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骂人的两个益处

贝小戎 三联生活周刊

《纽约书评》一篇文章说，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关于脏话的专著，阐述脏话的益处、历史，搜集五花八门的脏话。美国认知科学家本杰明·贝尔根刚写了一本《搞什么！》（What the F），印第安纳大学英语系的迈克尔·亚当斯写了本《赞美脏话》。

骂人的词发音都差不多。在英语里，至少三分之一的所谓四字词真的由四个字母组成，构成了一个音节，而且十有八九这个音节是闭音节，即结尾是一个或两个元音。这可能是因为元音比辅音听上去更响亮、更绝对（对比一下piss和pee，cunt和pussy）。

迈克尔·亚当斯的著作《赞美脏话》

脏话发音上的这一特征使得它们有一定的益处，比如能帮助我们忍受疼痛。脏话不仅能镇痛，还有发泄作用。当你的购物袋掉到水坑里，或者手指被窗户挤到时，骂一句“天哪”、“我靠”之类都没大用，你需要的是“我操”。因为这个字不仅能表达你的情绪，还陈述了一个哲学真理。因为它的极端，它是在说，“你已经发现了语言的尽头，不能再走得更远了。”骂人不是跟自己有关的一个举动，它抱怨的是人类的处境。允许骂人能够防止更加严重的破坏。《脏话简史》作者梅丽莎·莫尔说：“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让人们感到震撼的词都跟性或排泄功能无关，而是跟宗教有关。晚至1866年，波德莱尔因为中风而患上了失语症，他强迫性地重复“该死”（神圣）而被赶出医院。脏话从宗教用于转向性和如厕方面的词语，主要是因为宗教的衰微，但也是因为人们的室内布局发生了变化，人们有了一些性爱和排泄的私密空间，指涉这些事情就变成了对隐私的侵犯，从而让人感到震撼。

亚当斯认为，脏话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哲学家诺埃尔·卡罗尔说，2006年他在越南河内参加一场国际会议。头一天，为了打破冷场，越南和西方学者轮流比赛讲笑话。头两个越南学者讲了下流笑话，但西方学者因为担心会惹是生非，坚持讲正经笑话。所以大家仍彬彬有礼的。最后，第三位西方选手，即卡罗尔，讲了一个关于公鸡的下流笑话，所有人都放松了下来。后来会议开得很成功。

脏话有打破隔阂的作用，所以在军队、体力劳动者、爵士乐团等群体中，fuck、motherfucker等词使用频率非常高。迈克尔·亚当斯提出，脏话之所以能够提升人际关系，是因为它们以信任为前提，相信我们的交谈对象跟自己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不会讨厌我们使用犯忌的词。如果一种关系通过了脏话测试，他们就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正如许多人发现，说脏话能够助性。但士兵和工人之间脏话如此常见，还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相互说脏话为他们的休戚与共感增添了一层恼怒与坚忍的涂层。

据调查，英国人、美国人和新西兰人都认为，在跟性有关的脏话中，cunt是最脏的。奇怪的是，日本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脏话。你可以这样侮辱一个日本人：说他犯了一个错误，或者做了什么蠢事，但日语中没有assface或fuckwad这样的词。日本棒球明星铃木一郎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最喜欢在美国打球的一点是能骂人，他学会了用英语和西班牙语骂人。他说：“西方人的语言使我能够说我本来说不了的话。”

由于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西方人说的脏话越来越多了。据统计，2011年3月，Billboard流行音乐榜上，最热门的十首歌曲中有三首歌曲名字里都有脏话。2011年，《今日美国》报一篇报道说：“过去出版是绅士的职业。但在标题中使用脏话的趋势从流行歌曲、百老汇蔓延到了图书行业。”以致《华尔街日报》的书评说，这年头，谁要不听见脏话，只能要么戳破自己的耳膜，要么搬到日本去。

在孩子面前说脏话，甚至孩子说两句脏话，问题都不大。但不等于要鼓励孩子随便说脏话。《大西洋月刊》的一位作者说：“脏话的意义部分就在于它是家长反对的。如果脏话让所有人见怪不怪了，它们就变成普通的词了。如果教孩子关于脏话的事儿，你要对他们说，小孩不可以说脏话。不然他们怎么能TM学会正确地说脏话？”

一位美国学者说：“我们要赞扬和感激那些继续审查脏话的人：法庭、一本正经的语文老师、出版物、不许孩子说脏话的父母。因为当对脏话最后的禁止消失时，脏话也将失去其力量。”到那时当你不小心磕到哪儿时，说一句“我擦”也不能让你觉得好受点了。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会对使用脏话的节目罚款，但是该委员会从未公布会被罚款的词的清单，美国动画协会的分级委员会也没有明确哪些东西会被分为哪一级。动画片《南方公园》递交到动画协会时，被列为NC-17级，17岁以下的人即使在大人陪伴下也不允许观看。制片人觉得，这样的话他们就要赔了。所以，他们修改了该委员会认为有问题的段落，同时利用了规定不明确的漏洞。导演马特·斯通说：“如果他们说哪里要删掉，我们就把它改得凶狠10倍，但长五倍。再送过去之后，他们说好多了。”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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