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挺 | 你知道的首都只是北京的一半
作者：王天挺 人间theLivings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的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发起的调查项目。40组艺术家调查了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态，呈现了40个村子的另一种细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城市切片，也许它们能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这个共同生活的城市。
本文根据部分艺术家的调查结果整理、改写而成。
北京市五环绕城高速公路是一条令人生畏的环城大道。五环内禁止饲养大型犬，鞭炮的燃放也被有条件禁止，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大型的货车也不允许进入五环，而城内众多外卖派送也在最后表明：仅限五环内。
它成为了一种城市绝对中心化的象征，是一种地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隔离。很少有人知道，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的广袤土地上有将近北京市一半的人口，也很少有人知道在其中的一个村庄的建筑被命名为“北美家园”、“中加学校”或是“雕刻南加州”，而在另一个村庄的村口每天都有一个81岁的大爷在兜售黄色光盘，或是一个被称为“避难地”的树林——那里是性少数群体的一个隐秘聚集地。
这里的村庄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短暂，临时，混乱，人们快速迁移与消失，就像是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人们跟随着工厂的搬迁而移动，本地人的出租屋里不停变换着新面孔。一个集体农场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现在却成为了遗迹；而一个之前被誉为“海淀小东莞”的村子也在一次严打之后转入了地下运作，这种临时感还体现在一个村子的441个厕所上，因为人口流动，人们甚至不愿把厕所盖得舒适些。
但在某些时刻，五环外和六环之间也有一些永恒的东西，他们是馒头店老板、汽车美容店员工、搓澡工王某、水果摊老板赵某、小区门卫张大爷、公司白领高某，在对他们简单而又庸常一天的记录中，你会发现某种仪式感的存在，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可能包含着梦想、决心、踏实和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正是这些，构成了五环外普通人的市井雄心。
长辛店感受不到未来
长辛店的人们像是生活在历史当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京九线将这个小镇一分东西，铁轨毗邻着民居。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蒸汽机车的声音轮番响起。最近，在火车提速与更新之后，车站被终止了客运功能，男人们在车站广场上下棋，土狗在门前追跑。一个25岁的手擀面摊老板小李，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他问：“城里人还做饭吗？还不得天天下馆子啊？”
这里的原住民拥有漫长的历史，在明清时期长辛店是一个热闹的市集据点，而在1980年代，二七工厂规模巨大，10000多名职工几乎覆盖了这里的每家每户。如今，只剩下衰败的厂区楼房，中断的家族事业，每个人都像活在过去的记忆里。现在在这里居住的，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空巢老人，在市里买不起房，被“挤”出城的北京人和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口。
“你是来规划拆迁的吗？”村里人喜欢这么问。似乎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未来压在了因为动迁带来的房屋补偿上。
这里的时空像是凝固在了某一瞬间，长辛店大街呈现出某种国产老电影的色彩和质感。有一家经营了三十年的烟酒饮料摊，老板娘当年从附近的云岗村嫁给本地人，一边上班，一边经营。自从下岗以后，就靠这个营生。1994年，他们花五六万翻盖了男人家里的老房子，修成古建筑的样子。小店经营品种有限，夏天饮料，冬天烟酒。在店铺的玻璃橱窗上，挂满了诸如“共产党员商户”、“先进个体工商户”的奖状。
而卖炒货的夫妻俩则在1998年他们大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来到这里，他们每天从新发地批发市场进原料，现场炒制，当天卖空。门面房原来只有两米宽，因为紧临着一面未曾开窗的实墙，便逐渐扩展占据到临近的胡同口，渐渐达到14米宽。
旁边卖鸭蛋的老人有60岁上下，每次见到他，都笑脸相迎，用沙哑的嗓音问，来点鸭蛋吗？每个都有油，还不特别咸。他住在距离长辛店70里地的涿县，每次坐长途车，一周来三四趟，至今已跑了二十多年。他的摊位由两只手工编制的筐组成，里面放满了一袋袋的鸭蛋，上面还有些自己磨的玉米面。冬日里，他的摊位追着阳光，一天要换几个地方。
隔壁的食摊的喇叭循则环播放着售卖的讯息，与摊位上的“三无”食品一起，构成了这个城镇商品的独特质感——
“本店是特价店，所有商品都来自正规厂家，比任何超市都便宜，猪头肉便宜了，由三十二种中药秘制而成，十四元一斤，批发肥肠，是猪大肠，五香猪肝十三元一斤，酱肘子，猪蹄，猪耳朵，泡椒凤爪，油芥子，批发腊肉，熏肉，出售松仁小肚，十元一个，排骨肠十元两根，蒜肠八元两根，泡椒凤爪十元一包，龙门醋便宜了，五元两瓶，金狮酱油，七元一桶，一桶四斤，火锅底料，三元一包，真的很便宜，白象方便面便宜了，方便面六元五包，火腿肠半价，有猪肉肠，鸡肉肠，鱼肉肠，牛肉肠，清真肠，玉米肠，香辣肠，双汇王中王，大量批发龙门米醋，香醋，火腿肠半价，酱油醋半价，方便面半价，白糖十元三包，白糖十元三包，海天黄豆酱便宜了，能直接吃的好酱，牛肉酱十元三瓶，牛肉酱十元三瓶，榨菜，海带丝五毛一包，番茄酱五元一瓶。”夫妻二人十年前从江西来到北京，一年前搬到长辛店。这个摊位，每天要付50元的租金，他们觉得挺贵。问：“你的白糖没牌子，假的吧？”答：“白糖没有假的，甜就行。”
关于西芦城村厕所的调查研究
西芦城村是一个县城该有模样，它的店铺一如既往来自祖国各地——东北大骨头，香河肉饼，南方鞋服，陕西扯面，美甲纹身，巫山烤鱼，河南烩面，川渝火锅，云南米线，港澳穿骨香烧板鸭，羊蝎子驴肉馆，上海包子铺，兰州李宝圆牛肉面馆……此外还有竞技网络，成人用品，养生足疗，贝贝童装，聚星名剪，酒神酒行。只有芦城老盛鲶鱼馆，似乎说了一段与这里有关的历史。
西芦城村充满了临时感，大街小巷饭馆商店厕所就像一部电影的道具，马上要杀青，随时要拆除——一种实用而粗糙的美学。这种临时感也体现在人口构成上，享受西芦城村户口的人只有一千八百多，而外来人口超过了一万八千人。他们共同生活在四百多户院子里。这些院子通常都会有一个后来搭建的，像一个肿瘤一样突出在墙外的厕所，对这种每天都要用，但每次又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东西，人们似乎并不怎么上心。
这里有8座公共厕所，最大的为菜市场旁边的，18平方米，6个蹲坑，而在文化大院里的那个只有4平米，两个坑，其余的三坑四坑的都有，所有的男女坑位加起来只能蹲六十多人。厕所为砖墙结构有屋顶或屋顶不全，蹲坑、地面、墙面为水泥或砖块。无论大小，要进去方便一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如果看到“市政”二字的三轮车停在外面，也许就是有清洁工打扫厕所。
西芦城村民的厕所大部分在院大门的左侧或右侧，全村家用厕所大大小小有441个。空间都不大，大多在0.8至1.5平方之间，多数与房屋统一为红砖而建，有水泥墙面，顶部石棉瓦为主，少部分有杂木板、彩钢板、玻璃、简易废料组成，大同小异。这些厕所中，没有门的只是少数几家，有门的，真正是“五花八门”，有窄有宽有高有低，铁皮门，防盗门，木板门，铝塑门，三合板门……厕所的内部结构基本一致，一个蹲坑，一个纸篓，搅屎棒有的有有的没有。
化粪池一般位于厕所的背面，一米见方，基础是砖水泥抹面，也有水泥浇铸的，上面覆盖水泥板、铁板或木板，这种没有水冲的厕所可能与汉代的一样，叫汉厕也叫旱厕。
这里的人们似乎在做着随时出逃的准备。村里的土地由村委会统一管理，都在等待开发商的到来，村民不再种地了了，主要的收入是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负责任的房东在原来的厕所旁边再加盖一个女厕。各家厕所无论是细致的还是简易的，基本上都配有一把锁子，门上写有警告：“非本院人员禁止上厕所，（否则）罚款200元”，“非在此居住人员在此消费的上此厕所臭不要脸别他妈找骂！”，“门外小便罚款100元”，还有人喜欢接茬，在门上写道：“就不给你。”
“小东莞”已成过去
西黄村曾经是一座充满了各式欲望的村庄。这里的司机知道所有隐秘的地点和价格，一个81岁的老大爷每天下午5点到7点在西黄村村口摆摊卖碟，他不仅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还卖色情片，当你问及质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都已经看过，没有问题。”
一个在这里开了20年黑车的司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繁荣的时候，连东城区的人也往这跑。作为当时很“开放”的村子，司机这样描述西黄村——周边的按摩足道密密麻麻，村里的洗头房更是多，“那时候都叫这里‘小东莞’”。
这里就像是无人看管的飞地，一个处于城市边缘地带为中心区的人们释放欲望再从容撤回日常生活的销金窟。黑车司机成了这种欲望的搬运工，他们有时自己也参与其中。“有一开黑车的老头，他老拉小姐，结果自己也玩上了，现在在那女的身上已经花了将近十万了。”
只是2013年的一次大规模扫黄打黑中让这里的生意开始衰败。一些人被抓了起来，小姐们不再站在外面接客，去了表面正规的酒吧夜总会，在那里面价格也能涨上去。销金窟的金主开始撤离，引发了大规模的诚信危机，小姐们开始与小偷等不良人士合作，诱惑消费者进入她们的骗局，然后实施偷抢。人们开始抱着一种反正村子就要不复存在了、干完一单是一单的想法。即使普通居民，深夜也不敢在街上闲逛。
“去年，村里面啊，（一个小姐）老爱偷东西，老偷人钱包，人家回来找她，不承认，对方就急眼了，把女的捅死了。”黑车司机说。
现在，只有门口卖碟的老大爷是公开的，而一家白天是五元理发店的铺子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双埠头村的些许敌意
像五环外大多数村庄一样，双埠头村是一个看起来毫无特点的村庄。沉闷、颜色灰暗，村里的人靠着房租生活。“房东只在收房租的时候出现，有的房东连房费都懒得收，直接承包给二房东。”一个卖干货的大姐这样说。村民们也会不厌其烦告诉你，地是如何被大队租出去的，挣到的钱又是如何在澳门赌场消失的。
人们看起来对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但又被迫卷入资本欲望与乡村传统的角力中。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依然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地盘”，他很有敌意的看着陌生人，不耐烦你的搭话，却又不离开。问他灰房子是干什么的？大爷不耐烦的说是仓库。又问房子有多少年了？大爷说：30多年了。这房子的灰砖大于现在常用的灰砖，你能判断出不止30年，大爷摆的是最熟悉的北京农民傲慢的派头。
而另一个人也许只有在余华的小说中才能看到，在主街上，一个老头骑着一辆电动三轮从北向南晃晃悠悠而来，不间断的鸣笛，还挑衅般向路边的人大笑。
这也许是五环外村庄共同的特点：一方面本地村民通过出租房屋获取利润，另一方面本地人又对“自己的地盘”有强烈归属感，他们是面对外来的人口和思想“入侵”的一群人。
有个2005年在双埠头村发生的故事可以拿来比喻这个村庄的前世：2005年4月1日，78岁的双埠头村民谢书珍被大火困在了院子中，他的大儿媳王书香和二儿子吴寿全相继翻墙跳入火场，发现难以将母亲救离险境，他们就留在了火圈内准备陪母亲一同赴死。之后消防队及时赶到将三人救出，才免于一场灾难。
这里的本地人对这样的故事津津乐道，他们平时面对外来人口时极端的现实和市侩，一种在高速发展国家里常见的对金钱的忠实，但在面临险境时却又发现有传统的力量左右其中。
这里的外地人都有说走就走的自在表情，很少有人把一两百元租来的房子当家，“我就回去睡觉，别的没用。”90后的理发师说。他和卖干货的泰安大姐、卖糖葫芦的老李等人一样，屋子里不取暖，生活所迫，他们的确是睡觉才回去。
某一天上午，沿着村东门的斜街向村中心行进，看见前面一极其婀娜的背影，好像是豹纹外套，时装模特般走在破败的街上，甚至让人想起“海藻一样的长发”一类句子。大概一两个小时后，主街上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尽管是剪影，还是可以认出是这个与乡村格调不符的女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那是一张极其忧郁、未老先衰、眼神空洞、内视自我并且封闭的脸，让人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回家后用QQ的定位功能搜索，在双埠头村的区域内发现一个叫“假如”的女孩，觉得应该是她。
即将被抛弃的董村
董村被几家石材厂所包围，末世感更强烈一些，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石头的粉末。因为工厂搬迁，这里的人口已经大不如前。
这里充满了萧条感，但还能发现以前兴盛的痕迹。倒闭的店铺，空置的出租房屋隐隐显示出原来居住者的阶级地位，差一点的住在仓库改造的商用铺三楼，分隔的小间，人就像里面的蚂蚁；好一点的住在村中民宅的出租屋，沿着昏暗的长廊有十来间房间，到头是个小巷，巷子内有公用厕所和水房；等级最高的大概是库房改造的出租房，一楼较大的空间每月房租是1000多元，有公用的水槽和取暖的锅炉，只有挣得多的才住得起。而现在，它们全成了空荡荡的钢筋骨架，这里的人们跟随工厂的搬迁而迁移，就像是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始终没有安定下来的希望。
一位叫吴姐的山东人说，这里的老板大多是福建人，总爱在家楼下吃沙县小吃，她的老板喜欢喝茶，吃三菜一汤，排骨汤、闷排骨、糖醋黄花鱼和空心菜。一个姓钟的石材厂老板说，他的厂在这里开了十八年，现在拆迁要赔本，为了对抗不公正待遇，正在找人帮他“网络炒作”，她的女儿在一边用纸折了一个天安门。
石材厂里石材的名称让人有置身欧陆、富丽堂皇的幻觉：罗马洞石，西班牙米黄，瓦伦西亚红，南斯拉夫白……
这里同样闲置的还有无人投币的洗衣房，脱水2元，标准洗39分钟4元，大件洗50分钟5元，可在洗衣房旁边的馒头店换零钱，这里的集市上甚至还可以找人补牙，每个牙30元。
在南边的村口，孤零零的告示牌上还留着有两个不同的电话：左边是收狗，右边是卖狗肉。不妨谎称自己是开玉林狗肉馆的，电话分别打给他们，想交流一下狗肉的做法。左边的老板说他只负责杀狗和卖肉，右边的老板说别打了，还是我。
“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是二楼出版机构的李一凡和葛非、葛磊、满宇发起的调查项目。40组艺术家调查了五环和六环之间的生态，呈现了40个村子的另一种细节，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城市切片，也许它们能让我们更完整地了解这个共同生活的城市。
本文根据部分艺术家的调查结果整理、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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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五环绕城高速公路是一条令人生畏的环城大道。五环内禁止饲养大型犬，鞭炮的燃放也被有条件禁止，在晚上十一点之前，大型的货车也不允许进入五环，而城内众多外卖派送也在最后表明：仅限五环内。
它成为了一种城市绝对中心化的象征，是一种地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隔离。很少有人知道，在五环和六环之间的广袤土地上有将近北京市一半的人口，也很少有人知道在其中的一个村庄的建筑被命名为“北美家园”、“中加学校”或是“雕刻南加州”，而在另一个村庄的村口每天都有一个81岁的大爷在兜售黄色光盘，或是一个被称为“避难地”的树林——那里是性少数群体的一个隐秘聚集地。
这里的村庄总是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短暂，临时，混乱，人们快速迁移与消失，就像是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人们跟随着工厂的搬迁而移动，本地人的出租屋里不停变换着新面孔。一个集体农场曾经拥有辉煌的历史，现在却成为了遗迹；而一个之前被誉为“海淀小东莞”的村子也在一次严打之后转入了地下运作，这种临时感还体现在一个村子的441个厕所上，因为人口流动，人们甚至不愿把厕所盖得舒适些。
但在某些时刻，五环外和六环之间也有一些永恒的东西，他们是馒头店老板、汽车美容店员工、搓澡工王某、水果摊老板赵某、小区门卫张大爷、公司白领高某，在对他们简单而又庸常一天的记录中，你会发现某种仪式感的存在，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可能包含着梦想、决心、踏实和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正是这些，构成了五环外普通人的市井雄心。
长辛店感受不到未来
长辛店的人们像是生活在历史当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京九线将这个小镇一分东西，铁轨毗邻着民居。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蒸汽机车的声音轮番响起。最近，在火车提速与更新之后，车站被终止了客运功能，男人们在车站广场上下棋，土狗在门前追跑。一个25岁的手擀面摊老板小李，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他问：“城里人还做饭吗？还不得天天下馆子啊？”
这里的原住民拥有漫长的历史，在明清时期长辛店是一个热闹的市集据点，而在1980年代，二七工厂规模巨大，10000多名职工几乎覆盖了这里的每家每户。如今，只剩下衰败的厂区楼房，中断的家族事业，每个人都像活在过去的记忆里。现在在这里居住的，有祖产在此的居民、本地农民、二七厂的职工、空巢老人，在市里买不起房，被“挤”出城的北京人和认为在城里生活更困难的“缺乏竞争力”的外来人口。
“你是来规划拆迁的吗？”村里人喜欢这么问。似乎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未来压在了因为动迁带来的房屋补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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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时空像是凝固在了某一瞬间，长辛店大街呈现出某种国产老电影的色彩和质感。有一家经营了三十年的烟酒饮料摊，老板娘当年从附近的云岗村嫁给本地人，一边上班，一边经营。自从下岗以后，就靠这个营生。1994年，他们花五六万翻盖了男人家里的老房子，修成古建筑的样子。小店经营品种有限，夏天饮料，冬天烟酒。在店铺的玻璃橱窗上，挂满了诸如“共产党员商户”、“先进个体工商户”的奖状。
而卖炒货的夫妻俩则在1998年他们大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来到这里，他们每天从新发地批发市场进原料，现场炒制，当天卖空。门面房原来只有两米宽，因为紧临着一面未曾开窗的实墙，便逐渐扩展占据到临近的胡同口，渐渐达到14米宽。
旁边卖鸭蛋的老人有60岁上下，每次见到他，都笑脸相迎，用沙哑的嗓音问，来点鸭蛋吗？每个都有油，还不特别咸。他住在距离长辛店70里地的涿县，每次坐长途车，一周来三四趟，至今已跑了二十多年。他的摊位由两只手工编制的筐组成，里面放满了一袋袋的鸭蛋，上面还有些自己磨的玉米面。冬日里，他的摊位追着阳光，一天要换几个地方。
隔壁的食摊的喇叭循则环播放着售卖的讯息，与摊位上的“三无”食品一起，构成了这个城镇商品的独特质感——
“本店是特价店，所有商品都来自正规厂家，比任何超市都便宜，猪头肉便宜了，由三十二种中药秘制而成，十四元一斤，批发肥肠，是猪大肠，五香猪肝十三元一斤，酱肘子，猪蹄，猪耳朵，泡椒凤爪，油芥子，批发腊肉，熏肉，出售松仁小肚，十元一个，排骨肠十元两根，蒜肠八元两根，泡椒凤爪十元一包，龙门醋便宜了，五元两瓶，金狮酱油，七元一桶，一桶四斤，火锅底料，三元一包，真的很便宜，白象方便面便宜了，方便面六元五包，火腿肠半价，有猪肉肠，鸡肉肠，鱼肉肠，牛肉肠，清真肠，玉米肠，香辣肠，双汇王中王，大量批发龙门米醋，香醋，火腿肠半价，酱油醋半价，方便面半价，白糖十元三包，白糖十元三包，海天黄豆酱便宜了，能直接吃的好酱，牛肉酱十元三瓶，牛肉酱十元三瓶，榨菜，海带丝五毛一包，番茄酱五元一瓶。”夫妻二人十年前从江西来到北京，一年前搬到长辛店。这个摊位，每天要付50元的租金，他们觉得挺贵。问：“你的白糖没牌子，假的吧？”答：“白糖没有假的，甜就行。”
关于西芦城村厕所的调查研究
西芦城村是一个县城该有模样，它的店铺一如既往来自祖国各地——东北大骨头，香河肉饼，南方鞋服，陕西扯面，美甲纹身，巫山烤鱼，河南烩面，川渝火锅，云南米线，港澳穿骨香烧板鸭，羊蝎子驴肉馆，上海包子铺，兰州李宝圆牛肉面馆……此外还有竞技网络，成人用品，养生足疗，贝贝童装，聚星名剪，酒神酒行。只有芦城老盛鲶鱼馆，似乎说了一段与这里有关的历史。
西芦城村充满了临时感，大街小巷饭馆商店厕所就像一部电影的道具，马上要杀青，随时要拆除——一种实用而粗糙的美学。这种临时感也体现在人口构成上，享受西芦城村户口的人只有一千八百多，而外来人口超过了一万八千人。他们共同生活在四百多户院子里。这些院子通常都会有一个后来搭建的，像一个肿瘤一样突出在墙外的厕所，对这种每天都要用，但每次又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东西，人们似乎并不怎么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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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8座公共厕所，最大的为菜市场旁边的，18平方米，6个蹲坑，而在文化大院里的那个只有4平米，两个坑，其余的三坑四坑的都有，所有的男女坑位加起来只能蹲六十多人。厕所为砖墙结构有屋顶或屋顶不全，蹲坑、地面、墙面为水泥或砖块。无论大小，要进去方便一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如果看到“市政”二字的三轮车停在外面，也许就是有清洁工打扫厕所。
西芦城村民的厕所大部分在院大门的左侧或右侧，全村家用厕所大大小小有441个。空间都不大，大多在0.8至1.5平方之间，多数与房屋统一为红砖而建，有水泥墙面，顶部石棉瓦为主，少部分有杂木板、彩钢板、玻璃、简易废料组成，大同小异。这些厕所中，没有门的只是少数几家，有门的，真正是“五花八门”，有窄有宽有高有低，铁皮门，防盗门，木板门，铝塑门，三合板门……厕所的内部结构基本一致，一个蹲坑，一个纸篓，搅屎棒有的有有的没有。
化粪池一般位于厕所的背面，一米见方，基础是砖水泥抹面，也有水泥浇铸的，上面覆盖水泥板、铁板或木板，这种没有水冲的厕所可能与汉代的一样，叫汉厕也叫旱厕。
这里的人们似乎在做着随时出逃的准备。村里的土地由村委会统一管理，都在等待开发商的到来，村民不再种地了了，主要的收入是把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负责任的房东在原来的厕所旁边再加盖一个女厕。各家厕所无论是细致的还是简易的，基本上都配有一把锁子，门上写有警告：“非本院人员禁止上厕所，（否则）罚款200元”，“非在此居住人员在此消费的上此厕所臭不要脸别他妈找骂！”，“门外小便罚款100元”，还有人喜欢接茬，在门上写道：“就不给你。”
“小东莞”已成过去
西黄村曾经是一座充满了各式欲望的村庄。这里的司机知道所有隐秘的地点和价格，一个81岁的老大爷每天下午5点到7点在西黄村村口摆摊卖碟，他不仅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还卖色情片，当你问及质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都已经看过，没有问题。”
一个在这里开了20年黑车的司机会告诉你，这个地方繁荣的时候，连东城区的人也往这跑。作为当时很“开放”的村子，司机这样描述西黄村——周边的按摩足道密密麻麻，村里的洗头房更是多，“那时候都叫这里‘小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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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像是无人看管的飞地，一个处于城市边缘地带为中心区的人们释放欲望再从容撤回日常生活的销金窟。黑车司机成了这种欲望的搬运工，他们有时自己也参与其中。“有一开黑车的老头，他老拉小姐，结果自己也玩上了，现在在那女的身上已经花了将近十万了。”
只是2013年的一次大规模扫黄打黑中让这里的生意开始衰败。一些人被抓了起来，小姐们不再站在外面接客，去了表面正规的酒吧夜总会，在那里面价格也能涨上去。销金窟的金主开始撤离，引发了大规模的诚信危机，小姐们开始与小偷等不良人士合作，诱惑消费者进入她们的骗局，然后实施偷抢。人们开始抱着一种反正村子就要不复存在了、干完一单是一单的想法。即使普通居民，深夜也不敢在街上闲逛。
“去年，村里面啊，（一个小姐）老爱偷东西，老偷人钱包，人家回来找她，不承认，对方就急眼了，把女的捅死了。”黑车司机说。
现在，只有门口卖碟的老大爷是公开的，而一家白天是五元理发店的铺子只有在晚上九点之后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模样。
双埠头村的些许敌意
像五环外大多数村庄一样，双埠头村是一个看起来毫无特点的村庄。沉闷、颜色灰暗，村里的人靠着房租生活。“房东只在收房租的时候出现，有的房东连房费都懒得收，直接承包给二房东。”一个卖干货的大姐这样说。村民们也会不厌其烦告诉你，地是如何被大队租出去的，挣到的钱又是如何在澳门赌场消失的。
人们看起来对一切事情漠不关心，但又被迫卷入资本欲望与乡村传统的角力中。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依然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地盘”，他很有敌意的看着陌生人，不耐烦你的搭话，却又不离开。问他灰房子是干什么的？大爷不耐烦的说是仓库。又问房子有多少年了？大爷说：30多年了。这房子的灰砖大于现在常用的灰砖，你能判断出不止30年，大爷摆的是最熟悉的北京农民傲慢的派头。
而另一个人也许只有在余华的小说中才能看到，在主街上，一个老头骑着一辆电动三轮从北向南晃晃悠悠而来，不间断的鸣笛，还挑衅般向路边的人大笑。
这也许是五环外村庄共同的特点：一方面本地村民通过出租房屋获取利润，另一方面本地人又对“自己的地盘”有强烈归属感，他们是面对外来的人口和思想“入侵”的一群人。
有个2005年在双埠头村发生的故事可以拿来比喻这个村庄的前世：2005年4月1日，78岁的双埠头村民谢书珍被大火困在了院子中，他的大儿媳王书香和二儿子吴寿全相继翻墙跳入火场，发现难以将母亲救离险境，他们就留在了火圈内准备陪母亲一同赴死。之后消防队及时赶到将三人救出，才免于一场灾难。
这里的本地人对这样的故事津津乐道，他们平时面对外来人口时极端的现实和市侩，一种在高速发展国家里常见的对金钱的忠实，但在面临险境时却又发现有传统的力量左右其中。
这里的外地人都有说走就走的自在表情，很少有人把一两百元租来的房子当家，“我就回去睡觉，别的没用。”90后的理发师说。他和卖干货的泰安大姐、卖糖葫芦的老李等人一样，屋子里不取暖，生活所迫，他们的确是睡觉才回去。
某一天上午，沿着村东门的斜街向村中心行进，看见前面一极其婀娜的背影，好像是豹纹外套，时装模特般走在破败的街上，甚至让人想起“海藻一样的长发”一类句子。大概一两个小时后，主街上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尽管是剪影，还是可以认出是这个与乡村格调不符的女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那是一张极其忧郁、未老先衰、眼神空洞、内视自我并且封闭的脸，让人几乎惊出一身冷汗。
回家后用QQ的定位功能搜索，在双埠头村的区域内发现一个叫“假如”的女孩，觉得应该是她。
即将被抛弃的董村
董村被几家石材厂所包围，末世感更强烈一些，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和石头的粉末。因为工厂搬迁，这里的人口已经大不如前。
这里充满了萧条感，但还能发现以前兴盛的痕迹。倒闭的店铺，空置的出租房屋隐隐显示出原来居住者的阶级地位，差一点的住在仓库改造的商用铺三楼，分隔的小间，人就像里面的蚂蚁；好一点的住在村中民宅的出租屋，沿着昏暗的长廊有十来间房间，到头是个小巷，巷子内有公用厕所和水房；等级最高的大概是库房改造的出租房，一楼较大的空间每月房租是1000多元，有公用的水槽和取暖的锅炉，只有挣得多的才住得起。而现在，它们全成了空荡荡的钢筋骨架，这里的人们跟随工厂的搬迁而迁移，就像是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始终没有安定下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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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吴姐的山东人说，这里的老板大多是福建人，总爱在家楼下吃沙县小吃，她的老板喜欢喝茶，吃三菜一汤，排骨汤、闷排骨、糖醋黄花鱼和空心菜。一个姓钟的石材厂老板说，他的厂在这里开了十八年，现在拆迁要赔本，为了对抗不公正待遇，正在找人帮他“网络炒作”，她的女儿在一边用纸折了一个天安门。
石材厂里石材的名称让人有置身欧陆、富丽堂皇的幻觉：罗马洞石，西班牙米黄，瓦伦西亚红，南斯拉夫白……
这里同样闲置的还有无人投币的洗衣房，脱水2元，标准洗39分钟4元，大件洗50分钟5元，可在洗衣房旁边的馒头店换零钱，这里的集市上甚至还可以找人补牙，每个牙30元。
在南边的村口，孤零零的告示牌上还留着有两个不同的电话：左边是收狗，右边是卖狗肉。不妨谎称自己是开玉林狗肉馆的，电话分别打给他们，想交流一下狗肉的做法。左边的老板说他只负责杀狗和卖肉，右边的老板说别打了，还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