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读了一夜诗
以台湾冬季空气里的暖湿，可以想见夏日迅猛而至后街巷里散发的燠热和爽朗。从厚重层叠的绿色将稀疏房屋全然淹没的姿态，到福州路疾风中颤抖的纤细棕榈树，这一切是我想象中亚热带的冬季，包括云和风都隐匿后的安静。到台北的头几夜，我睡得并不安稳，听见外面大型货车碾过路面的低沉闷哼，凌晨时分对面高楼传来的报号声，甚至是细密的雨声。在市中心的忠孝东路暂住，大楼破旧，水泥阳台裸露在外，稍一探身就能看到一楼“老虎酱温州大馄饨”的红色行楷招牌。
和在北京时一样，捷运上没有人看书，公车上也没有。我猜这和路程近有关，台北不大，从南边的新店到最北端的淡水也不过半小时车程。在台北到花莲的火车上，我拿起书努力适应五年没过眼的繁体竖版书，却意识涣散。站与站之间相隔只十几分钟，窗外的风景最终吸引了我。
车过苏澳新，一个转弯，太平洋如梦幻般裸露在车窗外，海蓝色的龟岛让云显出白色石英一般光滑的纹理，稀疏的棕榈树和无处不在的棕黄芦苇几乎能摇动车窗。海之近，有种火车正倾斜四十五度角往水里走的错觉。脑子里突然就闪过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进入那个倒转的世界，那里，左边永远是右边...那里天国清浅就如，此刻海洋深邃，而你爱我”。
异域催生的想象，多半和回忆有千丝万缕的联结，这是我们摆脱不安全感的方式。在北京待的这几年，我读的诗没有在念书时那么不加节制，如果仔细回想记住了什么，往往一无所获。但是时不时地，它像体内等待触发的按钮，在未知中重逢。我想，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那么需要它，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诗的存在，眼前的太平洋可能会变成一片毫无感情的海，与我毫无关系。
回到台北的那一天，气温有所回升，刚来时淅淅沥沥的小雨已经化为若有似无的风，在暗掉的夜里吹着。同伴早早回了昆明街的住处休息，我在大直捷运站路边的“黑轮大王”吃了点关东煮，坐车去了敦化南路24小时营业的诚品书店。
大年初二，书店里的人还是很多，和大陆的诚品书店相比，显得略小略旧。我在新书区转悠了一会儿，随意翻阅眼前的书，却发现繁体字、竖版书已经成为一种对视力和心理的挑战。有意思的是，和大陆书店里书越做越薄、留白居多、封面花哨的畅销新书不同，台湾的书极厚、书名简约、封面设计偏素。似乎出版社并不担心读书的人怕书太厚不便携带，或者“以貌取书”。我逛到建筑设计区，一本台湾本土设计师出的书沉到几乎捧不到一分钟手腕就酸疼起来。我放下书，走到“《联合报》编辑推荐区”翻了翻新出版的小说，缓慢腾挪到文学史和诗歌这一区。
发现一本封面全黑的书，我抽出来，翻了翻，看到一首诗，“我仍记得深蓝衬衫/夜色般纤维/在你胸骨上方/微微露出一点松针/在春天的绿/阁楼里黄昏且永恒...我们坐拥一袭充满了/对方的空气/我是你手背渐淡的烫痕/耳垂下一处凹陷/于雾中粲然/微仰时浮现绳结”。
似乎很难一下说清楚它为什么在瞬间击中我。但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它表达了某些我不愿或不能表达的情感。一定不止是我，也许每一个人在生活里都有过格外清晰的回忆：一个人穿着深蓝色棉衬衫的样子；一个人走路时安静颀长的阴影中留下的淡淡空旷；以及当他抓住地铁把手，白色干净的手腕处粗大的骨骼，手肘处散发出的奶香...某些片段，某些画面，某些细微到不能再细微的细节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无以命名，无从描述，却能够脱离我们的感觉自生自长，直到某一天，你终于被它硕大而轻盈的存在击中。这些从未吸收到汁水却仍在抽芽的叶子让某些清浅却深远的快乐拥有了复杂的纹理和脉络，让感情不因一片一片的单薄而毫无意义，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心是温柔的。我想，我对写这首诗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但我感同身受。后面连续几首诗以同样似曾相识的错觉惊艳到我。我翻到封面，记住了这个名字，杨佳娴。
我们读诗，某些时刻，就是希望在熟悉的意象里和过去重逢。通过不断把自己带入其中，她人的隐秘世界也许能让我们得以容身。而拥有了这种能量的诗人，必然经过生活的淬炼，时间的锻造。但是也有另一种诗人，用鲜活的想象力“捏”出自己爱的那个人。比如下面这一首：
有时候你上半身是猫头鹰、狮子、海豚、刺猬，下半身是人。
有时候你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牛、马、野猪、锦蟒。
你还在转变中。
这是你始终让我着迷的原因。
——《有时候》，陈育虹”
怎么会有如此奇诡、奇魅的意象，让文字孕育出蛮横原始的美感，如同匕首，投入我们匮乏想象力的脑中？我翻到台湾“中生代诗人”陈育虹的诗集《闪神》，几乎是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后面，又翻到这一首。
连窗也无法忍受这雨
Philip Glass的极限
乌臼叶落，同样无调性
这时蟋蟀的呼唤比任何一首杜甫都忧郁
蝉唱完所有的歌，四周寂静
五更草的寂静
猫的喧闹小石子般扔进来
一颗颗全音符
——《无调性》，陈育虹”
对近代音乐史不熟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和用典，而它让我兴奋——因为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作为一个因“另类”获得了主流认可的美国作曲家，格拉斯在漫长人生里一边打零工开出租、一边坚持作曲的传奇人生带给过我很多感动，巧遇他让我觉得惊喜，像搜寻藏宝图一样一点点读起来。后面，我又陆续在《托辞》、《鬼月》这几篇里，发现陈育虹用“Larghetto（慢板）”“lento sostenudo（持续地）”等音乐术语分割诗节，而文字之间的疏密、标点的置放，呼吸的缓急也都像音乐旋律一样，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在《鬼月》这一篇，第二段以“scherzo”作题，诗句极其活泼、跳跃。看这里，“你的手指/追逐时间/从蜂鸟的双翅/从彗星的瞳孔偷取/速度”，“scherzo”在音乐中是谐谑曲的意思，要求旋律欢快昂扬。而这部分诗句完全应和了肖邦谐谑曲速度轻快，节奏顿挫的特点。捧着书，身体感觉到音乐和诗歌的双重敲打，只不过音乐是隐在诗歌背后不间断的鼓点，发现节奏让我欣喜若狂。第一次清楚看到诗人精心设计的种种巧思，心里忍不住有些得意。
其其实并不用追溯台湾文学界的完整生态与诗人背景，仅仅从诗里，能发现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那种素养不是仅在一门专业里浸润后的单一旋律，而是音乐、哲学、文学的有机融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即使你并不那么了解音乐和哲学，也完全不影响你欣赏文字中因陌生而生出刺激的意象，以及猝不及防的情感流露。
然而更多时候，诗歌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不以理解和熟悉来取悦人。相反地，它们会因为跳跃、蒙太奇和高度形式化而形成陌生感。这是诗人的刻意为之，用以达到某种艺术追求，同时也为读者的进入制造了很多障碍。就像以前读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集，大部分时间我不知所云，尽管看过她的自传电影，知道很多有关她的轶事，却仍然不能够多接近她内心一分一毫。这种时刻让我为自己的理解能力感到深深的沮丧，但有一次，我临睡前又去翻一直没有看下去的《唯有孤独恒常如新》，在这本诗集的后半部，那些散文诗闪烁出宛若童话般晶莹剔透的光芒，巨型蟾蜍、迷路的蟹、熟眠如耳朵的蜗牛、月亮上的环形山...缤纷大胆的想象让我为之目眩神迷。我们并不一定要和诗人感同身受，于我而言，诗歌的进入方式甚至可以绕过理解，通过意象得到直接的启发。好的诗不仅可以感染人，还应该启发人。
苏珊桑塔格在谈论艺术时曾经说到，“如今，对于技巧的冷淡常常伴以直露的风格；现代作品反抗艺术中那种精心谋划的倾向，而常常采取美学克制的形式。”承认吧，有多少诗人标榜后现代、反精英，而在粗俗、毫不克制地袒露私生活的路上越走越远？包括我自己，也无法抵挡那种刻意的质朴、毫无价值的直率，只为了掩藏自身在思想深度、艺术理解力上的匮乏。放大自己的瑕疵说不定能堵住旁人的嘴？怀着这种不洁的念头，我们被自己的惰性和平庸拖进泥潭。
现在，我逐渐相信，诗确实有好坏之分，而不是如同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诗发展到现代，可以如同音乐无调性、无节奏，甚至变成呓语和自说自话。要知道，即使是无调性的音乐里也深藏古典秩序。菲利普 · 格拉斯最著名的歌剧《沙滩上的爱因斯坦》，没有情节，没有人物，音乐和表演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演员在台上面无表情地诵读“One，Two，Three，Four...”循环不变的台词像魔咒一般在同一音高上重复，很多观众被逼疯，听不到一半就退了场。但是这种看似单调的重复在音乐之间暗暗呼应，正如同陈育虹和杨佳娴的诗里，那些看似纷繁、凌乱的诗歌意象正在彼此模仿，我自信我懂她们，不仅只在于感情上的接通，也因为看得见她们走过来的姿势，看得见骨骼的交错，血液的流动。我为她们自觉把这种如今只偏重情感表达的艺术，变成一门自觉的手艺而感到敬佩。她们在收集我们灵魂的香气。
深夜，我从诚品店员的手里接过纸袋，上面印着朱红的“福”字，以斑点状向外辐射。店员指着票据告诉我可以抽奖和积分，我突然想到在台北每条街道都能看到的“刮刮乐”彩票贩卖店。真是奇妙，热衷俗世运势和彩头的东方人性格和精神修养层面的高蹈和坚持，融合成台北人复杂却相冲和的性格，这些矛盾之处始终打动我。可是我想，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永远无关。文化修养打造的是人格，不是风格，但它让使用同一语言的诗人站在能够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海平线上。我庆幸自己遇见她们，不仅因为在这些诗里我回到自身，也回到自己的差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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