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认同与民族意识
裴士锋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给读者描绘一幅近现代湖南人与众不同的思想史。这是一部以湖南人为主角的近现代中国史，而非既有的区域史研究。
作者研究视角的转换及其成就体现在与两种彼此相通研究取向的区别中。在近现代中国整体史研究中，北京及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现代性的先发地区，内地则是现代性被动的接受者。近现代中国区域史研究虽将论述的内容放置在地方，但贯穿其中的精神却依然反映对中心区域现代性的承接。本书作者则反是，立足湖南，挖掘湖南人的思想世界及对近现代中国的引领。
裴士锋笔下的近现代湖南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始终围绕对明末清初湖南乡贤王夫之的阅读与处理展开。从19世纪早期被邓显鹤以乡贤方式重新发现，王夫之进入湖南人的精神世界，并进而被塑造为近代湖南人的精神之父。曾国藩、左宗棠等广泛参与刊行王夫之著作，而王夫之论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亦为湘军将领提供意识形态。郭嵩焘则在王夫之著作中发现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子，并借湘军崛起建成船山学社，进而施展其改造湖南之计划。20世纪20年代船山学社尚为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湖南支部提供保护空间。
作者此种极具想象力的写法，将湖南人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内在精神世界与王夫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让读者看到王夫之思想与后辈湖南人精神的互动及其影响，让人为之击节叫好。
学界历来强调王夫之的重新发现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间的关系，而本书则立足湖南地方重新解读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相比既有研究中简单的国族主义倾向，作者着力挖掘和强调与以全体中国为指向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的所谓湖南民族主义。这是本书的重心和主题所在，也是本书的贡献与争议所在。
作者对湖南民族主义的挖掘在于认定湖南具有近代中国其他省份无法齐备的特性：昂扬不衰的抵御自豪感，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可供自给自足的物质潜力。作者强调这些湖南特性，并勾勒出湖南民族主义谱系：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如郭嵩焘、陈天华、黄兴、毛泽东等均在其列，而实现湖南自治是为主题。作者所揭示湖南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是否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必将是争议所在——尤其是对中国读者而言。
持平而言，从郭嵩焘到早期毛泽东，主张湖南自治的脉络确实是存在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上升到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甚至对立的湖南民族主义程度。作者所阐发郭嵩焘晚年在湖南展开主要受王夫之启示、由湖南学者发扬、且为湖南人谋福祉的湖南复兴计划，维新运动时湖南时务学堂中的激进言论，晚清革命风潮中湖南革命者黄兴、蔡锷、尤其杨毓麟有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宣传，直至其后毛泽东、彭璜对湖南共和国的追求等，恐怕更多是基于传统中国的乡土认同而非区别中国指向的民族主义。湖南自治之路与对国家层面民族主义的区别，恐怕更多是地方对中央政府应对局势不力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述这些湖南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时候其努力的方向是整个中国，而非仅为一省的湖南。
当然，作者在最后总结中对其研究取向在坚持中亦多有反思。作者坚持认为湖南省特有的个性为了解近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可以弥补既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偏重对外接触、中央政府所带来的缺失。这一视角转换确有贡献，深化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的认识。作者反思并承认某些湖南人为湖南地方利益至上者，并不表示每个湖南人都是如此。换言之，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的湖南民族主义，也并不是所有湖南人的坚持。其实，更进一步言，如果我们跳出作者所坚持的湖南立场，则无论是湖南还是被湖南人视为精神之父的王夫之，都不仅仅是湖南的，更属于整个中国。
这也是章太炎将王夫之塑造为汉民族主义精神之父的缘由，更是诸如作者所述毛泽东等由湖南民族主义转向为中国而努力的根源。总而言之，作者所述湖南民族主义更大程度上是区别于中央的地方主义，是近代湖南人在无法通过国家层面救亡背景下的不得已之思。此书是一部充满天才想象力的杰出的思想史著作，但其所揭示的湖南民族主义只有一种思想上的可能，它不可能成为付诸于实践的中国的另一种未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
作者研究视角的转换及其成就体现在与两种彼此相通研究取向的区别中。在近现代中国整体史研究中，北京及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现代性的先发地区，内地则是现代性被动的接受者。近现代中国区域史研究虽将论述的内容放置在地方，但贯穿其中的精神却依然反映对中心区域现代性的承接。本书作者则反是，立足湖南，挖掘湖南人的思想世界及对近现代中国的引领。
裴士锋笔下的近现代湖南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始终围绕对明末清初湖南乡贤王夫之的阅读与处理展开。从19世纪早期被邓显鹤以乡贤方式重新发现，王夫之进入湖南人的精神世界，并进而被塑造为近代湖南人的精神之父。曾国藩、左宗棠等广泛参与刊行王夫之著作，而王夫之论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亦为湘军将领提供意识形态。郭嵩焘则在王夫之著作中发现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影子，并借湘军崛起建成船山学社，进而施展其改造湖南之计划。20世纪20年代船山学社尚为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湖南支部提供保护空间。
作者此种极具想象力的写法，将湖南人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内在精神世界与王夫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让读者看到王夫之思想与后辈湖南人精神的互动及其影响，让人为之击节叫好。
学界历来强调王夫之的重新发现与晚清民族主义思潮间的关系，而本书则立足湖南地方重新解读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影响。相比既有研究中简单的国族主义倾向，作者着力挖掘和强调与以全体中国为指向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的所谓湖南民族主义。这是本书的重心和主题所在，也是本书的贡献与争议所在。
作者对湖南民族主义的挖掘在于认定湖南具有近代中国其他省份无法齐备的特性：昂扬不衰的抵御自豪感，悍然重新塑造本地历史的反抗精神，优于他省的军事功绩；未受外国帝国主义直接欺凌的处境，可供自给自足的物质潜力。作者强调这些湖南特性，并勾勒出湖南民族主义谱系：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如郭嵩焘、陈天华、黄兴、毛泽东等均在其列，而实现湖南自治是为主题。作者所揭示湖南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是否存在，又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必将是争议所在——尤其是对中国读者而言。
持平而言，从郭嵩焘到早期毛泽东，主张湖南自治的脉络确实是存在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上升到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甚至对立的湖南民族主义程度。作者所阐发郭嵩焘晚年在湖南展开主要受王夫之启示、由湖南学者发扬、且为湖南人谋福祉的湖南复兴计划，维新运动时湖南时务学堂中的激进言论，晚清革命风潮中湖南革命者黄兴、蔡锷、尤其杨毓麟有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宣传，直至其后毛泽东、彭璜对湖南共和国的追求等，恐怕更多是基于传统中国的乡土认同而非区别中国指向的民族主义。湖南自治之路与对国家层面民族主义的区别，恐怕更多是地方对中央政府应对局势不力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所述这些湖南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多的时候其努力的方向是整个中国，而非仅为一省的湖南。
当然，作者在最后总结中对其研究取向在坚持中亦多有反思。作者坚持认为湖南省特有的个性为了解近代中国打开了另一扇窗，可以弥补既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偏重对外接触、中央政府所带来的缺失。这一视角转换确有贡献，深化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等的认识。作者反思并承认某些湖南人为湖南地方利益至上者，并不表示每个湖南人都是如此。换言之，与中国民族主义相区别的湖南民族主义，也并不是所有湖南人的坚持。其实，更进一步言，如果我们跳出作者所坚持的湖南立场，则无论是湖南还是被湖南人视为精神之父的王夫之，都不仅仅是湖南的，更属于整个中国。
这也是章太炎将王夫之塑造为汉民族主义精神之父的缘由，更是诸如作者所述毛泽东等由湖南民族主义转向为中国而努力的根源。总而言之，作者所述湖南民族主义更大程度上是区别于中央的地方主义，是近代湖南人在无法通过国家层面救亡背景下的不得已之思。此书是一部充满天才想象力的杰出的思想史著作，但其所揭示的湖南民族主义只有一种思想上的可能，它不可能成为付诸于实践的中国的另一种未来。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师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