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愁的意象
今天早上看到的新闻。
脱离故乡引力
作者：郭路瑶
我一直认为，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对故乡评头论足。
11岁离家求学至今，我的步子越来越远，踏上过父辈从未涉足的诸多土地。我在巴塞罗那睡过陌生人的沙发，在清冷的雨天搭过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便车。但无论身在何处，每一年结束之际，仿佛程序归零般，我一定会被拽回到地图上一个不知名的起点，坐上颠簸的三轮摩托车，穿过乡间尘土飞扬的小道，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爬到杂草丛生的坟前，给列祖列宗叩头作揖。
然而，这样的举动，越来越像是一个例行的古老的仪式，而非保持我与故乡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得不承认，在老家，如今我更像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异乡人。
真正告别童年后，我一直在千方百计挣脱故乡的引力。根据亲戚们口口相传的家史，至少在100多年时间里，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方圆30公里的乡村。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条件所迫。转折首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他走出了农村，搬到了镇上，成了一个扬眉吐气的“街上人”。
在那个生养我的鄂西小镇上，有两条并列的街道，10多分钟就可以从一头遛到另一头。街道间夹着一条垃圾淤积的河流，桥头则常年是算命先生的领地，他们戴着暗色的墨镜，一手握着竹竿，一手扶着签盒。镇上曾一度出现过可喜的变化，有了超市和网吧，甚至还有了一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店。但在另一方面，石板桥日益破败，河水散发出异味。许多在镇上机关上班的人，都搬到了县城里，每天坐公交车往返。
“你爷爷把我送到了镇上，我也要拼尽全力把你送到北京。”小时候，父亲曾严肃地对我说。家里掉了皮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在漏雨的平房内踱来踱去的父亲，激动地告诉我，“听说澳大利亚特干净，那儿连皮鞋都不用擦，街上没有一丁点儿灰尘。”在他的推力下，我从小镇蹦到了市里，又蹦去了省城，甚至还蹦到了国外。
我并不懂乡愁。刚去城里读书时，亲戚断言，我这个从未离家的小屁孩肯定会因为想家哭湿枕头。没想到，我欢喜地融入城市，学习新的方言，接纳新的口味。毕业后，我也压根儿不纠结是留在大城市，还是返回家乡。我跟着机会走，哪里有用武之地，我就去哪儿。过去6年多里，我经历大小搬家十余次，在3个国家的6个城市居住过，家乡对我来说越来越遥远，逐渐变成一个并不特殊的符号。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打工者。十几年间，他辗转去过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安徽、陕西等地。从前他搭火车去上班，买不到座票时，曾在挪不动脚的车厢里坐过小马扎。如今他开车返回工作地，每次横跨上千公里，行驶近20个小时，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随着绵延的车流艰难移动。四十多岁的他仍像一个坚定的战士，将行李塞在后备箱中，随时可以奔赴另一个陌生的战场。
在这个正经历巨大转型的国家，像我和父亲这样的迁徙者，一点儿都不稀奇。当我向欧洲朋友描绘这一场景时，他们往往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许多传统的欧洲人来说，坐上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已经算是长途旅行。而在中国，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常年漂泊在外的亲人，他们不在乎下一站去哪儿，只要那里有更高的收入，或是更好的生活，他们就愿意即刻动身。
在这种马不停蹄的变化中，乡愁实在是一剂可有可无的佐料。它不过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在人们手机屏幕上的谈资。在人口的主动迁徙中，我看到的并非背井离乡的悲情，而是流动带来的希望。旧的生态必将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又会向外生长，凝聚联结。我期待着更大的改变，无论是故乡，还是外面的世界。
脱离故乡引力
作者：郭路瑶
我一直认为，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对故乡评头论足。
11岁离家求学至今，我的步子越来越远，踏上过父辈从未涉足的诸多土地。我在巴塞罗那睡过陌生人的沙发，在清冷的雨天搭过从巴黎到布鲁塞尔的便车。但无论身在何处，每一年结束之际，仿佛程序归零般，我一定会被拽回到地图上一个不知名的起点，坐上颠簸的三轮摩托车，穿过乡间尘土飞扬的小道，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爬到杂草丛生的坟前，给列祖列宗叩头作揖。
然而，这样的举动，越来越像是一个例行的古老的仪式，而非保持我与故乡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不得不承认，在老家，如今我更像是一个短暂停留的异乡人。
真正告别童年后，我一直在千方百计挣脱故乡的引力。根据亲戚们口口相传的家史，至少在100多年时间里，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方圆30公里的乡村。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条件所迫。转折首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他走出了农村，搬到了镇上，成了一个扬眉吐气的“街上人”。
在那个生养我的鄂西小镇上，有两条并列的街道，10多分钟就可以从一头遛到另一头。街道间夹着一条垃圾淤积的河流，桥头则常年是算命先生的领地，他们戴着暗色的墨镜，一手握着竹竿，一手扶着签盒。镇上曾一度出现过可喜的变化，有了超市和网吧，甚至还有了一家年轻人喜爱的奶茶店。但在另一方面，石板桥日益破败，河水散发出异味。许多在镇上机关上班的人，都搬到了县城里，每天坐公交车往返。
“你爷爷把我送到了镇上，我也要拼尽全力把你送到北京。”小时候，父亲曾严肃地对我说。家里掉了皮的墙壁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在漏雨的平房内踱来踱去的父亲，激动地告诉我，“听说澳大利亚特干净，那儿连皮鞋都不用擦，街上没有一丁点儿灰尘。”在他的推力下，我从小镇蹦到了市里，又蹦去了省城，甚至还蹦到了国外。
我并不懂乡愁。刚去城里读书时，亲戚断言，我这个从未离家的小屁孩肯定会因为想家哭湿枕头。没想到，我欢喜地融入城市，学习新的方言，接纳新的口味。毕业后，我也压根儿不纠结是留在大城市，还是返回家乡。我跟着机会走，哪里有用武之地，我就去哪儿。过去6年多里，我经历大小搬家十余次，在3个国家的6个城市居住过，家乡对我来说越来越遥远，逐渐变成一个并不特殊的符号。
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打工者。十几年间，他辗转去过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安徽、陕西等地。从前他搭火车去上班，买不到座票时，曾在挪不动脚的车厢里坐过小马扎。如今他开车返回工作地，每次横跨上千公里，行驶近20个小时，在拥堵的高速公路上随着绵延的车流艰难移动。四十多岁的他仍像一个坚定的战士，将行李塞在后备箱中，随时可以奔赴另一个陌生的战场。
在这个正经历巨大转型的国家，像我和父亲这样的迁徙者，一点儿都不稀奇。当我向欧洲朋友描绘这一场景时，他们往往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许多传统的欧洲人来说，坐上四五个小时的火车已经算是长途旅行。而在中国，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都有常年漂泊在外的亲人，他们不在乎下一站去哪儿，只要那里有更高的收入，或是更好的生活，他们就愿意即刻动身。
在这种马不停蹄的变化中，乡愁实在是一剂可有可无的佐料。它不过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在人们手机屏幕上的谈资。在人口的主动迁徙中，我看到的并非背井离乡的悲情，而是流动带来的希望。旧的生态必将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又会向外生长，凝聚联结。我期待着更大的改变，无论是故乡，还是外面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