可为的，再微薄，都是可为的。我坚信于这一点，也认为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光鲜明亮的生活此时实在让我觉得莫大的不好意思，哪怕我原本多少清楚这个都会里生活的假面性质。我是一名学生，勉强可以说将成为一位准研究人员。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抑制我的厌恶，厌恶那坐在铺着地毯开着空调的高档会议室里啜着咖啡或茶水饶舌着理论术语互相吹捧的所谓研讨会。我承认那不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必要的，那里也坐着我所尊敬和爱戴着的人，可我几乎出于生理的本能只能是：离开这样的场合，去山西的现场看我能做什么。
老实地说，我基本没有任何救人的打算。曾经向前面去过的人寻问过情况，我想的甚至是，能够让我看见那些孩子，就已经很好了。更多的只是想：我要知道真相，要以我的眼和耳、手和笔，记下我所能接触到的东西。它们必然不全面，但至少是实情的一个面相。只有如此，才能确切些地知道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做什么和怎么做更有效果、阻力的分布情形如何等等。也只有在此实际性工作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产生有深度的思考和批判——此事可能是切入当代中国现实的一条路径，这对于做研究而言，也是必要的——这真是我的自私，因为预先肯定了此行对自己的影响的必然性才无丝毫犹疑，而不是有把握真的能帮助受害者。
6月25号，我从上海出发了。也曾很多次这样匆匆收拾了包裹独自上路，但那都只能算是单纯的出走，常常只是因为对上海此地逼人的气氛感到透不过气来。然而这一次终于有一个目的，前方有一些虽从未见面但能肯定有共同关心的人在。仍然不确定，不安的感觉一路上在递增。26号上午到达郑州，与广州的W会合，很顺利，二人辗转乘汽车前往山西。从郑州到河南边境的三门峡市，从三门峡越过黄河大桥即进入山西省境前往运城。黄河的水完全浑浊如泥，干涸过半，露出泥滩。一路上能看见窑洞，渐有北方高大的山。突然下起大雨，能分明感觉到山西此时期特有的微妙气氛。最终从运城再到永济市，已是傍晚时分，我与W的南方特征在这座县城街道上的扎眼连自己都很清楚，街边有三五一群游手好闲的人。然而终于与已在当地奔波了数日的青山、海水、陌、红旗会合了。
当晚互相了解情况，并争论，略有不快之处但都很坦诚，听了海水一些推断与分析，青山的一些交待，到凌晨两点半。事情果然便出于想像了，所有在千里之外的推测如果不是失效便是不能即刻可用，有的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具体的联系电话、具体要走访的地点。陌等几人当日碰巧在永济市普救寺附近发现了三个从砖窑出来流浪者，经与当地部门辗转交涉安置在了当地一家临时收容站。我与W以后几天的工作都是以他们三人以及其他该收容站的其他人员为中心的（此事详细经过见本人所写《关于三名被救窑工黄世林、周天驰、史国强在山西永济的亲历材料》，本文对该材料中交待清楚的事不再重复）。
27号，上午我与W跟随陌去了永济市公安局和临时收容所，在收容所见到了黄世林与史国强，因为认得他们二人，在此后的工作中便利不少。中午与陌分开，我与W去了普救寺附近的砖窑。海水等人早告知我们，砖窑已经得不到什么有用信息了，然而我仍然固执。从中午一点半到四点的时间，我与W在普救寺附近的原野依靠烟囱找砖窑。绝大部分烟囱已不冒烟，整个原野在烈日下有种胸闷的沉静，偶尔有摩托车经过。约下午三点我们进到一家冒着烟的窑场里，显然是整治过的，负责人居住的平房墙上贴了关于整治黑窑的通知，小黑板上写着“有困难找政府”的公告，称有工资拖欠、受虐待、人身自由受限制等情况请找相关部门，下面附有几个电话。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拦，于是到砖场和窑内与工人交谈并拍了照。一个拉砖的工人称是附近的村民，工作完全是自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能挣三十块。窑场基本由三部分人员共同工作：一部分人将砖从堆积的空地用板车拉进窑内，一部分在窑内码砖，还有一部分负责在窑顶添加媒炭使其燃烧。窑内温度有五十到六十度，地上是很厚的窑灰，人一进去立刻进入炙烤状态，面红耳赤，宛如置身炼狱。W问窑内的工人是否有水喝，他们说有，但不管用，还不如不喝就这么熬着习惯了就好。窑口装了崭新的吹风机，是整治后才有的。有一个年轻工人的背部有伤痕，W问旁的工人是否是以前被打的，得到否定的回答。工人们至少表面看来精神状态都不错，还开着玩笑。这一切是怎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背后有什么，不得而知。然而我以为哪怕是只看见这些，也不是毫无用处的。至少不走进窑内我毕生也无法体会窑工的生活之万一，更不用说感同身受。近看时窑场的烟囱特别突兀，笔直地插向天空，而天空是斑驳的蓝色。
傍晚红旗先走了一步，海水与陌凌晨离开，青山第二天清晨也走了。我和W在后面两天的时间里把最低目标死死锁定在黄世林、周天弛和史国强三人的落实情况之上，基本上反复与当地公安局和民政局以及收容站所在旅店打交道。具体情形见《亲历材料》，这里必须要讲的是公安局与民政局的官员们是如何对待我和W这样的志愿者的，从中多少也可窥见县一级的职能部门在黑窑事件中的作为态度与方式。
28号上午，永济市公安局局长张凯出来接待了我们，前两天陌等与公安局交涉时他并没有露面。张首先要求我们出示身份证明否则便拒不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登记了W的学生证和我的身份证之后我们开始寻问黄、周、史三人的情况，但张仍态度僵硬地要求我说明我的职业和单位。当我犹疑于明确回答脱口而出“没这必要”时，张立刻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里是公安局，我一个公安局局长亲自来接待你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可以说整个过程充满了威胁的氛围。张在其中两三次说到“我们谁不关心我们受苦受难的农民工兄弟”，“你们既然把人交给了我们公安局，就应该充分相信我们”。言下之意自然是拒绝我们追问三人的下落。而事实是，在27号下午史国强已在当地政府保护的临时收容所里丢失（此消息我们直到29号傍晚才得知），当时张的说法是“已派人送回家”。张在次日中午四到五次拨打我的电话，死命追问我与W的住处，并强行在永济大酒店为我们订房，我说“我们是来帮助人的，没有任何道理接收您的帮助”，张称“你们帮窑工，我们帮你们嘛，你们是做好事，我们这么做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一步也没有踏进那家酒店。而民政局副局长陈翠莲显然采取了另一种方式。28号晚上，陈打电话给W称请我们吃饭。因为下午在旅馆里不见了黄、周、史以及其他约十来人，我们正想问她怎么回事，于是去了。地点定在一家显然在当地比较高档的饭店，席间陈向我们出示了一些遣送窑工回家的回执单，意思显然是在说明民政部门并非不作为。陈并一再地说“你们看刚才窑工们见了我多亲热，我们没有虐待他们，给他们吃好住好，找到家送他们回去”。当我两次提及“民政局要长期养活并亲自照看这些智障人员恐怕不可能，是否能够和社会联系建立一个社会救济站，募捐款项请专人照顾”时，陈要么岔开话题不提要么只是说“我们应该的”。其间陈又一再表示要帮W买回广州的车票，理由与张给出的差不多。饭后陈买了水果、牛奶和烟要送给我们，我们全部拿到旅馆给了窑工。而29日下午两点多到傍晚五点多仅相隔三小时，陈先称“史国强已由民政局送回家”，后称“史国强已于27号下午自己走丢”。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永济市的公安局、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丝毫不作为。他们作为，我们曾亲眼看见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由于窑工提供的地址有误送到当地无人接收又只能带回永济的情况。由上面的情形可以看到，问题在于：其一当地政府仍然抱着隐瞒躲藏的态度在做事，害怕社会力量的介入和监督，他们确实建立起了一系列处理黑窑事件的专门部门和专门负责人，这些部门和人员甚至能够按程序给出一套富于合法性的说法，可这套说法的效果却是把社会力量阻挡在门外，使得窑工的落实受到阻挠，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艰难；其二当地政府的作为方式效率相当低下，如在不核实地址的情况下急忙将智障窑工送回又只得带回来，这除了显示出其急于表明自身的作为姿态之外事实上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浪费了人力财力。可以想像的是，当家长们找到这些部门的时候，这种作为态度与方式会让他们怎样走投无路：人我们保护起来了，人我们已经派人送回去了如此等等，使得他们连讨说法寻门路的路径也没有了，但事实上却是被保护的人走丢，送回去的人没有到家。另外，对于那些哪怕找到家庭住址但由于家里特别困难无法养活回家的智障窑工的，应该建立与当地政府合作的社会性救助机制确保其以后的生存权。
除了当地职能部门之外，我所考虑的还有志愿者这一方面的社会力量（由于在山西的时间有限，遗憾的是只与一些家长较浅层地谈过，没有跟随家长去找孩子，是以家长方面无法得出有益结论，但别的志愿者肯定有心得）。从我自己有所接触的去过山西的人员而言，从总体上而言都是社会边缘人：学生、不得志的职员、不在社会主流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等。年龄总体上偏年轻，性别上男性占大多数。在山西做事的过程中应该说志愿者本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对自身的信任问题、互相之间的信赖合作问题、与当地职能部门之间的磨合交涉甚至是博弈问题，以及最严重的是如何使这个小小的队伍长期不断地坚持下去、延续下去、交接下去给窑工以持续性帮助的问题。我感到极需要一套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应对方案来打破职能部门表面是解决问题实际上是阻碍问题之解决的壁垒。同时我所真心期望的是：能有更多真切地、抱有最大的善意的人，能够在解决好时间和资金问题的前提下参与到这个志愿者队伍中来，有这样一股小小的力量在，毕竟，是真的帮助到了一些窑工，哪怕只是一名、两名、数名，但对于他们的家人而言，他们回家，就是一切。
古雯
2007年7月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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